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影响的时空差异研究

海洋产业结构是影响海洋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运用计量面板模型检验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阶段和分区域分析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时间演变差异和空间聚类差异。结果表明,1997—2005年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于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波动增长趋势,2006—2014年这一贡献程度呈现普遍持续下降状态,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已经不能充分解释经济增长。通过偏离—份额的办法结合聚类分析将沿海地区划分为四个类别,对区域个体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劣和竞争力强弱进行比较,结合时空差异提出沿海地区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相关建议。     

贸易开放度、产业专业化与广西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广西八个行业数据构造两种产业专业化指数,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分析广西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广西贸易开放度和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行业产出专业化水平和生产率专业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广西的行业生产率专业化水平较低,还不足以对经济产生正影响效应。因此,政府须在政策、资金方面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扶持,使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技术进一步提高,才能拉动广西的经济增长。     

技术创新领域的选择、专业化与区域经济增长

选择正确的技术领域并实现专业化是各地区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重要课题。为考察技术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专利数据,构建两种不同领域的技术专业化指标,设计包含交互项的空间计量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不同类型的技术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溢出效应,为区域技术创新重点领域的选择提供参考。结果表明：技术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受技术创新能力高低的影响,在一定的创新能力条件下,专业化于自身优势产业所对应的技术领域对经济的正向作用会被削弱,而专业化于具有高技术机会的技术领域对经济的正向作用会被更有效地发挥,因此不同的创新发展阶段应选择不同的技术专业化模式。此外,高机会技术领域的专业化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     

浅谈经济增长与金融、货币增长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逐渐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重点。所谓经济增长,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必须保持合理的速度进行增长,目前各国普遍采用的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是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分析国际经济现状,全球经济处于缓慢复苏阶段,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想要实现稳定而高速的发展,必须要正确的把握住金融发展以及货币政策等一系列的关系,进行积极的改革和创新。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与经济增长方程的讨论

一、有关经济增长因素分析问题 大多数人认为,所谓“增长速度方程”是指增长速度(资金)、劳动增长速度、技术进步速度与产出增长速度之间奖系的数学模型,并从各个经济变量相对变化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其数学模型为熟知的y=a αk βl。其中y为产出增长速度,k为资金增长速度,l为劳动增长速度。α、β分别是资金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该方     

广西蔗糖产业组织化发展模式分析

蔗糖产业是广西重点支柱产业之一,“小生产,大市场”的矛盾日益阻碍广西蔗糖产业的发展。本文首先对现存的几种蔗糖产业组织模式进行了探讨,然后分析它们的经济效益,最后提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农户”的模式将成为蔗农组织化的最重要形式的论断。     

论货币、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货币既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又是诱发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通货膨胀在短期内能刺激经济的增长,从长期看有害无利。治理通货膨胀要继续实现稳健的货币政策,经济增长要摒弃依靠货币推动的速度型方式,转移到效益型轨道上来,这就必须转变投资观念,严格控制投资规模,努力提高投资效益。本文拟从货币、通胀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出发,探讨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制度、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

首先,对制度、制度的功能与制度创新作了解释。然后,应用经济计量模型,以改革开放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数据为例,在传统的资本因素和劳动力因素的基础上,增加了制度因素和产业结构因素来考察中国的经济增长,得出结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经济增长与地区经济差距

本文对地区经济差距进行了分解,计算了服务业中具有高度集聚性的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基尼系数;再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进行空间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因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差异是地区差距的重要来源。     

政府收支规模、波动与经济增长

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波动是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并对长期经济增长存在重要影响。本文分析了1981—2016年以来中国30个省级区域财政收入和支出及其细分项目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出波动性对长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政府收入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但政府支出的波动性提高则会促进经济增长。另外,财政收入的规模本身对长期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     

FDI溢出、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

当人力资本由外资生产部门转向国内生产部门或建立新企业时,FDI内生的技术溢出将成为可能,而新企业的建立需要向国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因此,金融市场将起到FDI溢出与经济增长的重要联结作用,其效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FDI溢出的效果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通过模型分析和数据检验,本文认为,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降低融资成本,促进人力资本学习水平上升进而导致其建立新企业的努力,意味着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增加FDI的边际社会产出,FDI的溢出效应将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     

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与地区经济增长

院文章依据内生增长模型,对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对地区技术进步的贡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规模经济对东部地区技术进步的解释要大于对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的解释相差无几.从全国范围来看,规模经济对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要远大于比较优势对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从而表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已转变到依靠规模经济拉动的方向上来,规模经济而不是地区的比较优势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中发挥主要作用.     

经济增长、幸福感与社会稳定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和各地级市统计公报的数据,通过考察经济增长和幸福感对人们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影响探索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控制人口特征变量之后,人均GDP和经济增长率并不影响人们是否参加群体性事件;失业率对人们是否参加群体性事件具有显著影响,失业率越高,人们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越大;物价指数对人们是否参加群体性事件具有显著性影响,物价指数越高,人们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越大;幸福感对人们是否参加群体性事件具有显著性影响,人们幸福感越高,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越低。将样本按照收入划分为低收入样本和高收入样本,结果发现,失业率对低收入人群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程度要低于对高收入人群的影响。物价指数对低收入人群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对高收入人群的影响。幸福感对对低收入人群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程度要低于对高收入人群的影响。     

金融、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的效率

本文利用经济增长模型从动态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长期分析。文中考察了两部分内容：一是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机制；二是有效率金融体系所应具有的特征。     

农村经济的市场化与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

农村的问题，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组织农民的问题；农村经济的问题，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组织农民进入市场的问题。     

区域海洋经济研究前瞻

海洋经济研究一直在探索中前进,并形成了不同的研究体系。从海洋经济的概念不同影射研究范围的不同,到研究方向的区别,加上现在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使海洋经济研究渗透性很强。通过对海洋经济文献的研究,发现所有的文献均未能考虑地区间可能存在空间自相关,进而提出了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来研究海洋经济区域差异的可能性。     

民主程度、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民主程度通过国家制度影响“人”在一国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从而释放人口红利,刺激经济增长。本文针对1960—2015年150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民主程度在人口红利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结果表明：第一,人口红利能够显著刺激经济增长。第二,民主程度难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直接作用,但能释放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体现出放大器机制。这一研究结论在不同时间区间和极端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中稳健成立,也不受人口变量和民主程度变量选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可能有助于对中国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继续推行政府放权让利、促进公平竞争,从而最大化挖掘人口红利末期的经济增长潜力提供经验数据支持。     

垄断、竞争与经济增长

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质就是垄断的不断形成与竞争逐渐产生的过程。没有垄断,经济增长就缺乏后劲;没有竞争,经济增长就失去了动力。垄断并非十恶不赦,它有其存在的基础,也有它消失的理由;新的垄断需不断问世,旧的垄断要及时退出历史舞台,只有这样,经济的持续增长才能实现。     

创新、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本文以熊比特的创新思想作为出发点,对创新与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以及创新促进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得出结论:创新导致经济结构的变迁,而结构变迁正是经济发展的本质。     

市场化进程、企业家能力与经济增长

本文以2010—2012年中国大陆省级行政区的宏观经济数据和企业家能力的微观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分析企业家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不同市场化进程下企业家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差异化贡献。研究发现,企业家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社会责任能力越强,越不利于经济增长;相反,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和战略领导能力越强,越有利于经济增长。在不同市场化水平下,企业家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市场化水平越高,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责任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越弱,关系网络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将有所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