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基于1982～2006年时间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研究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农产品出口贸易结构效应,运用协整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就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农产品出口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无论是初级农产品贸易还是农产品加工贸易,这种互补关系都是确定的。从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农产品加工出口贸易促进作用有限。     

FDI流入的产业结构对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FDI流入的技术外溢、集聚效应和挤出效应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运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对按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和要素密集度分类的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调整的表象作用;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对按三次产业和按贸易方式分类的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实质性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与天津出口贸易的互动关系——基于脉冲响应函数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天津1980-2007年的年度统计数据,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分析了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并利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进一步分析了两者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天津的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增长和进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外商直接投资、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增长和进口贸易都是出口贸易变动的原因。从动态角度看,在短期内,天津出口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冲击的反应短期较为明显,而贸易伙伴国经济增长与进口贸易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在短期并不显著;从长期来看,FDI对出口贸易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出口贸易增长主要依赖于进口贸易,而贸易伙伴国经济增长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作用十分有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FDI流入能替代进口贸易吗?——基于新经济地理贸易自由化的研究

通过构建三地区、两部门和两要素的空间均衡模型以及使用2002-2008年期间中国28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FD I流入与进口贸易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主要取决于国家或区域间的贸易自由化水平。在区域间贸易自由度水平较低时,贸易自由化强化了FD I流入对进口贸易的互补作用;只有在区域间贸易自由化水平突破某个门槛值时,FD I流入与进口贸易才是替代关系。此外,本文研究还发现劳动力禀赋能够促进进口贸易,本地资本禀赋对进口贸易影响并不显著,而在贸易自由化水平比较低时人力资本禀赋对进口贸易没有影响,但在贸易自由化水平比较高时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分析——以1994-200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东部地区出口贸易发展的促进效应最大,而且影响程度超过其他解释变量,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贸易促进效应的发挥要受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内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在引资的同时,要注重内部市场培育,以充分发挥外资在东道国市场的外溢效应,带动本地区当地企业的出口。     

FDI对我国贸易出口额影响的实证分析

采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统计的我国贸易出口额的相关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额与产品的出口规模、汇率与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定量回归分析。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出口额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额的迅速增长的确明显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FDI改善了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最后提出了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贸易效应,促进结构优化的建议。     

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效率及其区域差异——基于随机前沿分析(SFA)技术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我国30个省份1996～2007年间的出口贸易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要素禀赋、贸易开放度对我国出口贸易技术效率的提高具有负效应,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则具有正效应。产业结构不合理,要素禀赋中K/L比率较低,贸易开放度过高(即贸易依存度过高),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技术效率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对生产要素的节约及优化都对我国出口贸易技术效率的提高产生了正向效应。对东、中、西部的区域出口贸易技术效率差异进行分析,发现三个地区的技术无效率函数中,西部的产业结构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效应,东部和中部的产业结构对于出口贸易的技术效率有正效应,但并不显著;FDI、技术进步对三个地区出口贸易技术效率有显著正效应,要素禀赋、贸易开放度具有显著负效应,但影响程度不同。     

我国和主要贸易国的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主要出口的15个国家1996-2015年的贸易相关面板数据,建立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主要出口国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显示,出口目的地国家地区的经济规模、出口目的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进出口地之间的地理距离和是否同属于WTO组织等因素会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显著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区域出口绩效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模型方法,对1991年—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省级出口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总体上对我国的省级出口贸易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对中、东、西三个地区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三个不同的区域出口影响不同,东部地区的影响效应要强于中部地区,同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西部地区的省级出口影响并不显著。     

TPP对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及对策——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的视角

笔者通过扩展现有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结合相关自由贸易协定理论,探讨了TPP对中国和美国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以及现阶段中国应对TPP发展的政策组合等问题。研究结论表明,TPP将对中美两国产生截然不同的贸易和投资效应:现有TPP推动的贸易自由化将抑制中国的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却能扩大美国的出口和外资流入;现阶段中国加入TPP的难度可能较大;扩大内需和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是目前中国应对TPP发展的可行政策组合。     

试论国内区际贸易与对外贸易利益的关系

对外贸易的发展理应建立在国内区际贸易充分开展的基础上。国内区际贸易的开展对对外贸易利益的取得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国内市场分割现象,使得国内区际贸易滞后于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并制约了对外贸易利益最大化的实现。本文的政策结论是通过加快改革逐步实现国内经济市场化和一体化以提高外贸利益。     

标准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效应——基于局部均衡的分析

由于技术差距的存在,中国出口贸易产品的技术标准普遍低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因此,标准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显著。从局部均衡的角度分析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影响效应发现：在短期内,标准化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效应主要是负面的,表现为贸易限制效应、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条件效应;而在长期情况下,如果企业能够积极改进,不断创新,那么标准化对中国的贸易会产生积极的促进效应,贸易量会增加,同时贸易条件也会得到改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发展的思考

服务贸易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和东盟各国应在加快服务贸易合作的基础上,通过保障服务贸易良好发展的一系列协议,采取不同策略逐步发展服务贸易,消除服务贸易中产生的摩擦,以实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分析

在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按照《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时间框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全面建成。本文首先介绍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状况;然后采用定性分析法,通过对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东盟的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只要将贸易区内存在的问题处理妥当,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建成后将能发挥更大的潜力。     

制度性国际贸易壁垒论

<国际贸易>教科书将贸易措施划分为关税壁垒措施和非关税壁垒措施,忽视了制度性国际贸易壁垒措施;传统的国际贸易壁垒理论仅认为关税壁垒是"合法"的,忽视了国际贸易制度的"合法"性.事实上国际贸易壁垒,正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制度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国际贸易措施的主流.     

论后WTO的贸易保护

在入世过渡时期结束后,中国应该在WTO框架内实施贸易保护,从而达到贸易自由的目标.贸易自由理论和贸易保护理论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贸易自由理论中可以找到贸易保护的依据.贸易保护理论的终极目标是贸易自由.入世5年过渡时期的实践证明,中国既要积极应对其他国家的"合规性"贸易壁垒,也要在WTO框架内加紧构建自己的"合规性"贸易壁垒.     

中加贸易互补性及贸易潜力探析

近些年来,中国和加拿大双边贸易得到较快发展。笔者利用1998年～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使用贸易结合度、贸易竞争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和经常市场份额模型等一系列指标,对中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互补性和贸易潜力进行全面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和加拿大的贸易结合度不断提高,两国之间的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且是一种稳定而持久的互补关系。同时,中国对加拿大出口增长贡献最大的是竞争提升效应,加拿大对中国出口增长贡献最大的是市场扩大效应,两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贸易潜力。     

Institutionalism and New Trade Theory: Rethink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rade Policy

Gomory and Baumol (2000), and Samuelson (2004) have raised concerns about international trade’s future impact on U.S. national income. The focus is how globalization may affect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across countries of gains from trade. Though their analysis is developed using a pure trade theoretical framework, it has strands in common with institutionalist thinking. Their findings spotlight the need for a new U.S. trade policy agenda aimed at maximizing the U.S. share of gains from trade, and complementing conventional Keynesian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 analysis.     

中美贸易顺差与我国加工贸易产业转型升级

笔者运用协整分析的方法,对中美贸易顺差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美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于美国及东亚诸国对华产业转移所导致的产业内贸易,其实质是我国国内加工贸易产业结构不合理.由此引发了对加工贸易产业结构优化的思考.     

Short-Term and Long-Term Margi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rom the Canada-Chile Free Trade Agreement

We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Canada-Chile Free Trade Agreement (CCFTA) on Canadian exports to Chile, particularly the dynamic effects of the agreement on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margins of trade. Consistent with the literature, we find that the extensive margin effects occurred later than the intensive margin effects and became more prominent in the long-term. Surprisingly, the intensive margin effects died off in the long-term. A theoretical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show that our results can arise in a standard setting of intra-industry tr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