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专业化与研发投入——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证据

文章利用1995-2010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在考虑新产品需求、市场化进程等因素的情况下,实证分析了垂直专业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行业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垂直专业化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研发资本投入和研发人力投入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且入世后这种促进作用更大;垂直专业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性,在垄断程度较低、技术密集度较高和外向度较高的行业中,垂直专业化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FDI、产业集聚结构和行业创新绩效——基于制造业13个分行业面板数据的GMM分析

运用2000—2010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广义矩(GMM)估计方法对FDI和产业集聚结构对制造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分析表明:从全国整体来看,FDI、产业多样化和产业专业化对创新绩效影响为正向,只不过仅在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从分组回归结果来看,FDI和产业专业化对高技术行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相对更大,而产业多样化对低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突出。为此,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实施行业差别化产业集聚战略、营造创新网络体系,提升制造业创新绩效。     

知识产权创造与高技术产业增长互动效应研究

基于1997-2010年高技术产业省际数据,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面板VAR模型GMM估计、面板VAR方差分解,分析了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创造与高技术产业增长之间内在的依存和因果关系,并提出了提升两者间相互作用的对策建议。     

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证据

垂直专业化分工如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1998～2015年省级层面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垂直专业化有效地提升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但在金融危机后垂直专业化的提升效应减弱了。垂直专业化对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可以通过研发投入和劳动生产率机制实现,但垂直专业化的研发效应较弱,通过研发投入机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较为有限。此外,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对绩效较好企业的影响效果更显著,而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差异不明显。因此,为提高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适度考虑地区企业的特征因素,以充分发挥垂直专业化的提升效应。     

高技术产业转移的定量测度及效应分析

基于2009—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从定量角度分析高技术产业相对转移规模和转移特征，并运用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产业转移能否提升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通过何种路径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表明，高技术产业总体呈现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并在局部地区存在梯度转移特征，不同子行业转移和集聚趋势存在显著差异；产业转移能显著提升承接地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但产业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各行业产业转入对纯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显著，说明产业转移主要通过纯技术效率促进承接地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我国产业集聚特征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SGMM分析

笔者从集聚程度和集聚类型两方面描述制造业在我国各区域的分布特征后,基于2000年～2008年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GMM)检验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集聚程度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与多元化相比,专业化的集聚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企业规模过小引起的激烈竞争已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分行业研究时发现,不同技术含量的行业集聚效应是不同的,目前高技术行业集聚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尚没有充分发挥。     

垂直专业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贸易理论为基础,以31个中国工业行业2003-2010年数据,建立面板计量模型验证该影响机制,并将TFP效应进行分解,分析了参与垂直专业化中行业差异造成不同影响效应的原因。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参与垂直专业化有利于工业行业总体TFP的提高,但资本密集度高、出口外向度高和市场集中度低的行业参与垂直专业化更有利于行业TFP的提升;行业差异的不同影响效应是通过对技术效率效应(EF)和技术进步效应(TE)的不同效果而影响TFP变化结果的。     

中国高技术行业专利申请的长期战略和短期措施

利用1995-2009年中国高技术产业21个行业面板数据,通过单位根和面板模型设定形式的检验,在变系数和时点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行业总产值、R&D经费内部支出及R&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对行业专利申请量的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行业专利申请量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特征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高技术产业各行业专利申请的长期战略和短期调整措施。     

中国高技术行业专利申请的长期战略和短期措施——基于高技术行业面板数据的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

利用1995-2009年中国高技术产业21个行业面板数据,通过单位根和面板模型设定形式的检验,在变系数和时点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行业总产值、R&D经费内部支出及R&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对行业专利申请量的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行业专利申请量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特征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高技术产业各行业专利申请的长期战略和短期调整措施.     

集聚经济一定有利于产业国际化吗——基于中国省域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我国29个省份制造业19个二位数行业2005—200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效应对产业国际化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与行业特性、区域特性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从总体样本来看,专业化经济对产业国际化具有显著正影响;而竞争效应和多样化集聚效应对产业国际化具有负效应。不同行业的影响方向、大小及机理与行业特性高度相关;专业化集聚对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国际化的正效应要大于劳动密集和中低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集聚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劳动拥挤效应。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影响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二者关系还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基于1995—2016年我国内地多个省市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构建交互项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就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对高技术产业集聚与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与对外开的放交互项系数为正，对产业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门限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正向影响会减弱，证明了威廉姆森假说在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存在性；随着对外开放程度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正向影响会增强，否定了开放性假说。     

技术创新能力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采用中国高技术产业中的17个行业在1995—0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在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衡量上,突破了以往仅从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两方面考察的做法,增加了对技术创新环境方面的考虑。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对产业国际竞争力有显著影响;且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环境指标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技术创新产出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程度相对最大,其次是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环境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相对最弱。     

高技术产业国家价值链网络结构与省域增加值分解——来自电子信息产业的证据

为破解我国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中面临的低端锁定困境,需要构建并完善国家价值链分工体系。构建中国高技术产业国家价值链内生增值传导网络结构分析框架,并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对省域国内增加值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上游技术研发能力较弱,整体增值能力不强;下游间接关联产业部门数量及关联系数值仍待提高;除中游外,上下游出口国内增加值偏低,国际竞争力较弱;东、中部省域国内完全增加值占据优势,内生增值能力方面各有所长,东北、西部省域国内完全增加值及其内生增值能力均较弱。同时,中国省域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未表现出显著地理地区特征,即使同一地域的省域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差异。     

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因:内外部研发与协同创新

聚焦生态文明型的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2006—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环境约束下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利用系统GMM模型对影响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动因进行实证检验,并构建VAR模型探索其长期效果。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自身“累积”效应;国际研发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但高强度环境规制对其有“成本挤出”效应;在短期,内部研发尚未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但环境规制带来的“财税激励”能够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仅高环境规制地区内外部研发能够产生协同效应。     

贸易开放、多渠道FDI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及VAR脉冲分析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聚焦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2006—2018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环境约束下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分解出纯技术效应部分和规模效应部分。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构建VAR（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索其长期效果。结果表明：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主要由纯技术效应贡献；FDI资金和物力流入均通过提升规模效应促进本地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而在邻地则通过提升纯技术效应实现这一过程；FDI技术流入主要通过提高纯技术效应推动绿色技术进步；高质量人力资本和严格的环境规制均在本地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在邻地则无此效应。贸易开放本身能够显著促进本地高技术绿色技术进步，但与FDI资金和物力流入交互影响均抑制本地绿色技术进步，而与FDI技术流入交互作用在本地和邻地均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贸易开放、多渠道FDI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及VAR脉冲分析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聚焦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2006—2018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环境约束下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分解出纯技术效应部分和规模效应部分。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构建VAR（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索其长期效果。结果表明：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主要由纯技术效应贡献;FDI资金和物力流入均通过提升规模效应促进本地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而在邻地则通过提升纯技术效应实现这一过程;FDI技术流入主要通过提高纯技术效应推动绿色技术进步;高质量人力资本和严格的环境规制均在本地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在邻地则无此效应。贸易开放本身能够显著促进本地高技术绿色技术进步,但与FDI资金和物力流入交互影响均抑制本地绿色技术进步,而与FDI技术流入交互作用在本地和邻地均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经济增长与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含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1993—2009年46个国家和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含量测度结果发现,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含量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含量明显超出其收入水平,印度已成为领先国家之一,而中国高技术出口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进一步的实证检验表明,经济增长对高技术出口技术含量提升具有长期协整关系,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含量的自我提升过程具有显著的收敛性,发展中国家自我提升力表现出明显的追赶效应。     

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究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区域间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高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低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均具有显著空间正相关性,二者协同集聚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双重门槛,当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度和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度均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时,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最强。仅少部分省域两产业集聚度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能够有效发挥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