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FDI是否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针对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可以使用汉森（Hansen）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生产性服务业FDI可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投入水平在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确实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FDI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人力资本水平及研发投入水平之间呈非单调的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这种提升作用就会发生显著性改变;随着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FDI促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系数就发生由负转正的变化,由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     

全要素生产率与FDI和研发资本存量对其影响探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有很多前提假设,当这些假设被打破时,传统方法将出现很多问题。文章将基于1992-2008年我国28个省的面板数据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对FDI和研发资本存量对其影响进行计量分析。     

安徽与上海、江苏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分析

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通过计量经济学回归分析,对安徽、江苏、上海三省市全要素生产率加以计算,探讨这三个省市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不同,从而找出安徽与发达地区在经济增长动力上的差距,并且针对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提出了安徽必须依靠技术、人力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的发展。     

出口、利用外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运用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计算机制造全行业,以及各个子行业企业的出口、利用外资的状况和企业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全行业,利用外资以及利用外资的来源地对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起着首要作用,企业是否出口起次要作用。具体来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排序为：出口的外资（不包括港澳台投资）企业＞不出口的外资（不包括港澳台投资）企业＞出口港澳台投资企业＞出口的内资企业＞不出口的内资企业。在各个子行业中,则发现了和全行业不同的情况。     

研发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2003-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估算并分解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TFP),考察研发补贴对企业整体TFP及构成TFP的前沿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配置效率四个组成部分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补贴没有显著促进整体TFP增长;从TFP的内在结构看,研发补贴显著促进前沿技术进步,显著抑制配置效率提升,没有显著影响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一步按企业所有权性质、融资约束、行业特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分组分析,发现研发补贴显著促进非国有企业、受融资约束程度较高企业、非高技术行业企业、处于激烈竞争市场中的企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地区企业的前沿技术进步;显著降低受融资约束程度较低企业、非高技术行业企业、市场竞争程度较低企业的配置效率.论文的研究结论对完善研发补贴政策、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有一定启示.     

对外贸易、劳动力转移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文章运用经验数据和实证检验分析了对外贸易、劳动力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影响并对其进行了结构分解。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倒U型影响,主要源自于进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与此影响相反,进出口贸易对综合技术效率呈正U型影响。劳动力转移可以显著提高综合技术效率而对技术进步具有直接负面效应,但通过推动对外贸易进而提高技术进步的间接促进效应不应被忽视。随着技术势差的缩小,通过对外贸易等渠道获得技术溢出的效应日趋减弱,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应转变为主要依靠自身技术研发和制度创新,同时应注重进一步挖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潜力。     

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解析

本文给出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定义,介绍了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的分类情况,并揭示了各种分类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详细介绍了各种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及其分解原理,概括了应用这些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解析

文章给出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定义,对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回顾,介绍了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的分类情况,并揭示了各种分类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详细介绍了各种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及其分解原理,概括了应用这些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工业机器人、全要素生产率与制造业增长

基于中国制造业以及CRIA工业机器人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中介效用模型,实证检验全要素生产率在工业机器人与制造业增长之间的中介传导作用。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增长的影响可分为直接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中介传导效应,其中: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增长的直接效应解释了总效应的82.45%,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中介效应仅解释了总效应的17.55%。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促进制造业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中介效应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传导,而非技术效率。     

财政压力、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社会转型期典型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对地方创新活动和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运用2004~2017年中国25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基准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压力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财政压力通过抑制技术创新进而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验证了财政压力→技术创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进一步门槛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财政压力的双门槛效应,在财政压力的不同门槛值区间,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梯性降低趋势。未来需综合完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制度,合理控制财政压力的区间范围,助力技术创新以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本文运用径向非角度方向性距离函数方法测度了2000～2009年之间我国30个省份的工业部门的环境技术效率值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值,同时把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效率改变和规模效应,并对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东部地区的环境技术效率值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环境规制、教育水平、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正向作用,而资源禀赋、能源结构、一阶滞后项则起反向作用,所有制结构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不显著。     

泉州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及分解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小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1992年--2007年,泉州市的TFP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影响泉州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性因素中,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化水平以及经济集聚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2010—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市场竞争对高管薪酬差距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市场竞争强化了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由于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以及面临的竞争压力较小,市场竞争的调节效应弱于非国有企业。     

广东省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高速增长,但其主要依靠资源投入型的粗放增长方式带来的后果也越来越显现.通过对1985年～2008年广东省的经济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探讨了广东省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并对要素投入增长与全要素增长进行了格兰杰检验,得出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有效劳动作用不明显的结论,指出今后经济发展...     

结构转变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本文基于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以及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的争论,通过构建TFP增长的分解方程,强调了结构转变通过资源在不同部门间的再配置对生产率的影响,重新测算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TFP增长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TFP增长率较高,资源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部门,尤其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再配置对TFP增长有显著作用,其贡献高达28%。因此,对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来说,经济增长仍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