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的公共政策分析

公共政策是国家（政府）、执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内为实现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或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公共政策由特定的主体制定执行，政策体现主体的意志；公共政策具有特定的价值取向，即明确的方向性。政策是政治控制或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公共管理的手段，是利益关系的调节器。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是事关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战略性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各级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效果不是十分明显，原因很多。本从分析农民增收的现状入手，剖析农民增收的问题所在，提出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优势认知下的遏制——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性质和结构分析

分析美国当前对华政策需要在战略逻辑上回答两个日益凸显的问题：一是为什么拜登政府一边反复表示“无意改变中国”,一边加强对华打压;二是为什么拜登政府高度重视中美经济竞争,但又以台湾问题为杠杆急速强化针对中国的安全联盟。针对第一个问题,如果将遏制定义为对直接塑造对手意图和行为的预期较低、更重视削弱对手行为能力的一套战略逻辑,则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已由以强制为主转为以遏制为主,种种“无意改变中国”的表述正是这一转变的表现。针对第二个问题,拜登政府的对华经济和安全遏制并非彼此孤立,它们分别是美对华战略竞争中的长期优势策略和短期保障策略,并且正因为抱有在经济竞争中的优势认知,才更需要加强威慑。拜登政府还在同时推动对华遏制与战略收缩,在规划安全遏制时更重视动员盟友和维护信誉,这促使其大踏步地将台湾问题多边化。从较为系统的遏制理论视角分析美国对华政策,能更好地认识到其转变和遏制政策本身的多样性,也有利于对遏制概念“去魅”:遏制仅是一种战略逻辑,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可逆转的持续冲突和关系危机。     

人物

拜登美国将告别单边政策 美国副总统拜登2月7日在第45届幕尼黑安全会议上阐述美新政府外交政策基调，承诺美国将同布什政府的单边政策决裂，表示将“重启”与俄罗斯的关系，并同伊朗进行对话。     

日本贸易政策的“泛安全化”及影响

在国际格局调整、新冠疫情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叠加的背景下，日本政府不断增强贸易政策的安全属性，推动贸易政策走向“泛安全化”。日本贸易政策的安全化转向受到外部风险冲击以及国际竞争的影响，同时也是岸田政府寻求国际影响力和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载体。贸易政策的“泛安全化”导致安全思维成为日本制定和施行贸易政策的价值取向。在经历了利益界定、威胁识别和手段选取3个阶段后，日本贸易政策的安保属性日趋凸显，压迫性色彩也日渐浓郁。日本贸易政策“泛安全化”带来的阻碍效应和破坏效应，不仅冲击着中日经贸关系的正常开展，也加速了亚洲生产网络重构的进程，值得密切关注，也需要积极应对。     

“印太经济框架”的意涵、影响及其前景剖析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为填补“印太战略”经济短板，重塑美国“同盟体系”，巩固制定国际规则的主导权，全面遏制中国发展，选择性继承特朗普时期的部分政治遗产。拜登在访日期间抛出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简称IPEF）。IPEF作为美国单方主导的规则议题，鼓操“共同的民主原则与普世价值”，具有很强的地缘政治属性、意识形态色彩与“圈子化”“模块化”“拼盘化”等鲜明特征，将对全球经济格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和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与此同时，IPEF将受美国政党极化、利益集团博弈以及成员国接受与融入程度、国际社会反响、中国发展韧性等诸因素制约，要及时评估IPEF谈判议题、发展进程及其可能带来的各种消极影响，做到有备无患。     

论入世背景下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及其矫正

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经政治过程所产生的策略.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的关键环节,政策执行不力或存在偏差,将会导致公共政策的受阻,引起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无序和混乱.     

产业地理与贸易决策——理解中美贸易战的微观逻辑

2018年开始,美国对华发起规模空前的贸易战,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关税战”和“技术战”两个方面。贸易战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明显的利益分化,利益受损方及其在政治体系中的代表力量成为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弱贸易战烈度甚至结束贸易战的主要动力。由于美国的产业呈现高度的地理集聚特征,在中美贸易战中利益受到损失的产业最终会通过它们所在选区的政治代言人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因此,理解美国产业地理政治的基本特征是理解中美贸易战进程中两国变换采取攻守策略的逻辑基础。作者认为,以产业集中分布为特征的产业地理和以选区为中心的政治地理是理解美国社会利益和政策偏好向联邦政府传导的两把“钥匙”,它们共同构成了塑造联邦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微观利益基础和核心动力机制。由于受损者比获益者更有动力站出来表达利益诉求以影响政府决策,作者在实证部分集中关注美国对华货物出口行业的产业地理政治,分析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国内潜在的反对力量,进而为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美反制措施提出政策建议。     

拜登政府主导IPEF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内容、挑战及应对研究

在拜登政府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中,数字技术治理是成员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拜登政府基于IPEF推动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具有遏制中国数字技术发展、抢占数字技术规则制定主导权、捍卫美国数字技术垄断地位等动因。预判拜登政府将主要采取“多轨并行”的灵活谈判模式及“多方联动”的数字技术治理合作策略,重点围绕技术权力捍卫型规则和技术监管合作型规则与IPEF核心成员开展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同时围绕技术鸿沟弥补型规则与IPEF中的东盟国家开展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对此,中国应充分加强与东盟等贸易伙伴在数字技术治理领域的合作,探索构建以中国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区域合作网络和数字技术规则体系。     

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必要性分析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对于弥补现有行政体制缺陷、建立广泛而理性的政治参与机制、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中面临着内外困境，如关于NGO的法律和制度不完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缺乏沟通、自身的“非营利性”和“利益驱动”之间存在矛盾等。以西方非政府组织参与政策过程的方式为借鉴，应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非政府组织自身等方面做出改进，提高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能力。以期真正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刺化。     

我国非官方政策参与主体的角色转换

政策“公众”与政策“受众” 根据其社会性质的不同，公共政策的参与主体可以分为官方政策参与主体和非官方政策参与主体。官方政策参与主体主要指广义的政府及其附属的决策咨询机构；非官方参与主体则包括所有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其他民间的个人和团体，非官方政策参与主体又常常被称为“公众”。在政策科学领域，“公众”、“民众”、“群众”几乎是同等的概念，都概指作为群体的公民，其应用也都很广泛。     

美国供应链“排华”：制约因素和应对策略

过去15年来，美国在供应链领域“排华”不断升级和强化：奥巴马时期，诉诸多边在贸易谈判领域排挤中国，供应链“排华”埋下种子；特朗普时期，诉诸单边多领域全方位排挤中国，供应链“排华”初露端倪；拜登时期，诉诸多边以安全为名排挤中国，供应链“排华”显出雏形。美国内矛盾不断累积，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重冲击叠加，供应链安全成为美国拉拢其他国家的“公约数”等，是其在供应链领域“排华”的重要原因。美国内利益集团博弈、美国与盟友利益诉求不一致、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优先议程的不同、供应链“排华”可能抑制中美在其他议题上的合作空间，将使美在供应链领域“排华”的“前景”受到重重挑战。面对美国供应链“排华”，中国要坚定地走高水平和制度型开放之路，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下，进一步夯实国内供应链，在亚太地区打造开放和包容的供应链，以共建“一带一路”推进供应链国际合作，倡导供应链领域的对话，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     

拜登政府主导IPEF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内容、挑战及应对研究北大核心

在拜登政府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中，数字技术治理是成员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拜登政府基于IPEF推动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具有遏制中国数字技术发展、抢占数字技术规则制定主导权、捍卫美国数字技术垄断地位等动因。预判拜登政府将主要采取“多轨并行”的灵活谈判模式及“多方联动”的数字技术治理合作策略，重点围绕技术权力捍卫型规则和技术监管合作型规则与IPEF核心成员开展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同时围绕技术鸿沟弥补型规则与IPEF中的东盟国家开展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对此，中国应充分加强与东盟等贸易伙伴在数字技术治理领域的合作，探索构建以中国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区域合作网络和数字技术规则体系。     

基于多源流理论模型分析我国“单独二孩”政策的开启

引用美国学者约翰＆#183;金顿的政策之窗理论,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多源流框架对我国多个地区逐步开放“单独二孩”政策进行分析,认为“政策之窗”开启导致三者有效合流,最终使“单独二孩”进入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并最终出台。     

美国的利益集团与对外政策

美国利益集团是其政府制定对外政策时不容忽视的国内因素之一，它对美国现实政治和政府的对外政策都有重要影响。甚至有人说，“对各种问题的决策是由政府、政党和利益集团共同做出的。”本文试图从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的几种主要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作用两方面来探讨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与影响。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困境及其化解路径

公民参与作为公共政策的基石，可以有效增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和科学性，并确保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然而，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在政治文化、政府与公民的互信以及参与制度方面尚存在一定的困境。据此，应该研究相应的化解路径，以期推进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进程。     

军工利益集团与日本的安全政策——兼论安倍政权下的军工利益诱导政治北大核心CSSCISSCI

安全政策变化是日本军事大国化的重要风向标。分析日本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变化时,必须承认体系和国家层次路径的重要性。但是,仅仅依靠上述两者并不足以揭开日本安全政策变化逻辑的全貌,还必须把国内政治经济进程纳入分析框架。军工利益集团作为国内政治中的重要行为体,既有集团利益最大化的现实需求,也有促进国家经济增长以及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政治意图。作者以日本军工利益集团为分析对象,以"政官财铁三角"之间的利益诱导政治为分析机制,详细探讨该集团在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制定和转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总体来看,在冷战时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的约束下,日本的安全政策相对低调,军工利益集团对日本政府的利益诱导相对消极。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持续衰退的同时,日本政府又开启了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进程。军工利益集团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积极谋求突破军工生产的部门限制,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游说政府增加防卫预算、调整防卫产业政策,这是日本安全政策日趋进攻性的重要解释机制。以当前安倍政权为案例的分析详细考察了其对军工利益集团的强势利益诱导,为前者激进的安全政策找到了自洽的逻辑解释。     

日本政治危机因素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金权政治”再次发展为日本国民对政党政治和政府机构的信任危机。日本政党右倾化,出现了国家主义威胁议会政治、“文官”无力统制军方等危险征兆。近年“安全神话”的破灭导致价值观崩溃,丧失社会安全保障感的日本民众对内寻求精神寄托和期待改革,社会不稳定因素膨胀。少数政治家为转移国内矛盾,取悦对政府不满、对外寻求发泄对象的国民,迎合媒体煽动起来的排外情绪,争取政治资源,损害中日关系。     

“印太战略”视域下美国太平洋岛国政策论析

美国“印太战略”出台与全面强化后,太平洋岛国的战略价值被不断抬升。美国从安全、经济与意识形态多领域系统加强了对太平洋岛国的争夺,其政策体系趋于完善。在大国竞争回归背景下,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存在与影响力上升引发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焦虑,美国正将太平洋岛国视作“印太战略”与对华战略竞争的重点推进地区。然而,在“竞赢”中国、霸权护持战略目标支配下的美国太平洋岛国政策,表现出对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核心关切的漠视,在导致太平洋岛国地区阵营化、大国竞争化与意识形态化风险上升的同时,其政策限度不断显现。     

传统政治文化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随着中共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共政策制定的模式也由传统的精英制定模式向由政府精英主导公民参与的模式转变。但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因此,笔者分析了其限制性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二战后联邦德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偏好

国家安全政策偏好有自主性和合作性两种类型。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条件和国内政治文化因素对国家安全政策偏好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联邦德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偏好有非常明显的合作性偏好特征,德国开放性的地缘政治位置以及德国国内的合作性政治文化是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