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的经济影响及其后续风险应对

土地财政已内生化于经济增长,但作为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一种过渡性的非传统、非正式的政府收入,其自身具有的易波动、不规范、不可持续等特点,使得现行依赖于土地财政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文章分析了土地财政给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变动带来的影响,以及后土地财政时期的潜在风险及应对。分析表明,土地财政加剧了经济的波动,带来短期内的政府公共支出增加和经济增长,但长期内并不必然促进经济增长,且会导致经济结构日趋不合理。在后土地财政时期,随着土地财政的退出将引发诸多潜在经济风险,如不能提前应对,将制约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的财政改革原理

财政改革是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环节,30多年财政改革之中蕴含着政府以目标为导向的决策逻辑。在经济增长和财政能力双重目标约束下,财政体制与政策内生于财政—政府框架之中。从实践历程看,中国财政改革经历了双重目标主导以及经济增长主导的两个阶段。在目前的经济增长约束主导期,其决策逻辑及偏好使财政制度及其改革逐渐呈现出资源配置失衡的路径。对失衡问题的解决要从改变政府决策逻辑及偏好入手。     

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的地方政府规模

对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多不涉及晋升激励问题.然而,由于中国高度集中政治体制的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晋升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进行探讨,认为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横向比较政绩考核方式在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的努力中,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规模的不适度扩张.     

晋升激励、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绩效——基于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

笔者依据1978年~2011年中部六省面板数据分析了晋升激励对中国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不利于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晋升激励与土地财政之间存在正向的互动关系;土地财政降低了经济增长绩效,而官员晋升激励通过土地财政的传导作用,抑制了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这表明晋升激励和土地财政是近年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根源。     

中国式分权与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形成机理分析——基于财政激励的视角

本文基于财政激励的视角,对中国式分权体制特征下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初步探讨了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负债所形成的财政激励作用。文章认为,中国式分权对政府官员的激励主要分为三个方面：政治体制、负债政策与政治周期。从这三个方面讲,均无法有效激励地方政府减少负债行为,主动降低财政风险。而中国式分权体制也无法对债权人形成有效的激励,使其无法有效地抵制政府的借债行为。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财政空间与经济增长*

根据Ghosh et al（2013）财政空间理论，利用2010—2019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省级政府债务可持续、财政空间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个别省份出现了财政疲劳现象，要把控好债务风险雷区，但各地区债务限额存在异质性，在不损害可持续性的情况下，大部分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实施财政刺激政策。我国省级政府的财政空间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当政府负债率高于财政空间的临界点（或较低的财政空间）时开始阻碍经济增长，因此，需要通过降低政府负债率实现更高的增长。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渠道是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全要素生产率、储蓄和长期真实利率也是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而长期名义利率未能成为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     

“双刃剑”上的中国财政分权——基于经济增长和波动效应的研究

持续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政府诱致型的波动是对这些年中国经济最合理的刻画,本文在此背景下讨论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波动的根源.利用1994-200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经济具有双面作用,一方面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导致中国经济的波动,而波动的根源是分权体制本身.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和预算软约束的相互作用会激励地方政府无论在经济衰退期还是繁荣期都采用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正是这种财政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宏观经济的波动.     

地方政府救市的体制动力和政策效应

在传统的财政三职能划分中,经济增长历来被认为是中央政府的职能.然而,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省、市政府却积极出台各项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在严峻的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央借助地方实施制度创新;而在分权改革强化的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始终存在.特有的城市经营模式使地方政府密切关注楼市,而分割的市场格局则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调节效应.地方政府的救市行为很可能形成新一轮投资拉动增长的局面,并由此加剧财政风险和环境压力.     

经济增长目标影响了企业风险承担吗?-基于市场和政府双重视角的考察

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政治和财政激励的影响.地方政府每年都制定明确的经济增长目标以指导地方发展.虽然许多研究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研究了该目标的作用,但很少有研究具体考察增长目标在微观经济中的作用方式.文章从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角度,匹配2009-2015年233个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和2381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政府经济发展规划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研究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显著增加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在更换了企业风险承担和经济增长目标衡量方法以及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存在.在外部资源的调节效应方面,经济增长目标对能获得高政府补助、融资约束程度低以及能获得高贷款的企业的风险承受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而异质性检验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刺激效应主要体现在具有一定规模、国有企业和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以及主要体现在发展水平较低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城市中.这些发现表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正面影响主要还是地方政府主导资源分配的结果,而并非市场信号机制的结果.     

财政分权:促进国有企业效率提高的可置信承诺机制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改革。财政分权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导致地方政府间争夺经济资源的竞争。这种竞争提高了救助低效率国有企业的机会成本,可以作为一种承诺机制,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与经济发展

本文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公共投资对私人资本积累的动态响应。针对公共资本的拥挤性特征 ,同时考虑财政投资可能引起的风险。在不考虑公共投资风险的分权经济中 ,由于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都处于短缺状态 ,企业争夺拥挤性公共资本而扩张私人资本的投资行为虽然使经济超常增长 ,但是存在过度投资和过度拥挤。在集中优化模型中 ,如果考虑到公共投资的风险 ,政府通过税收方式弥补公共投资风险 ,同时将企业投资产生的拥挤效应内部化 ,就能消除企业的过度投资和过度拥挤现象 ,使经济保持合理持续的增长。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需要重视财政的供给效应 ,在经济起飞初期保证一定数量的政府资本性支出是必要的 ,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政府资本性支出累积的风险增加 ,财政转型十分必要。     

关于地方政府国有土地差异化出让行为动机的经验分析

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行为之一是国有土地出让。在对我国市场化进程以来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影响地区竞争格局下地方政府行为动机的解释方面,现有的文献形成了两种互不相同的分析框架,即基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的财政激励框架和重视地区经济增长的晋升激励框架。在对上述文献进行总结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可检验的命题,从而为合理判断我国地方政府国有土地出让行为的动机奠定了计量基础。依据该命题,采用System-GMM法对我国1999～2008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后显示,我国地方政府的基于不同土地类型所采取的差异化出让方式存在显著不同的激励。     

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集体行动困境”及其破解

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型激励导致政府职能的经济增长导向,而不完善的财政体制安排、官员产生的公共选择机制和人员自由流动的Tiebout机制的双重缺失进一步强化了政府职能的增长导向,社会管理职能却被大大忽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不足,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导致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产生公共事务中的"集体行动困境"。进一步改革不能将焦点全部集中于地方政府,换言之,中央政府事权"下移"、经济增长型激励异化、过度的政府支出地方化和监督制约的缺位共同造成了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增长导向和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必须辩证看待转轨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所处的制度环境,通过政治突破、体制突破和外部保障机制等更加综合的政策措施,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实现激励相容,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     

县际竞争、转移支付与县级财政债务决策——基于中部A县的个案研究

县际竞争、转移支付与县级财政举债决策存在相应的联动机制,进而影响县级财政发展质量。研究表明,中国式县际竞争做对了县域经济增长的激励,县级财政收支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与GDP增长相关。而分税制以来中国式县际竞争日益凸显其财政的负外部性,县级政府举债是县际竞争与目前财政激励约束机制相结合的必然结果。转移支付并不总能对县级财政行为产生正向激励效应,反而加剧了县际竞争的激烈程度,过度举债是县级政府对转移支付激励的策略性选择。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分析

政府债务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点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了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2014年经济工作将着力防控政府债务风险作为六项主要工作任务之一,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政府债务问题的重视。如何有效的化解和防控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的系列风险,已经成为中国财政理论和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从财政及经济理论的角度挖掘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存在的深层次原因,以现代财政理论为指导,为中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提出政策建议。     

关于财政风险的理论分析

财政风险是政府风险与经济风险的集中表现。本文通过对风险与经济风险分析 ,力图正确界定财政风险这一基本概念 ,揭示我国财政风险的特点以及财政风险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环境质量文献综述

中国财政分权式改革为地方政府竞争提供了经济激励,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研究区域环境质量是一个前沿问题。文献归纳了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影响区域环境质量的理论机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发现已有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对中国的区域环境问题及治理,需要结合财政分权,深入分析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机理及其背后的制度因素。     

财经人语

谢国忠：中国房地产或于2012年崩盘 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日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为保持高增长而将房地产投资最大化。地方政府乐此不疲。这可以快速体现地方领导政绩，同时也为地方财政带来巨额收入。“除非通过改革地方政府的评估机制来扭转这一趋势，中国未来两年的资产泡沫将越吹越大，而现在的状况已相当危险。”     

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来自云南106个县域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以云南106个县为例,对地方财政分权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增长及其传导机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分权与县域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关系,地方财政分权主要通过影响财政支出行为进而影响县域经济增长;以上级补助为主的财政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以上解支出为主的财政收入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作用主要取决于经济环境所决定的财政支出行为。进一步挖掘发现,地方财政分权影响县域经济增长传导过程中的财政支出行为存在明显的经济行为依赖和地区特征依赖,其中:前者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增加以及城镇化推进,有助于激励地方政府改变财政支出行为,提升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财政努力;后者表现为越是重点发展或富裕地区,越有利于财政分权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作用的改善,但针对民族、边境等特殊地区却不然。最后,文章提出了强化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引导和激励作用的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利益协调机制调整

利益格局的变化是影响中国经济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的关键。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需要进行增长路径的转型:增长目标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转型;增长动力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从工业主导向城市化主导转型、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型;政府角色从偏重增长目标向完善公共服务转型。为实现经济增长路径的转变,必须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努力满足公共需求为主线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核心推进行政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