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河南省为例,运用2000～2007年间数据实证检验中部地区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劳动力资源的成本、效率和素质是制约其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要因素;规模经济和宏观经济因素制约着中部地区承接外向型经济的转移和外包。     

中部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路径选择

中部六省地处祖国内陆腹地,在全国地域分工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何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加速在全国区域经济板块中崛起,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文章立足中部六省现状,在深入分析中部地区拥有的各项优势后,指出后发优势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相结合,大力发展混合所     

中部地区发展的经济效应分析

自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形成了东部地区加快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的区域发展格局。一般认为，中部地区只要发挥其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制定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可以吸引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产业转移，促进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再加上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加快技术变迁，从而实现中部地区的快速发展。然而，当前的区域发展格局从空间上看对中部地区一定有利吗？这给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文试从资本效应、技术效应和制度效应等方面进行分析，以使我们理智地看待中部地区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加速西北地区旅游业开发与发展的战略与对策——基于比较成本原理的视角

比较成本原理是依照产品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别来实行国际区域分工的理论,它的本质是"优中选优,劣中选优"。在加快西北地区旅游业的开发与发展中,利用比较成本原理,选准西北地区比较优势或创造比较优势来制订开发西北地区旅游业的策略。发挥西北地区特种旅游资源优势,全面提升旅游产品品质;同时依据其不利的交通区位禀赋条件,动态地创造比较优势而实行区域网格化管理及促进旅游的信息化,注重旅游营销、宣传,促进西北地区旅游业的大发展。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问题研究——基于区域分工的视角

由于自然差异和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区域分工决定了西部地区在我国区域分工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西部地区在同东部地区的产品交换中遭受的双重利润损失将拉大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本文试图从区域分工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区域差距扩大的问题,指出通过改变地区分工格局来缩小区域差距的战略意义。     

中部四省商务成本水平结构比较研究

文章基于可量性原则从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两方面构建区域商务成本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中部安徽、河南、江西和广西为比较对象,依据各省市统计年鉴的指标数据进行水平间比较。主要结论是中部四省商业设施及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总体上呈现出上升态势,但具体指标上升速度存在明显差异性;政府运作效率、市场化和信息化程度、基础设施和研发能力等有所提高,但少数指标却呈现逐年下降态势,如第三产业占GDP等。文章主要贡献在于以详实的统计数据比较分析区域商务成本动态变化,并提出区域商务成本调控政策建议。     

中部地区建设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战略意义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推动下的新一轮中国体制改革和创新。中部地区不仅与东部地区一样有创新的动力和机制,而且有着强烈的发展渴望和冲动,因为东部经验在中部地区无法复制。迫切需要通过试行试点创造中部模式,武汉凭借自己的比较优势可以成为中部地区最合适的试验区。     

全球价值链下的出口产品结构与贸易收益——基于增加值视角

基于增加值的视角,一个国家(地区)或行业的出口产品可划分为比较收益优势产品及比较收益劣势产品。通过构造衡量出口产品结构的EO指数,可以对出口产品结构的横向与纵向进行比较。在理论及实证分析基础上,文章发现出口产品结构、国际分工地位对贸易收益水平的正向影响显著,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国际分工地位尤其是比较收益劣势产品的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有利于改善贸易收益水平。出口产品的国际分工参与度对贸易收益水平负向影响显著,国内生产配套率尤其是比较收益劣势产品的国内生产配套率提升有利于改善贸易收益水平。     

中国在东亚国际垂直专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与政策选择

文章通过分析东亚国际垂直分工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评价了中国在东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认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比较优势的转化及提高吸收能力可以促使中国在东亚国际垂直化分工体系中获得更多的分工利益。     

长三角地区生物医药产业链分工模式研究

产业链分工和区域经济发展关系密切,而区域内的产业分工程度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产业链分工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可分为企业内产业链分工和企业间产业链分工,而企业间产业链分工又可分为产业间产业链分工和产业内产业链分工,企业通过产业链分工达到横向一体化或纵向一体化,降低交易成本;产业链分工通过细化产品,提升产品质量和运营效率。以长三角地区生物医药企业产业链分工为例,探讨区域产业链分工模式,并对这些分工模式进行探讨,以优化产业链分工,促进生产力发展。     

国际分工、贸易开放对中国工业CO_2排放的影响分析

文章在分析加入WTO前后(1995～2008年)中国各工业行业CO2排放密度变化的基础上,计算各行业的净出口消费指数Djt和修正净出口消费指数D*jt,通过分析其变化趋势,分别考察中国在与发达国家分工中以及在国际分工中是否成为高排放产业的"避难所"。文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多数行业隐含国外CO2排放所占的比例明显增加,而且排放密度最低的行业隐含国外CO2排放所占的比例最高;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中国没有成为高排放产业的集聚"避难所",但工业的集聚程度有所提高;从与发达国家的分工来看,加入WTO后中国更多地承担排放密度较高产品的生产,这可能是中国在低排放行业上参与国际垂直化分工程度提高的结果。     

中加双边贸易产品国际竞争力分析与比较

入世以来,中加双边贸易发展迅速,四年中双边贸易额增加1.6倍。中加双边贸易规模扩大潜力何在?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文内分别运用中加两方的统计数字,从“类”与“章”两个层次,对2002~2005年的贸易产品逐一进行贸易竞争力指数(TC)的测算。结论是两国间的国际分工主要建立在资源(要素)禀赋的基础上,主要体现的是作为资源大国的加拿大与作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之间的分工格局,加拿大作为技术大国的优势在双边贸易中并未充分体现。中加经贸规模要扩大,应重视发挥各自优势,扩展产业内的贸易分工,增加投资,扩大技术贸易与技术合作。     

论“山寨机”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基于专业化分工与政府管制的视角

“山寨机”发展的实质是通过模仿已有品牌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创新,通过分工与专业化进行生产,在价格、外观、功能上制造出含有新的附加值的产品。文章利用杨小凯的专业化分工思想,采用消费者——生产者模型,论证了“山寨机”的专业化分工生产,可以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而政府对“山寨机”发展的管制却造成了社会福利的减少。由此提出,政府应该放松管制,引导“山寨机”从模仿走向自主品牌,从而更加规范的发展。     

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内生增长理论初探

增长理论是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福利和一个国家的地位。文章运用广义价值论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以分工为切入点,把分工产生的新增利益和该利益的公平分配统一起来,论述了递增性假设之外另一条增长的可能路径。主要结论如下：（1）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交换可以持续地产生比较利益即超过自给自足收益的净收益,这一收益不依赖于技术的递增或递减变化,具有普遍持久稳定性;（2）由分工交换产生的净收益构成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既促进了生产规模和分工范围的扩大,又支持了研发和技术进步;（3）劳动生产力任何提高的效应都通过分工交换产生的比较利益加以放大,在一个分工交换系统中,行为主体提高比较优势产品和比较劣势产品的生产力分别具有正的和负的外部性;（4）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内生经济增长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一个好的制度是能够保证在交易中各方的比较利益率相等,掠夺性制度不仅直接损害经济增长,也不具备长期可持续性。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黑龙江省工业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分工向多层次的混合型、无形产品转化，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角。黑龙江参加国际分工应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确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切实加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壮大资本密集型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建立产业集群，推动与世界各国的区域合作。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山东加工贸易升级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根据国际分工理论和全球价值链理论可知,加工贸易升级的方向是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采用回归分析法对山东加工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上升级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对山东加工贸易升级推动作用明显,而资本投入和实际利用外资贡献不足,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因此,推动加工贸易升级要优化投资结构和引资结构,注重人力资本投入、鼓励企业自主创新,重视技术进步成果在生产经营中的推广应用。     

Measuring and Interpreting Trends in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the Netherlands

This paper introduces indicators about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o measure and interpret recent trends in the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in the Netherlands. Changes in the division of labour occur at three different levels: the level of the individual worker, the level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spatial level. At each level the organisation of work is determined by an equilibrium of forces that glue tasks together or unbundle them. Communication costs are the main force for clustering or gluing together tasks; comparative advantage stimulates unbundling and specialisation. The estimates suggest that on average the Netherlands has witnessed unbundling in the period 1996?C2005, which implies that advantages of specialisation have increased. These developments explain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Especially at the spatial level it explains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increase in offshoring tasks abroad.     

产业结构互补与竞争格局举证:中国与韩国

中国与韩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在参与国际分工中以互补为主,竞争为辅,产业分工呈现垂直型向水平型逐渐过渡趋势。脱工业化进程中的韩国知识密集型产业比重将不断提高,未来的出口将从产品导向转为知识导向;而中国在制造业繁荣的背后也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因为从贸易条件来看,中国长期对韩贸易逆差是基于产业结构差异,而不是产业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