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行为理论简评

依据通说,物权行为理论之物权行为独立性、无因性及形式性均为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缺少任何一项,皆无法对物权行为理论进行准确的认知。故要探讨物权行为无因性,得从物权行为理论入手。而物权行为理论,实乃以意思表示为基础创设的东西。本文对物权行为的理论溯源、发展、有关争论及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问题进行了介绍和评析,认为我国应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无因性和形式性。     

干预行为——经济法中的“法律行为”

在我国法学界,"法律行为"有两种不同含义,一是民法上的含义,意指意思效果行为。这也是法律行为的原初含义。另一是法理学上的含义,意指具有法律效果的行为。经济法的法律行为应采何意?从相关的论述看,多是在法理学意义上使用的。笔者之见,法律行为应回归其原初含义,而最能反映经济法特征的法律行为就是"干预行为",即公共经济组织的"公意"表示及执行行为,包括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行为。     

宏观调控决策行为的可诉性研究

目前，对于经济法可诉性的争论主要是围绕宏观调控行为中的决策行为是否可诉而展开的。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宏观调控决策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进行了分析。首先解释了什么是宏观调控决策行为；其次对“可诉性”做出了界定，从而得出评判宏观调控决策行为的可诉性的标准；最后，本文具体分析了宏观调控决策行为不具有可诉性。     

论会计关系的法律调整

会计关系的法律调整,即用法律对会计行为进行规范,使会计行为成为会计法律行为.会计法律行为作为法律行为的一种,具有技术性、周期性、基础性和主体的特定性特征.会计关系法律调整的内容包括会计核算法律行为、会计监督法律行为和会计管理法律行为.会计行为只有具备了行为人合法、意思表示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志、行为内容不违背法律和职业道德以及符合法定的程序和形式等调整的有效条件,其行为才是有效的,才能产生会计行为主体预期的法律后果.     

论民事法律行为理论视野下的相对人

民事法律行为理论视野下的相对人,是指民事法律行为的行为人（或意思表示的表意人）通过民事法律行为（或表示行为）欲与之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主体和法律拟制的其他主体。国内学者对＂无相对人＂一词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理解。诸如＂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无相对人的单方行为＂的表述是不可取的。相对人是普遍存在的。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解读

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标准和基本模式是可诉性行政行为与混合式。现阶段,应适当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行政诉讼法》和《若干解释》否定列举规定的国家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法律规定行政最终裁决具体行政行为作重大修改。应严格定义国家行为;将行政法规、规章以外的"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抽象行政行为和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取消法律规定行政最终裁决具体行政行为的否定列举规定。     

生效刑事诉讼行为构成要件初论

本文对刑事诉讼行为的生效要件进行初步探讨 ,认为生效的刑事诉讼行为必须具备主体合格、意思表示真实、行为内容合法、行为方式合法及行为的时空条件合法五个要素 ,旨在为我国刑事诉讼中一些特定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视角 ,主张在刑事诉讼立法中通过对无效诉讼行为效力的否定来进一步规范国家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行为。     

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基础及其贡献

行为金融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它的诞生,带来了对传统金融理论的重要变革:首先,心理学的有关研究成果被引入到行为金融学的研究领域,成为行为金融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其次,证券市场上长期存在的不能为传统金融理论所解释的“未解之谜”,行为金融理论都能对其进行较为合理的解释。当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行为金融学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法律经济学中的行为分析

法律经济学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和完全理性假设,使其具备了主流经济学的一般性和易处理性的特点,但由于法律经济学缺乏对经济个体行为的分析,从而导致法律经济学无法实现与现实的一致性。法律经济学应该借助于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赋予经济个体以有限自利和有限理性假设,借助前景理论,为法律经济学的拓展提供现实的空间。     

论电子合同中的意思表示

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业活动通过计算机及互联网络来完成，电子合同作为电子商务的工具应运而生。电子合同是一种“无纸合同”，有着其自身的法律特征，它的出现对传统合同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意思表示的电子化，是电子合同区别于传统合同的关键特征，也是电子合同所具有的其他特征的根源所在，它对传统合同法制度产生了巨大冲击。本文将主要对电子意思表示的形式效力、主体的确认、生效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撤回和撤销的问题进行论述。     

大股东掠夺:公司治理新焦点

传统委托代理理论以股权分散的美、英等国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其研究的焦点是经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关系,而很少研究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关系。然而,大量证据表明,各国公司股权结构的普遍特征已是高度集中或相对集中,而不再是传统理论视角下的股权分散。股权集中时,大股东的角色由“援助之手”偏向“攫取之手”。越来越严重的大股东掠夺行为也成为各国公司治理中最尖锐的问题之一。这种变化需要新的公司治理分析视角和分析框架。在吸收大量文献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对大股东掠夺行为的产生背景、产生原因、常见手段及防范措施进行了详细分析。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对管理学研究的影响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目前已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两个主要分支,并对传统经济学本身的理论基础、研究内容和具体方法都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展望理论相对于预期效用理论更准确地描绘了决策人在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行为;诱生性价值判断法为更准确地研究人类行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由于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管理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具体方法,因此这些新成果必将在思想和方法上为管理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行为决策理论研究综述

通过查阅国内外研究行为决策理论的文献,比较行为决策理论与传统理性决策理论的不同之处,梳理了行为决策理论的发展脉络,然后重点综述了国内外运用行为决策理论研究投资组合的成果,同时也考虑了政府行为、消费行为等;在此基础上总结本主题内容和方法的研究动态,尤其是结合中国实际,展望了此主题应开展的实用性研究.本文可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农地征用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对包括自身在内的各参与方的利益调整,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政府行为理论进行梳理,并将其应用于当前的农地征用制度变革,指出地方政府在主导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行为“错位”现象,而不仅仅是“缺位”和“补位”;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需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消除所谓的“诺斯悖论”。     

企业计税行为影响商品价格非随机性波动的实证研究

商品价格水平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温度计”和整个市场运行情况的“晴雨表”,关系到人民生活、企业经营和社会稳定的方方面面,因而受到政府、企业、百姓和学术界的关注.而税收作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实际收益,影响到整个社会供给的水平,进而影响到商品价格的波动.因此,企业的计税行为,作为企业调整自身的税收负担和确保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也就成为影响商品价格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文章依据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理论,通过对影响商品价格波动的因素因子进行分解,构建企业计税行为影响商品价格波动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建立实证计量模型,通过对所选取的39个行业的计量分析,在行业层面上研究了企业计税行为对商品价格非随机性波动的影响.     

行为财务理论评析

一、行为财务理论产生的背景 现代财务理论要解决两个问题：①通过最优决策模型解释什么是最优决策；②通过描述性决策模型探讨投资的实际决策过程。传统财务理论很好地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但在第二个问题上，它一直视投资的实际决策过程为一“黑箱”。为更好地解释和预测投资的实际决策过程以及金融市场的实际运行状况，理论界发展了行为财务这一新的研究范式。     

领导理论研究综述

本对各时期有关领导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要点式概括，并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三个结论：一是近年的“魅力型领导理论”实质上是传统“素质理论”的一种复量；二是“领导情境理论”仅是基于“情境”的行为理论；三是在领导理论研究中，基于“情境”的“领导行为研究”较钦，而基于“情境”的“领导素质研究”则较缺乏，要得出全面，系统的领导情境理论；必须将领导的素质，行为以及所处环境三良好地结合起来。     

法律行为概念与构成问题

法律行为是从一般社会行为中分化出来的,是主体在其意志支配下实施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能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其本质属性是意志性。导致的法律效果因法律调整领域的不同而与主体的行为目的或密切相关或无关联。     

危害行为的界定研究

对于危害行为的研究,大陆法系的国家和我国都曾对其进行过理论表述,但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观点,造成对危害行为的界定比较模糊。危害行为的界定应当分为两个方面进行,其一,在理论体系的结构中应有明确的定位,应当从传统的四要件理论的客观方面中剥离出来,置于构成要件之前进行判断;其二,危害行为应当在通说定义"是行为主体在意识支配下实施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基础上对其三大法律特征:有意性、有体性和有害性进行界定,明晰其中含义与范围,从而使得危害行为的含义更加明确具体,利于理论界的研究。     

传统公司治理目标的困境

股东利益最大化是传统的公司治理目标,其经济和法律意义上的正当性显而易见,然而目前该目标在遭遇“中国国情”和理论反思时,出现了实践和理论上不同程度的困境。本文就此展开讨论,并认为实践上的困难并不能否定传统公司治理目标的价值,新的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目标尚不宜我国公司治理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