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协调机制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都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方式,但由于二者干预经济的理念、目标和手段等不同,在引导市场竞争过程中,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如何建立协调我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机制就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互联网经济学与反垄断政策研讨会”征文启事

为推动中国互联网产业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研究,推进反垄断法在互联网领域有效实施,促进互联网产业健康发展,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联合i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财经问题研究》杂志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拟定于2013年9月14日（周六）在中国大连举办“互联网经济学与反垄断政策研讨会”会议将邀请反垄断执法机构官员和法官参加,现面向国内外征集论文。     

论行业管制政策与反垄断法的协调实施

反垄断法与管制政策对管制行业的反竞争行为的规制存在交叉,对于如何处理二者关系,国内主流的观点是反垄断优先。美国的管制行业反垄断实施理论与实践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强调反垄断法对管制行业尽可能少干预的弱干预理论,二是强调反垄断法应该最大限度地对管制行业的反竞争行为进行干预,三是强调反垄断法与管制政策的协调,共同规制管制行业中的反竞争行为。中国反垄断法在管制行业中的反垄断实施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强调反垄断法与管制政策对管制行业反竞争行为的协调规制。     

探讨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问题

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争议。反垄断域外适用有其现实必要性和合理的法理依据,但也带来国际间法律冲突与矛盾。因此,各国必须加强国际反垄断合作,尽快制订国际反垄断法,以维护国际经济竞争秩序。同时我国也应当加快反垄断法的立法进程,确立起与国际趋势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反垄断域外适用的相关原则。     

经济政策演变的社会基础——兼论从产业政策到竞争政策

考察中国经济政策演变不单单是分析政策本身，而要探究政策背后的经济水平与社会基础问题，应把经济政策演变从单纯的经济现象理解为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从产业政策到竞争政策的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产业政策的淡出和竞争政策的凸现与一国的文化背景、组织形态、制度结构以及国际环境有极其密切的关联。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社会基础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演变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横向并购反垄断规制中的安全港规则研究

安全港规则的实施能够改进反垄断当局执行企业并购政策的可预期性,降低在企业并购领域反垄断法执行的不确定性,提高并购审查效率,降低执法成本。中国是一个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大国,在经营者集中竞争评估指南中设置安全港规则,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必要性以外,还可以协调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加快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推动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本文在比较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横向并购指南中的安全港规则及其量化标准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经营者集中竞争评估指南中设置安全港规则的必要性,测算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安全港规则的量化标准,为制定并购规制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2条,我国反垄断法也适用于我国境外发生但对我国市场竞争能够产生排除、限制竞争影响的垄断行为。这说明,我国反垄断法具有域外适用的效力。本文探讨了反垄断法域外适用产生的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本文指出,为了避免和减少管辖权的冲突和法律冲突,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应当考虑国际法上被广泛认可的一般原则,特别是“直接、重大和合理预见的效果”的原则和“国际礼让”原则。     

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联系与冲突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竞争政策是产业政策的基础和起点,产业政策是竞争政策的辅助和补充。在竞争政策优先的基础上,注意两者的冲突避免和协调。     

金融危机与反垄断法的贸易保护主义“面纱＂

美国因次贷问题爆发的金融危机扩至全球,为了复苏本国经济,各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以摆脱危机影响。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严重阻碍全球经济的复苏。在当今全球贸易主张公平、公正的环境下,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更显隐蔽。以美国反垄断法实施为例,在经济危机下其更多主张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在经济萧条时,似乎变成了一部保护本国经济、限制竞争的法律,这和立法目的背道而驰,就目前反垄断措施演变为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提出中国应采取的措施。     

金融危机后中国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还有多大——从贸易政策到产业政策

贸易政策特别是出口导向型政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压力下,美国等国家指责人民币汇率低估,认为这是中国巨大贸易顺差的根源,使得我国贸易政策的空间受到制约.而产业政策通过提高现代产业部门的相对利润促进经济增长,避免了与汇率低估以及贸易顺差可能存在的直接联系.因此更好运用产业政策,既有利于我国自身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又可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我国幼稚产业发展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协调研究

产业政策传统上被认为是一国内部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但是在世贸组织框架下产业政策已经受到世贸组织多边贸易政策体系的严格约束。我国汽车产业政策案的发生使我国对幼稚产业的促进政策不得不面临诸如世贸组织基本原则及例外、TRIMs协定等诸多方面的检验。以汽车产业为例,我国幼稚产业的发展政策必须考虑贸易政策的协调作用,必须研究和灵活运用世贸组织规则。     

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中的正当理由

我国反垄断法以不具备"正当理由"作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限定条件。利用自己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行为是否具备"正当理由"成为判断此行为是合法利用还是违法滥用的重要标志。对"正当理由"地认定应该贯彻合理原则,符合反垄断法的目的,提高经济效率和消费者福利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反垄断法的主要目的,所以应以提高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共利益和促进社会公平与竞争为考查要素。被指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进行抗辩并负有举证义务,由反垄断执法机构或法院予以认定。     

我国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法冲突现象与法理分析

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法在实施中发生冲突难以避免,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在分析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法冲突的现象与其深层次的法理分析.本文研究思路是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后,从法条和现实两方面对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法进行分析,在提出问题后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接着对我国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法冲突从四个方面对这种现象进行法理分析.     

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制度的比较研究

我国即将颁布反垄断法。在这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基本法律中安排域外适用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WTO的要求。我国应在属地主义和保护主义原则以及国民待遇原则的理论基础上，主要借鉴美国和欧共体竞争法的域外适用制度，在反垄断法中规定域外适用的基本原则和构成要件。     

论不景气卡特尔的作用与界限--从日本全面废止不景气卡特尔谈起

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了“建立法治政府”的目标，根据依法行政的原则，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时，中国需要早日出台反垄断法。在此，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反垄断法的发展里程，无不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而几经修正与调整，这些经验会给中国许多的启示。从日本1999年全面废止不景气卡特尔看这一制度的作用与界限，并以此来讨论有关中国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应当坚持什么样的原则。     

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

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进行了分析。虽然我国政府从未明确提出要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但是通过和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相比较,可以发现,在我国广泛推行的产业政策中,战略性贸易政策早就存在。只是由于产业组织政策失效所导致的市场竞争程度低下,使得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很不理想。因此,协调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打破地方保护,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就成为我国今后战略性贸易政策成功的关键。     

对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分析

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台多项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为促进和鼓励企业商品出口,中国连续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在此背景下,通过对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变动过程的梳理,分析了中国出口退税率频繁调整的目标和效应.     

反垄断与企业去杠杆——基于《反垄断法》实施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反垄断法》实施为切入点,基于2001年-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反垄断与微观企业去杠杆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反垄断法》实施能够促进企业去杠杆,相对于竞争性企业,垄断性企业去杠杆可能性和去杠杆程度在《反垄断法》实施后显著提高;（2）《反垄断法》实施会降低企业的垄断程度,提高企业自身面临的风险水平,最终影响企业的去杠杆可能性和去杠杆程度;（3）《反垄断法》对企业去杠杆的作用体现在企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显著下降。本文研究为评价中国反垄断的经济后果增添了新的证据,丰富了微观企业去杠杆领域的研究文献,也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完善反垄断监管和新一轮《反垄断法》的修订,提供重要参考信息和政策启示。     

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分解与效果分析——基于企业要素投入成本和竞争力视角

近年来,美国实施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受到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对企业要素投入成本和竞争力的影响,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可以分解为技术进步政策、投融资政策、人才培养政策、能源政策、市场拓展政策和投资环境政策六类。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的实施,使其制造业发展成本优势渐显,制造业复苏态势趋稳,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刺激了全球资本流向的再调整。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偏重于从培育创新能力、提升竞争力角度出发强化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全球竞争优势,而非强化产业政策的直接干预,其“以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为核心”的施政思路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适应经济新常态,中国制造业发展政策应以提升企业竞争力为核心,着力降低企业的成本与税负,改善企业的发展环境,降低企业面临的风险。     

企业集团在反垄断法中的主体地位之界定

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转轨中的中国正处于企业集团化高峰期。企业集团有可能利用对外合并、内部共谋以妨碍或阻止市场竞争,不同类型的企业集团对竞争的影响大不相同。与单体企业相比,企业集团的反垄断法规制具有主体认定的特殊性,表现为企业集团在反垄断法上的主体地位界定具有复杂性和困难性,这导致我国“婴儿期”的反垄断法时企业集团规制明显存在制度供给不足,有可能对市场的有效竞争形成损害。我国亟待构建完备的对企业集团进行反垄断规制的制度体系,核心是企业集团在反垄断法上的主体地位甄别与认定;主体地位的界定应当借鉴美欧成熟的理论,对企业集团的限制竞争行为展开准确有效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