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薪酬制值得一试

薪酬是一个企业激励员工的主要手段。薪酬不仅是对员工劳动的物质报酬，能满足员工的物质需要，而且是对员工价值认可的具体体现，还能满足员工的心理和精神需要，所以是影响员工对工作的热情、积极性以及能力发挥的主要因素。近些年来，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在拉开了收入分配差距，使员工收入与劳动力市场价位接近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激励作用更强了。     

试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税收对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逐步扩大趋势.税收作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经济杠杆,在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强化税收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应完善税收制度,强化税收监管,有效调节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监测及预警分析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仅影响居民生活水平,而且影响经济发展、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甚至危及社会稳定.为有效监控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为政府调整、控制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提供科学依据,我们依据库兹涅茨收入分配理论,利用计量、数学等相关分析工具研究确定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国内警戒线",并构建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预警体系.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十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进行了监测及预警.结果表明:未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状况将继续恶化,2007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将达到新高.     

浅议中国收入分配中的马太与涓滴效应

王小鲁的报告直指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并道出隐性收入的存在与巨大规模。而关于收入分配,经济学中存在着马太效应与涓滴效应,分别着眼于收入分配的初次领域与二次领域。观察中国的收入分配,笔者认为目前政府所采取的调节措施更多地着眼于二次分配,但这种查缺补漏式的方式往往以失败告终。而造成中国贫富差距如此巨大的根源恐怕要从初次分配中寻找,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分配事实上是违背马太效应的本质的。为此,相关改革措施也应着眼于初次分配,如打破社会流动固化的现象,避免社会分层的固化;加强权力的监管,杜绝让权力成为市场分配中的要素。涓滴效应的发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太效应的完善。     

转型期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成因分析

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本文从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各种因素出发,深入剖析了当前转型期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成因,并对这种状况对中国社会影响进行了一定思考.     

生活

国家发改委: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且不合理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发布报告称,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已比较大,而且这种收入分配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如不同行业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管理层与被管理层收入差距扩大过快、过大,部分职工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的增长过     

基尼系数在企业集团管理中的应用

正收入分配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对收入差距评价,更重要的是对成因的考察。为找准改革着力点,有的放矢,需进一步对影响企业基尼系数的各项因素进行成因分析。收入分配公平性一直是集团型企业内外关注的焦点,除工资水平外,收入分配还受组织人员结构、管理层级幅度及其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如何科学度量收入分配均衡程度,为合理制定     

城乡居民收入再分配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财政政策取向——以辽宁省为例

保证收入分配公平是政府公共政策中最困难和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冷静分析收入的现实和趋向以及各种政策的长短,无论对于把握公平,还是促进混合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都会助益。文章以辽宁省为例,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现状及影响进行阐述,并从财政政策角度剖析导致收入分配产生差距的原因,进而从财政政策层面挖掘城乡居民收入再分配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取向。     

陕西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研究

近年来,随着陕西省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差距也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本文首先描述了陕西省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现状,再将陕西省城镇居民不同收入阶层、不同行业可支配收入进行对比,从不同的角度凸显出陕西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的现状,最后找出陕西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存在的原因,并相应地提出调整陕西省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原则和规范收入分配的具体政策,从而保证陕西省未来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     

行业垄断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程度的估计北大核心CSSCI

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垄断行业高收入带来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利用企业和职工匹配数据中企业和个人两方面的信息,通过基于回归分析分解的方法,考察了行业垄断对职工工资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行业垄断是继教育水平之后职工工资差距的第二大决定因素,与职工年龄的影响程度大体相同,但明显大于其他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垄断行业高收入导致职工工资差距的扩大,并不是行业垄断收入分配效应的全部,本文通过全面讨论行业垄断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认为垄断行业高收入的不公正性以及垄断产品高价所导致的广大消费者的福利减少是当前中国行业垄断收入分配效应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行业垄断的收入差距扩大效应相比,垄断行业高收入的不公正性以及垄断产品高价所导致的消费者福利减少,后果更严重,社会影响更恶劣。     

人工智能技术会诱致劳动收入不平等吗——模型推演与分类评估

学术界近期开始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但其收入分配效应的形成机理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而且定量评估明显不足,尤其缺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本文基于Acemoglu and Restrepo(2018a)的人工智能技术模型,引入高技术与低技术两部门分类,推演人工智能技术的收入分配效应,结合中国2001—2016年全国及省级层面数据,分类测算其劳动收入分配的岗位更迭效应和生产率效应。结果发现:①人工智能技术在引发劳动岗位更迭的同时,非对称地改变不同技术部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分配,诱致高、低技术部门劳动收入差距年均扩大0.75%。②人工智能技术的岗位更迭效应倾向于在低技术部门通过自动化扩张、在高技术部门以新岗位创造方式,加剧收入不平等,而生产率效应存在门槛特征。③人工智能技术在资本和非技术密集型地区的收入分配效应更为突出,且对劳动和技术密集型地区的影响不断增大。为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和收入不平等的冲击,政府应健全就业培训和失业保障制度,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政策,积极引导人工智能技术朝人机协作和收入平等方向发展。     

论中国工业的比较优势

成本比较优势的机制在当代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仍然发挥作用。中国工业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劳动力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贸易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较好地发挥了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将继续存在，同时由于劳动力供给大大超出劳动力的需求，中国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将能够长期保持下去。但是，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是相对的，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种优势并不明显。企业办社会和人浮于事等大大抵消了劳动力便宜的优势。所以，在市场竞争中，必须高度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制造业员工的工资水平低，虽然有利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但也有消极作用：一是在国际贸易中，导致国民福利的流出；二是限制了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抑制了国内需求。逐步提高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必要的。     

Labor market power and the distorting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final product trade with China shapes and interacts with labor market imperfections that create market power in labor markets and prevent an efficient market outcome. I develop a framework for measuring such labor market power distortions in monetary terms and document large degrees of these distortions in Germany's manufacturing sector. Import competition only exerts labor market disciplining effects if firms, rather than employees, possess labor market power. Otherwise, increasing export demand and import competition both fortify existing distortions, which decreases labor market efficiency. This widens the gap between potential and realized output and thus diminishes classical gains from trade.     

参与生产分割对中国工业价值链及收入的影响研究

生产分割对一国价值链的提升和收入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考察了参与生产国际分割对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价值链水平、收入增长以及投入要素的报酬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分割与贸易出口等指标对因变量具有显著效果,生产分割对技术部门的价值链促进作用所引起的差距比资本部门明显,生产分割使得技术部门、资本部门的收入增长差距均加大,另外生产分割也促进了高密集度资本投入要素的报酬收入增长,同时还拉开了高技术与低技术劳动力投入要素的报酬收入增长之间的差距。     

Impact of contract farming on land productivity and income of maize and potato growers in Pakistan

While the positive income effect of contract farming is well established in the literature, the heterogeneity of effects for different crops has not been widely investigated.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income and productivity effects of large-scale contract farming under contract schemes for potatoes and maize in Pakistan. In the area of the study, maize is a common staple crop, widely available in the market, while the potatoes produced by contract farmers are a special variety not sold in the market. We find that potato contracting i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ly higher income for participating farmers, while maize contracting has no association with either income or productivity. We found no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contract participation and income from other sources. Taken together, these results show a higher total household income for potato contract farmers. We also show unique evidence that potato contract farmers tend to employ more skilled workers under a salary system for the management of farms, which implies that contract farming may have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in the skilled labor market. Neither scheme, however, is associated with larger employment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 simple tasks.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中国城市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兼论新《劳动法》对农民工市场的影响

中国城市具有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农民工市场属于第二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市场的均衡模型表明,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会影响农民工市场的自动调节,进而引起农民工市场的均衡与波动。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构成以及城市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情况为视角,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可分为三个阶段。2003年以前城市农民工市场可以自动达到供求均衡,而2004年以后则交替出现＂民工荒＂和失业等劳动力市场的缺口,主要是由于农民工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弹性的相对大小发生了变化。新《劳动法》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但尚无法确定其是否会改变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因而也无法确定是否引起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短期内,政府可以通过影响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来降低城市农民工市场的波动,长期而言,只有采取有力措施变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为一元劳动力市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民工市场的波动问题。     

北京市经济结构分析

通过对北京市的经济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北京市的经济结构中，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这种贡献是通过扩大经济的整体生产规模和提高资本产出效率的方式做出的，因此无论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还是从增加财政收入（包括资本利得）的角度，政府都有推动发展工业，提高国有工业份额的激励。但是通过所有制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在北京市的工业中，国家资本基本上已经市场化，国家资本在原体制下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属性已基本消失，因此国有资本所占的份额越多对劳动者越有利的传统所有制观念对市场化的国家资本并不成立。所以由政府发展工业来推动的经济增长劳动者通过市场有效地将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分配给劳动者，使劳动者受益，反而会减少劳动者的相对收入。因此政府在主导工业发展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必须辅之以适当的收入分配方式。     

Mortgage Default and Prepayment Risks among Moderate‐ and Low‐Income Households

Using a unique sample of community reinvestment loans, we study the propensity of very low‐income households to terminate a mortgage and compare it to the outcomes for low‐income and moderate‐income household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ven within moderate‐ and low‐income segments, lower or very low income i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default and lower prepayment probabilities. In addition, depending on how low the borrower's income is, classic determinants of loan termination such as credit scores, the amount of equity in the home and local labor market conditions can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default and prepayment probabilities.     

基于失业结构性因素的税收对策分析

农民工“用工荒”和大学生“求职难”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失衡的重要表现。文章基于就业理论的最新发展,分析我国“用工荒”和“求职难”并存的原因,认为产业结构、人力资源结构的失衡以及分配结构不合理等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然后分析现行税收政策在失业的结构性因素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减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的建议。     

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过程中的结构优化问题研究——基于产业与部门的视角

基于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本文在探讨劳动收入份额构成、波动性并进行结构分解的基础上,研究了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稳步提升中的结构优化问题。在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过程中,在保持产业(部门)结构相对稳定时要重视产业(部门)内部劳动收入份额的结构优化,在维持产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稳定时要重视不同产业(部门)增加值比重提高过程中的产业(部门)结构优化;还要重视产业(部门)内部效应和产业(部门)结构效应的协同对稳步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综合效应。在优化结构时稳定维持第一产业(企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和努力增加第三产业(住户部门)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对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