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宏观经济需求管理政策评析———兼议宏观审慎政策的介入

为了预防欧债危机再次发酵,欧元区各国主要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财政政策搭配来刺激经济以及改善财政状况。但从长期来看,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的风险一再加大,而紧缩的财政政策则让萎靡不振的欧元区经济雪上加霜．两者的叠加很可能导致欧元区在未来陷入滞胀。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摆脱危机,欧元区亟须对当前的宏观经济需求管理政策进行反思。另外,在货币和财政政策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引入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凯恩斯宏观经济需求管理的缺陷,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互为补充。     

基于统计口径相机选择的宏观税负评价

宏观税负国际比较选择的口径是否合理、科学,决定着是否能够真实反映一国微观经济主体的总体负担水平。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选择统计口径时应遵循真实性、可比性原则;坚持宏观税负口径的动态选择,通过财政收入制度的不断完善,实现“大口径”向“小口径”的稳步过渡;根据宏观税负国际比较的对象不同,应“因国制宜”,采用不同的统计口径,即与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比较——以“大”比“小”,与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比较——以“中”比“中”。     

经济政策不确定环境下银行系统性风险预警研究——基于SHAP可解释机器学习的应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管理的重要因素。文章在传统银行系统性风险预警体系中嵌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基于我国2012—2020年银行宏微观数据,构建银行系统性风险指数,采用逻辑回归、随机森林、XGBoost模型评估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实证表明：一是嵌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的银行系统性风险指数反映了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走势;二是随机森林、XGBoost模型在银行系统性风险预警方面表现出较高的预测精度;三是通过SHAP可解释算法对指标体系中重要变量进行“黑箱”分解发现,广义货币量、拨备覆盖率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等因素对银行系统性风险有重要影响。最后,基于分解结果为我国防范化解银行系统性风险提出具体措施及相关监管建议。     

基于农民人力资本视角的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宏观分析框架

提高农民收入是目前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一项任务,而制度供给对于农民收入的增加是边际绩效递减的。长期来看,从农业及农村内部去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可能性越来越小。指出了农民自身素质即农民人力资本是认识和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切入点,并试图在制度供给因素之外,建立起农民人力资本这个长期的影响因子与中国农民收入间的联系。     

宏观视角下的企业效能监察工作

深入认识效能监察工作的本质,对于提高企业效能监察工作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把握效能监察的本质效能监察的角色定位是监督员而非运动员。效能监察工作作为企业内部监督的一种手段,以其特有的工作方式和监督优势,独立于企业经营执行系统而存在,其价值和功能在     

全球金融动荡下的中国股票市场及政策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自2007年10月以来的深度调整在全球金融动荡的背案下有加速之势、当欧美主要国家频频推出救市举措之际，要求中国政府进行救市的言论再次兴起。文章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持续下行的根源以及政府救市的困境、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以及国内市场仍然高估的情况下，直接的救市措施并不可行，还可能产生严重的政策风险和经济风险，不利于中国股市的发展，救市不如救经济。     

我国企业在宏观会计政策选择中参与不足的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

会计政策选择是各相关利益集团为自身利益参与博弈的过程,但我国企业对会计政策选择在宏观层面参与不足,微观层面缺乏自发性服从.本文从参与意识、参与代表性、参与积极性、参与程序等角度对我国企业宏观会计政策选择参与不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中国国有企业境外资产监管问题研究——基于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的视角

国有企业境外资产的监管能力本质上是境外子公司的内部控制能力问题。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理论能够为中国国有企业境外监管提供一个系统分析工具。控制环境要素方面,要提升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水平并完善境外高管的选聘、培训和激励机制;风险评估要素方面,要构建清晰的跨国经营战略控制风险,并构建多元化董事会结构提升风险识别和评估能力;控制活动要素方面,要强调业务控制与财务控制并重,构建境外高管的权力制衡机制;信息与沟通要素方面,要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实现全方位监控,实现境内外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准确性与完整性;监督要素方面,要通过内部审计强化内控制度执行,通过外部审计实现内控制度评价及优化,通过政府审计强化境外国有资产管理。     

我国金融监管的缺陷分析与走向研判——从反思金融危机的视角

美国金融监管的缺陷是系统性的，不仅反映在其金融监管理念和金融监管体制中，而且还表现于其金融风险防控法制体系的设计上。反思美国金融监管的缺陷，对比分析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应坚持以相对自由主义为价值取向的金融监管理念，在分业监管的现实基础上，逐步趋向目标导向的统一监管模式，并顺应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尽快建立、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     

动态视角下国际投资的宏观环境综合评价——基于改进的CRITIC 赋权和TOPSIS 法

宏观环境的优劣是进行国际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本文构建国际投资的宏观环境指标体系, 用改进的CRITIC方法确定了指标体系的客观权重, 结果表明经济水平、社会安全和政府有效性对一国投资的宏观环境意义非凡。通过TOPSIS 法对 33 个国家 2013～2017 年的宏观环境进行综合评价, 结果表明澳大利亚、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综合得分5年来一直稳定在前列, 优良的投资宏观环境为本国带来了更多的投资机会。不过, 巴基斯坦、南非、老挝、菲律宾等国的综合得分较低, 但在政治环境和社会弹性方面仍具有比较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演进中社会环境日渐完善。     

中国上下行风险的非对称溢出冲击研究——基于高频数据合成网络的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防范金融风险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并提出主动防范化解风险、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等要求。然而,传统文献应用的低频金融数据存在一定的信息损失,利用低频数据刻画的风险传染关系,往往弱化了系统性风险的快速演变特征,可能导致风险溢出效应的低估。本文将日内高频金融数据应用于刻画中国金融风险溢出网络,利用前沿的网络合成技术,并结合上行风险和下行风险这一崭新的研究视角,深入考察各时期风险跨行业（机构）的传染路径与传染关系。分析结果表明,上下行风险溢出关系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下行风险外溢为熊市期间金融风险传染的主要表现形式,而上行风险则对牛市期间的风险溢出关系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与此同时,金融风险传染关系还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特征。研究还发现,第一组系统重要性银行在各时期内均属于稳定的风险净输出银行,能够对其他银行形成显著的风险冲击。本文认为,仅从传统下行风险的研究视角着手,可能导致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甄别出现偏差。本文为中国牢筑金融风险“防火墙”、完善新时期宏观审慎监管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长期TFP增速变化对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影响研究——兼论双稳定目标的实现策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界普遍认为,宏观政策不应只关注经济稳定目标,还要关注金融稳定目标,而且只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双稳定目标,使用双支柱调控框架才能更好地实现双稳定目标。近年来,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较早地构建了双支柱框架,为全世界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然没能很好地实现双稳定目标。本文认为,这很可能与中国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尤其是TFP长期增速下滑有关。本文通过构建含有双支柱和双稳定目标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深入剖析了长期TFP增速变化对双支柱框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经济处于“高TFP增速均衡”状态时,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存在“协同效应”,双支柱框架有助于实现双稳定目标,这是已有文献普遍关注的情形。而当经济处于“低TFP增速均衡”状态时,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将产生“对抗效应”,从而削弱双支柱框架对双稳定目标的实现效果,这与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情形较为相似。基于本文的结论,中国需要将双支柱框架与提升长期TFP增速的政策配合使用,才能更好地实现双稳定目标。     

宏观税负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系统 GMM 方法

本文基于 2004~2015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阵估计（SYS-GMM）,考察了宏观税负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关系,结果表明：宏观税负对 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具有相对稳健性。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政府需要大力实施结构性减税,清理规范政府收费,取消不合理收费,以降低企业负担,防止 OFDI 大规模外流。     

我国企业创新模式的选择——基于公司治理的视角

本文将企业创新模式分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通过风险偏好与创新模式选择的研究,探讨了公司治理结构与创新模式选择的关系。得到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风险小,见效快的利用式创新模式;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探索式创新模式选择显著负相关,这与发达国家的情形正好相反;高管持股的股权激励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但需要一个持股临界值。这些结果反映出非国有控股和高管持股的企业更有动机进行探索式创新,政府政策应为其搭建出必要的制度基础。     

中国中小企业政策的反思——基于政府定位的视角

在政府的支持下,我国中小企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中小企业仍难以取得与其贡献相等的待遇。文章通过对中小企业定位的梳理和现行定位下的中小企业政策实施效果的分析,指出：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必须要保证中小企业的持续快速发展;要保证中小企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政府必须要对中小企业有明确清晰的、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定位。     

市场规模与创新——基于产业水平的宏观视角

本文探讨了市场规模与新企业进入及行业创新的关系。 基于 1992 年以来国家政策性对第三产业的扶持所带来的三次产业市场规模分化这一外生条件, 本文从三次产业各细分行业水平上发现,潜在市场规模对于行业创新 （以新企业进入数测度） 有着显著的影响。 我们的理论模型预示着就业规模对于创新具有两种作用截然相反的 “规模效应” 与 “拥挤效应”, 我们利用国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劳动人口非系统性变化这一条件, 对于两种效应哪种占优也进行了经验研究。 最后在模型设定、 数据处理方面以及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下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结果依然显著。     

住房公积金政策分析——基于社会福利政策分析的视角

住房公积金政策作为我国的一项社会福利政策,是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涉及住房保障的各个环节,但其在制度制定及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诸如:缴存模式"不公平"、覆盖范围"不平等"、存储利率"不适当"等问题。本文以Gilbert社会福利政策分析框架的价值观为视角,对于住房公积金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及后续出台的相关改革政策进行分析,审视该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反思改革政策实施效果,促进政策的发展与完善。     

宏观形势变化下的各国能源政策应对——2008年国外能源政策综述

2008年,全球能源供需形势风云突变,各国调整能源政策积极应对.上半年,国际油价屡创新高,促使产油国继续强化资源控制,增加油气投资,拓宽开发领域;能源消费国等出台税收及其他激励政策,推动节能;区域性能源政策协调不断强化;各国通过立法或出台国家行动计划等,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下半年,世界经济危机凸显,能源需求疲软,原油、煤炭等资源价格大幅下跌,各主要国家积极应对国内经济问题,能源政策作为刺激经济振兴总体政策的一部分得到相应调整.与此同时,区域性能源合作不断加强.     

我国银行业监管体系分析——基于监管偏好与反管制的视角

由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同样重要,如何理解中国银行业的管制现状,是构建符合中国现实的银行业监管体系的基础。与其他文献不同的是,本文首先对作为监管供给方的监管机构进行分析和假定,指出中国银行业监管者呈现出监管过度、监管租金和监管社会发展的三大偏好特征。然后从被监管者角度,探讨不同监管偏好的表现形式及相应的银行业反管制行为。以国有化、市场准入及繁杂且冲突的条文为特征的过度监管导致银行业金融稳定、指标良好但监管激励不相容,监管租金偏好产生了不同形式的金融腐败,而监管社会发展偏好导致银行业商业化运作不强且资产质量呈现不确定性。依据上述分析逻辑,本文提出构建中国银行业监管体系的建议,即银行业微观主体改造是基础,弱化监管者多重偏好是前提,监管制度的合理化与高度化是根本内容。     

共赢下的合作——中欧签署非织造布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0月27日,中欧非织造布行业合作会议在北京东长安衡12号成功举行。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会长李陵申与欧洲非织造布协会主席皮埃尔·卫锑兹（Pierre Wierz）进行了深人交流,并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心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勇,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副会长郑俊林,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秘书长梁鹏程等参加厂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