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流动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依照Milanovic和Yitzhaki提出的中等收入标准(人均每天收入12-50美元),2012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只占8.4％,到2018年已经达到28.9％.从收入流动的视角看,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主要来自于低收入阶层的向上流动.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低收入家庭能否向上流动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受到个体家庭微观特征的影响.文章运用有序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家庭中就业人口的比例、体制内就业及城镇户籍等因素都对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主要包括促进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低收入群体就业质量、以人为本推进城镇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路径分析——基于农村土地改革的视角

十八大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农民在我国总人口中占有较大比重,因此使农民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主体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而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民只能分享到很少的土地收益。因此,本文就是沿着这一思路分析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系,进而今后河北省农村实际,提出河北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建议和对策。     

全年一次性奖金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

一、全年一次性奖金的个人所得税计算 国家税务总局在《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对个人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一次性奖金包括年终加薪、实行年薪制和绩效工资办法的单位根据考核情况兑现的年薪和绩效工资，雇员取得除全年一次性奖金以外的其它各种名目奖金，包括：半年奖、季度奖、加班奖、先进奖、考勤奖等，一律与当月工资、薪金收入合并。在计征时，将雇员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12，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对每一个纳税人，该计税办法只允许采用一次。     

闲暇偏好的群体差异及其收入分配政策效应

本文探讨当前我国不同劳动群体闲暇偏好及其偏好变化对相关政策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对于初级劳动者来说,重要的是增加他们的收入,满足他们对商品的需求;对于大部分处于中间层的劳动者来说,提供休假制度比降低日工作时间更有意义。为延长高层群体的劳动时间又缩小高低收入群体收益分配的差距,较合适的办法是降低劳动所得累进课税的税率而提高资本所得累进课税税率。     

个人所得税改革指向及其问题分析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制定于20世纪80年代初,虽在近年做过几次微调,但大体框架基本未变,经过将近30年的经济格局和分配格局的演变,该法制定时期居民低收入、收入来源单一、负担构成单一等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行以个人为单位的分类课税模式与居民多元化的收入模式、多元化的支出负担形成矛盾。中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对不同税源实行分类课税模式,这种课税模式的     

对不含税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计税的思考

近几年来,对"个人取得的不含税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计税方法几经改革,逐步规范,也更为科学。但是,由于个人所得税的工资奖金收入的计税,要两次使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表",而当不含税奖金收入正处在两个级距的临界处时,其计税的结果就会出现一些意外,计税的结果也会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应该将个人所得税法中"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表"的级距数值重新划定,从而推算出"不含税奖金收入所对应的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并据以计税。     

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选择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当前,收入分配存在城乡间及城乡内部收入差距较大、劳资关系失衡等多层交织问题,面临新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现行财政体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效应有待加强等现实挑战。就未来发展而言,可以从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初次分配制度,做大蛋糕;以财税制度改革为核心,强化社会公平的再分配制度,分好蛋糕;以规范社会捐助等慈善事业为依托,建立合理有效的第三次分配制度;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多元化提升低收入群体致富能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建立共同富裕的长效机制等方面,加以审慎谋划。     

月薪与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节税设计

目前个人所得税已经成为工薪阶层一笔不小的纳税开支,本文旨在利用现有税收政策对职工收入进行设计,通过合理分配月薪与全年一次性奖金,达到降低税负、增加职工税后收入的目的。     

2006~2007年:政府高度重视下的收入分配

2006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政府回应民众诉求,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从最高决策层到政策执行部门都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在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促进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调节影响未来收入差距的因素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然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收入分配的发展呈现出较强的惯性,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居民内部以及各要素之间的收入差距仍有扩大之势。2007年我们必须更加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完善宏观分配格局对居民收入分配的传导,建立健全低收入群体增收的长效保障机制,加快促进稳定的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形成,并…     

做大"蛋糕"分好"蛋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实现共同富裕有两个必要步骤,一是大量地创造财富,二是合理地分配财富,形象地讲就是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显著标志,就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推动共同富裕的"施工图""路线图",关键在于"调高、扩中、增低"六个字.而对照我国现实格局,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在0.46左右的高位徘徊;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占整体人口比例不到40％, 而且内部结构也不均衡, 相对较低收入人群在中等收入群体中占比较大——这显示出我国收入分配仍偏重"哑铃"型结构,距"橄榄型"社会有较大差距.     

浅析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扩展及相关制度环境保障

文章针对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按照经济尺度、立足社会现实、动态地界定我国中等收入群体 ,提出至2 0 0 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标准为家庭年收入 3万～ 9万元 (按 3口之家计 )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角度 ,分析了扩展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必要性 :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相关法律制度是实现“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制度环境保障。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与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

中国开始从低收入国家逐渐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国民财富迅速增加的同时。贫富悬殊问题也日益突出。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现实状况，提出要正视这种差距的观点。并且提出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方面的建议。     

收入分配与异质性消费结构——基于中等收入群体新测度

本文通过构建效用指数模型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测度,并据此将城镇家庭划分为低、中、高收入组,通过分析三类家庭储蓄消费动机,得出三类家庭消费结构异质性推论,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FS2013-2017年城镇家庭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三类家庭消费结构差异,最后模拟收入分配变动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低收入家庭生存型和发展型消费倾向更高,生存型边际消费倾向平均约为中等收入家庭的1.8倍、高收入家庭的8.1倍,发展型边际消费倾向平均约为中等收入家庭的1.6倍、高收入家庭的3.1倍,其收入主要用于满足生存和发展所需;(2)中等收入家庭更注重享受型消费,享受型边际消费倾向平均约为低收入家庭的1.5倍、高收入家庭的4.5倍,其有能力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3)高收入家庭消费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各类消费倾向均较低;(4)模拟收入分配变动结果显示,"提低、扩中"均对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应充分考虑收入分配调节对消费结构的影响,重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     

福建中等收入群体现状研究

本文结合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及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构想,在界定我省中等收入划分标准准基础上对福建省中等收入群体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培育和扩大山西中等收入阶层的对策和建议

为了尽快提高山西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构建"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必须不断加强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舆论导向;以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为重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教育,促使低收入阶层向中等收入阶层转化;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切实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民成为中等收入者;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中介服务业.     

“单人户”入保对低收入群体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作用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后扶贫时代背景下,将低收入家庭中特殊困难人员以“单人户”的形式纳入低保制度覆盖范围是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关键探索。本文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构建了“制度结构—个体差异—治理策略”分析框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构建反事实结果,分析了低保制度对低收入群体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低保制度对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备显著的缓解作用;其减贫效应在城乡与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农村大于城市,西部大于东、中部地区。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应逐步扩大低收入群体以“单人户”入保的制度覆盖面,健全对低收入群体的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机制;应将贫困脆弱性纳入到现行低收入家庭贫困预警机制之中,提升对该群体整体致贫风险的动态监测能力;应考虑城乡与区域之间低保制度对低收入群体贫困脆弱性缓解作用的差异性,确保低保制度在城乡与区域之间发挥民生保障安全网均衡兜底的作用。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

通过相关测算,我国城乡各收入阶层规模呈现以下特点:从总量上看,目前我国橄榄型收入结构尚未形成;从变量上看,我国不同收入群体比重变化阶段性特征凸显,且进程加快;从比较分析看,我国城乡居民绝大部分还处于由低收入逐步向中等收入过渡阶段。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政策建议:一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为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提供强大动力;二是加大分配制度攻坚力度,完善主体性宏观分配格局,优化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功能,促进中等收入者规模扩大。     

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重点和途径

本文对标对表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发现,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短板是低收入者群体过大,难点是如何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因而要有效推进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如何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上。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低收入群体主要分布在农村、中西部地区及就业重点人群中。针对低收入者的收入来源特征,本文从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四部分主要收入来源,分别提出了拓宽农村、中西部地区和就业重点群体收入来源的基本途径,使其中更多的居民能够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如期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流动性研究：1986—2010年

本文基于中国农村最完整家庭数据,研究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流动性。研究表明:多维收入流动性指标得出的结论都显示中国农村收入流动性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最低收入群体呈现收入固化态势,中等收入群体进入低收入群体的概率大于进入高收入群体的概率;受教育程度改善、非农就业程度提高、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扩大、家庭赡养比提高和税费负担减轻对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位置的提高影响显著。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工资收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受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工资决定模式存在着较大差异,主要表现为性别差、城乡差、区域差等。采用基于均值回归的O-B分解和基于分位数回归的M-M分解,对形成工资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对低收入人群更为重要;工作经验对中等收入的男性群体和高收入女性群体更为重要;工资收入的性别歧视在低收入人群中最为严重;地域歧视是城乡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教育和经验不是造成城市群体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教育在农村收入群体收入差距中起着"马太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