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中数据要素、生产部类及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基于中共“二十大”精神的阐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出现，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把物质资料划分为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的界限进一步扩展，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第Ⅰ部类、第Ⅱ部类的划分继续扩展，形成了生产数据资料的第Ⅲ部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入到新的领域。本文研究表明，三大部类社会总产品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为：第Ⅰ部类的数据资本、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和等于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与第Ⅲ部类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和；三大部类社会总产品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为：第Ⅰ部类数据资本、追加的数据资本与企业家消费的剩余价值之和等于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减少的不变资本与第Ⅲ部类不变资本、减少的不变资本之和。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根据社会现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数据资本和数据资料的范畴；第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思路与方法，提出了新的第Ⅲ部类；第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框架下，论证了第Ⅰ、Ⅱ、Ⅲ部类社会总产品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试论消费资料保证规律

<正> 马克思的再生产原理认为,生产资料生产的先行增长,乃是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如果第Ⅰ部类新创造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只能抵补第Ⅱ部类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即互(v+m)=Ⅱc,那末社会就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如果Ⅰ(v+m)<Ⅱc,则连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了。要进行扩大再生产,就需要追加生产资料,需要扩大生产资料     

试论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Ⅰ(v+m)=Ⅱc公式的伟大历史意义

<正> 一社会再生产公式Ⅰ(v+m)=Ⅱc的主要含义社会再生产公式Ⅰ(v+m)=Ⅱc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研究了简单再生产规律与扩大再生产规律之后发现的一个重大的经济原理。马克思说:从整个生产过程来看,“生产不变资本的第Ⅰ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在价值和物质两方面补偿生产消费资料的第Ⅱ部类的资本家的不变资本。”又说:“第Ⅰ部类的收入的价值和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之间的比例,看起来好象是任意的。但是很明显,如果再生产过程正常进行,其他条件不变,因而     

考虑老年人口消费的扩大再生产拓展模型探究

通过研究"加入老年人口消费"的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拓展模型,发现当每年老年人口用于生活消费的养老金数量同劳动者用货币形式提取的养老储备金相等时,人口老龄化几乎不影响扩大再生产的顺利实现。当前者大于后者时,可通过发展对外贸易或增加物资储备来摆脱扩大再生产顺利实现的困境。当前者小于后者时,可通过出口部分消费资料化解矛盾,政府应为消费资料的出口提供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     

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因素识别研究——基于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的视阈

本文在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放宽了马克思关于所有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率因素的数据假定,从一般意义上分别对"两部类"划分和"四部类"划分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定进行了模型推演。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与第Ⅰ部类单位预付资本上所包含的追加资本以及第Ⅰ部类总产品价值占全社会总产品价值的比例呈正相关关系,与第Ⅰ部类资本家消费的绝对量和工人消费的绝对量的比值呈负相关关系。此外,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经济周期阶段所对应的决定经济增速的三个方面的因素也各不相同,并且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速存在"先升后降"的一般规律。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事实与从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中得出的结论基本吻合。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过渡阶段,随着第Ⅰ部类投资份额逐渐趋于下降,消费将成为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     

马克思两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中的投资乘数

以马克思的两部类再生产理论为指导,联系国民经济核算统计的口径,借鉴运用经典的投资乘数研究方式,可以得出,马克思两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中的投资乘数产生条件就是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条件VⅠ+MⅠ>CⅡ,由此推导出的乘数表达式与经典的投资乘数具有相同涵义。     

总供给总需求平衡与两部类再生产的相合性——基于总供给总需求视角的论析

社会总供给总需求平衡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一个重要部分,将这个部分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与模型连通,能够对沟通两个不同的理论和分析体系产生重要作用。以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之视角剖析,遵循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中实物构成原理和价值构成原理,社会总供给总需求平衡可以分解成投资品供给与需求平衡、消费品供给与需求平衡两个部分。两部类扩大再生产与两部门经济的社会总供给总需求平衡具有相合性,并且体现了比通常的社会总供给总需求平衡更为丰富的内容,更贴近现实经济。文章引用《资本论》中的举例,对所论析做了算例验证。     

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中的科研组织智力资本结构特征

智力资本由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组成,是科研组织获得绩效和竞争优势的关键。当代知识生产模式已发生了明显变革,由原来单纯以学科为导向的模式Ⅰ逐渐衍生出跨学科、以问题需求为导向的模式Ⅱ,使得科研组织对智力资本的分类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结合科学社会学与智力资本理论,针对变革中的知识生产模式,将科研组织分为学科推动类、应用拉动类和双驱动类3个类型,分析其智力资本特征,提出优化不同类型科研组织智力资本、实现组织目标的相应措施。     

关于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交换图式问题——兼与张薰华、俞明仁等同志商榷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章第四节中,详细地论述了“第Ⅱ部类内部的交换”。其中有一个难题,就是第Ⅰ部类与第Ⅱ部类的交换图式问题。     

研发投入对我国制造类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以2009-2012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研发投入对制造类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研发投入与制造类企业当期绩效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研发资金对当期绩效的贡献程度明显大于研发人员贡献程度;此外,研发资金投入对制造类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影响存在滞后性,滞后期为两年且影响程度在滞后一期达到最大值;最后,从增加长期性资本投入、加强基础性研发及整合科研人力资源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前提条件”的讨论及其意义

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教学内容之一。从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前提条件的内涵,本人认为其第一个前提条件应为Ⅰ（V＋△V＋M/X〉ⅡC,它是在原前提条件I（V＋M）〉ⅡC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论的结果。本文讨论的意义,一方面是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提高我们的辩证思维能力的必要途径。     

效用深化、需求演进与技术创新的扩散——论生产模式变迁的微观机制

效用是消费者利用个体资本存量,投入消费品生产的结果。该文认为效用生产的影子价格的下降过程也就是效用不断深化的过程。生产模式变迁是效用深化导致需求演进的必然结果;同时,生产模式变迁又促进了效用的深化,二者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宏观社会资本与微观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是二者互补的原因。     

费用化和资本化的研发费用资本时间价值研究

研发费用资本时间价值的产生原因及其影响因素,可以帮助企业规范研发活动和会计处理,充分运用财税政策享受税收优惠。首先,梳理了研发费用会计处理的相关规定以及分析了形成研发费用资本时间价值的根本原因。资本的增值属性以及会计准则是产生研发费用资本时间价值的内在原因;研发投入是研发费用资本时间必要原因,企业发展战略是研发费用资本时间价值存在的现实基础。其次,分析了研发费用资本时间价值的影响因数,并进一步推导了资本时间价值率的影响因数,推导出资本时间价值率与扣除率和摊销年限分别成正向相关和反向相关的定量关系表达式。最后,探讨了研发费用资本时间价值率及其税收筹划的应用,建议企业采用最高的扣除率以及更短的摊销年限,遵循研发费用资本时间价值规律,在企业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开展税收筹划,此外还探索了资本时间价值率对研发费用资本化和费用化的扣除率的影响,证明为了平衡资本时间价值率,资本化的扣除率(加计扣除率)等于费用化的扣除率(加计扣除率)加上由于社会平均资金成本率引起的扣除率,并建议政府考虑到资本时间价值率的影响出台差异化的研发费用扣除率或者加计扣除率。     

垂直专业化与研发投入——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证据

文章利用1995-2010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在考虑新产品需求、市场化进程等因素的情况下,实证分析了垂直专业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行业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垂直专业化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研发资本投入和研发人力投入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且入世后这种促进作用更大;垂直专业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性,在垄断程度较低、技术密集度较高和外向度较高的行业中,垂直专业化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基于投资溢出的研发联盟政府补贴政策研究

考虑研发存在投资溢出与技术风险,建立了合作研发博弈模型,研究了在政府研发投入补贴与产品补贴方式下,企业不同的研发和生产策略,通过理论和数值仿真,分析了不同补贴政策下的企业最优策略和相应的社会福利。研究表明,在溢出效应较大时,政府宜采用研发投入补贴来提高社会福利;当创新难度和技术风险较大时,政府宜采用产品补贴方式提高社会福利,但两种补贴方式都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外包与不确定环境的最优资本投资

本文以需求不确定性为切入点,为外包生产行为提出一个解释。当需求存在不确定性时,我们分别考虑存在与不存在外包可能性的两种情况下的最优资本投资模型。我们发现,当存在不确定性时,外包行为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而且,在存在外包可能性的情况下,生产品牌产品的垄断厂商可以借此降低固定资产投资。此外,我们还发现外包的成本对于垄断厂商的资本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     

技术跨部类传导与经济不平衡增长——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经验分析

本文将具有优先增长趋势的第Ⅰ部类进一步划分为普通生产资料部类（第Ia部类）和技术创新部类（第Ib部类）,考察了第Ib部类的技术跨部类传导机制及其对第Ia部类和第Ⅱ部类经济增长的迭代传导过程,由此建立了一个技术创新部类优先增长视角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估算出30个国家三大部类的价值构成数据和相关变量后发现,在2004—2008年间三大部类的增长率存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追赶期,但这一追赶窗口从2009年以后开始消失,意味着这两类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增长鸿沟持续存在。第Ib部类技术跨部类传导能对发达国家第Ia部类增长率和这两类国家的第Ⅱ部类增长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对发展中国家第Ⅱ部类增长率的正向脉冲响应更为持续,从而推动着各国内部经济部类之间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增长。     

高管职位特征、机构投资者治理与企业研发投入

以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职位特征（任期、薪酬）以及机构投资者治理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职位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任期越长、货币薪酬越高，企业研发动力越强、研发投入越大。然而，在机构投资者有效监督的环境下，当高管任期越长、短期货币薪酬越高时，出于研发失败风险导致未来职业声誉受损和被替换风险的考虑，高管会倾向于规避风险，反而不利于企业研发。政策意义在于：董事会和股东应当将长短任期和薪酬机制有效结合，当研发失败导致业绩下滑时审慎地对高管作出处罚，解除高管层的后顾之忧，增强高管加大研发投入的动力。     

服务经济的地理布局

生产性服务业是主要用于满足商务和政府需求的服务,是为其他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广义上,服务业可分为两类:一类作为终端消费品为消费者所用,像食品杂货零售;另一类作为原料消费品为生产者所用,像管理咨询业、广告业和计算机系统设计业务。     

外包与不确定环境的最优资本投资

本文以需求不确定性为切入点，为外包生产行为提出一个解释。当需求存在不确定性时，我们分别考虑存在与不存在外包可能性的两种情况下的最优资本投资模型。我们发现，当存在不确定性时，外包行为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而且，在存在外包可能性的情况下，生产品牌产品的垄断厂商可以借此降低固定资产投资。此外，我们还发现外包的成本对于垄断厂商的资本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