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自由化的储蓄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动员储蓄是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实施的金融抑制政策削弱了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这种政策在长期内降低了私人储蓄率,不利于经济发展。金融自由化能通过利率、收入、资产选择效应等多种机制提高私人储蓄率。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逐渐推行金融自由化运动。选取1992—2006年为样本区间,通过对中国银行自由化的储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中国的银行自由化对提高私人储蓄率作用是显著的,且具有统计上的规律性。     

银行自由化的储蓄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动员储蓄是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实施的金融抑制政策削弱了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这种政策在长期内降低了私人储蓄率,不利于经济发展。金融自由化能通过利率、收入、资产选择效应等多种机制提高私人储蓄率。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逐渐推行金融自由化运动。选取1992-2006年为样本区间,通过对中国银行自由化的储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中国的银行自由化对提高私人储蓄率作用是显著的,且具有统计上的规律性。     

房价增长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使用2006-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用系统GMM估计方法检验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房价增长率与居民整体储蓄率的关系。持续增长的房价可能对个人、家庭储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但实证结果显示其对整个社会居民的总体储蓄率影响微弱且不显著。居民的本期储蓄决策会根据上期储蓄情况进行调整,如果上期储蓄率过高（低）,本期会适当降低（提高）储蓄率。此外,居民储蓄率对利率及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变化较为敏感。     

高储蓄率问题研究综述

本文旨在立足现有研究文献,对储蓄率指标的界定、统计和国际比较、储蓄率的决定因素,以及对高储蓄现象的评价与预测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为正确认识中国高储蓄之谜及寻找有效应对措施做一些铺垫.     

中国储蓄率持续居高不下的原因与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储蓄率不仅一直居高不下,而且有上升的趋势。本文通过对我国的政府储蓄和居民储蓄部门的储蓄状况分析,得出在我国储蓄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我国政府部门的储蓄比重是不断加大的,而居民的储蓄比重是呈下降的趋势,通过探讨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     

我国农村金融作用农村经济的路径与实效——基于农村金融运行效率的实证分析

农村金融通过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影响储蓄率和影响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基于内生增长模型和四维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78-2010年我国农村金融运行效率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村储蓄—投资转化率与农村经济发展正相关;农村金融相关比率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并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冲击作用,而农村储蓄—投资转化率、农村储蓄率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负向冲击.因此,我国应在健全农村金融法规制度,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农村储蓄—投资转化速度和农村金融相关比率,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和质量,培育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和农村非正式金融机构,以支持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障碍分析

经济增长有赖于储蓄的增长，但高的储蓄率并不必然带来高的经济增长。在我国，过高的储蓄已转化成为一种基金，社会保障制度和金融创新的滞后阻碍了居民消费的增长。通常存在两种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市场和政府“看得见的手”，在社会上存在大量闲置资源的条件下，借助于政府“看得见的手”，将资源配置于一些基础性产业，可以有效发挥政府支出的“挤入效应”。最后，笔者提出了一些健全我国储蓄投资转化渠道的制度安排。     

银行体系“黑洞“与储蓄替代型证券的发展——对我国居民储蓄分流问题的新思考

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一直呈高速增长趋势,其形成的巨额居民储蓄存款构成了严重影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和宏观经济健康发展的银行体系"黑洞".因此,居民储蓄分流问题成为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本文正是在对以上形势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居民储蓄分流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并提出了以积极推进储蓄替代型证券的发展作为有效解决居民储蓄分流问题的主要途径.     

银行体系“黑洞”与储蓄替代型证券的发展——对我国居民储蓄分流问题的新思考

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一直呈高速增长趋势，其形成的巨额居民储蓄存款构成了严重影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和宏观经济健康发展的银行体系“黑洞”。积极推进储蓄替代型证券的发展是有效解决居民储蓄分流问题的主要途径。     

我国居民储蓄行为对货币政策信息的反应探析

在我国,居民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占据居民金融资产的绝大部分比例。居民储蓄率的居高不下是我国高昂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来源,同时也导致了居民消费水平持续低迷。居民作为宏观经济重要的微观基础,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最终落脚点,我国中央银行在对居民储蓄行为信息的发觉、处理以及对策制定上的能力有所欠缺,导致居民的储蓄行为对货币政策信息的反应迟钝,削弱了货币政策对公众预期的管理效果。     

计划生育政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

本文在选取相关分析指标的基础上,采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将引起居民储蓄率的下降,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女家庭对储蓄的偏好较弱。本文发现,独生子女家庭具有“高风险、低储蓄”的特征,抗风险能力十分低下。想要化解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就必须继续放开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文的研究价值在于,为我国长期人口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现行政策的调整提供参考与依据。     

中国储蓄率远高于其他国家之原因探析——基于权力(资源)结构和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储蓄率呈不断上升之势,其中,居民储率平稳增长,政府和企业储蓄上升明显。储蓄率的上升给中国经济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现有理论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金融发展水平滞后、性别比例失衡、政府和企业收入增加、房价快速上涨等因素导致了中国储蓄率的畸高和上升。而本文认为,其根源在于中国的权力(资源)结构失衡和地方政府之间为GDP而展开的竞争,因为以GDP最大化为目标的地方政府竞争会导致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中"重资本、轻劳动"、"重城市、轻农村"、"重投资、轻民生"、"重国企、轻民资"等问题,并且权力结构失衡会导致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     

对我国十万亿居民储蓄的冷思考

我国城乡居民储蓄至2003年2月已突破10万亿大关,比1978年的210.6亿元整整增加了476.25倍.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5.8%稳步提高到2002年的84.5%年均储蓄率达到28.5%,这样一个规模和增长速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本文主要论述了储蓄过热增长的原因、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及分流储蓄的对策.     

从我国国民储蓄率看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

以储蓄为变量，借助于代际交叠模型，全面分析了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测算出我国理论国民储蓄率的取值范围，这一理论与根据现实求得的国民储蓄率比较，指出在我国需求约束型经济奈件下国民储蓄率明显偏高，做实个人账户的选择并非万全之举。     

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家庭储蓄率吗？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支出增长预期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分析——兼评预防性储蓄理论的不足

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预防性动机是居民储蓄增加的显著原因。但是,国内外的部分实证分析表明,预防性动机的强度并不显著。为此,在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未来支出增加的预期是导致居民储蓄提高的重要原因。为了促进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应该采取措施抑制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等消费价格的过快增长,同时,应该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     

附加支出预期约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检验——以广东城镇居民为例

引入支出增长预期变量,结合预防性储蓄动机等因素,能够较全面地解释居民的储蓄和消费行为.VAR模型分析说明,广东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高于全国城镇居民.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广东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增加了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较高的消费水平使支出预期对消费的影响减弱,改革过程中的非平稳性等.为化解高储蓄并促进消费的增长,应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保持改革的连续性和平稳性,抑制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等支出的过快增长,增加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发挥资产财富效应的作用.     

关于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再认识——基于修订后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在界定居民储蓄率概念的基础上,利用国家统计局2012年修订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均呈现上升态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在此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对如何降低过高的居民储蓄率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论居民储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居民储蓄自改革开放以来有急剧增长的趋势。储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分为正效应和负效应。这是因为增加储蓄有可能减少投资额度,另一方面,增加储蓄可使资金聚少成多,间接增加投资额度。故储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赖于各个理论的着眼点及研究方法。我们应该辩证看待经济学中各种理论分析模型,合理利用储蓄调节经济。     

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本文测算了1952—2006年中国居民储蓄率并分析了其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及其原因。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高积累政策、居民的低收入水平与高人口负担决定了居民的储蓄能力有限,稳定的收支预期也使得居民储蓄倾向很低。改革开放后,居民个人储蓄率迅速上升,其原因除了收入增长的普遍作用外,可能是其它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这些因素包括经济转型、人口转型、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消费习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