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信用评级与债券融资成本——来自中国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揭示了多重信用评级的信息生产机制和信用认证机制,排除了“信用评级购买”假说对于多重评级动机的解释,研究发现:多重信用评级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相对于不一致的多重信用评级,一致的多重信用评级更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在多重信用评级中,相对于评级机构均为“发行人付费”模式,兼有“投资者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更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此外,当多重信用评级的评级意见不一致时,平均评级的信息含量最高,即综合不同信用评级所包含的多种信息比任何单一信用评级更加具有信息含量。本研究为我国债券市场双评级制度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的支持,有助于完善多元化信用评级制度和债券市场监管制度,并提示发债企业可以通过多重信用评级向市场传递更多和更具效度的评级信息,以弥补单一信用评级的信息不足和评级结果失准,减少投资者决策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债券融资成本。     

盈余管理与企业投资决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根据对财务重述公司各时间区间数据的研究,考察了盈余管理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本文根据2002至2008年公布的财务重述报告,研究了财务重述期间及财务重述发生前后企业投资规模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财务重述事项的发生引起了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财务重述报告发布后,企业的投资情况趋于正常水平,说明盈余管理引起了企业的过度投资,影响了企业的投资决策。     

信用评级在中国债券市场的影响力

信用评级能够为市场提供风险信息从而增强市场对企业的约束,因此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评级市场刚刚起步。本文利用2007至2009年间发行的企业债数据,用实证的方法研究本土信用评级在债券市场上的影响力。我们建立真实利息成本(TIC)回归模型,以信用评级和其他相关因素对债券的真实利息成本进行计量回归,分析信用评级在一级市场中对债券发行成本的影响。我们发现债券评级和主体评级分别对发行成本具有解释力,但债券评级对发行成本的影响力大于主体评级。     

是盈余稳健性还是盈余管理？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考察2002-2005年上市公司会计盈余所具有的稳健性特征究竟是代表较高盈余质量的真正的盈余稳健性，还是可能只是向下盈余管理行为所带来的盈余稳健性的表象。研究发现，由于受洗大澡的盈余管理行为噪音的影响，2002-2005年上市公司总体表现出的盈余稳健性特征并不是代表较高盈余质量的真正的盈余稳健性，而可能主要是“洗大澡”盈余管理行为所带来的盈余稳健性的表象。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我国ST制度等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向下盈余管理行为将影响对上市公司盈余稳健性结果的测定，单纯以盈余稳健性的强弱作为衡量上市公司盈余质量高低的标准未必可行。     

ESG评级表现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ESG评级表现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ESG评级表现越好,真实盈余管理水平越低。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激烈的行业市场竞争可以增强ESG评级表现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负向影响,而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会削弱ESG评级表现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负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ESG可以通过减少真实盈余管理动机和提高外部关注两方面效应来抑制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本文的研究揭示了ESG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治理作用,验证了ESG具有传递出更高质量盈余信息的效果,也为我国ESG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债券市场苏醒 信用评级业临考

4月17日，《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发布。《意见》对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作出了具体部署，其中，“修订出台《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再一次成为信用评级业人士的关注点。     

关联交易、线下项目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关联交易盈余管理愈演愈烈,极大地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以往大量研究提供了上市公司操纵应计项目及线下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本文则以中国上市公司2002--2004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首次大样本检验关联交易、线下项目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1）有配股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的第一类关联交易（通常计入线上项目的关联交易）比例显著高于控制样本,第三类关联交易（担保抵押类关联交易）比例显著低于控制样本。（2）有避亏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的第二类关联交易（通常计入线下项目的关联交易）比例显著高于控制样本。（3）有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当其附属企业集团时,或者其控股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时,其关联交易比例更高。（4）第一类关联交易与线下项目显著负相关,有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线下项目较低时第一类关联交易比例较高。（5）配股公司配股后的关联销售和关联采购比例显著低于配股前。扭亏为盈的公司扭亏当年的第二类关联交易比例显著高于扭亏前一年。综上所述,计入线上项目的关联交易是上市公司为获取配股资格而进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计入线下项目的关联交易是上市公司为避免亏损而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时,或控股股东隶属某一企业集团时,关联交易盈余管理行为更严重;进行盈余管理时,线下项目与计入线上项目的关联交易具有替代性。     

数字化转型与真实盈余管理——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管理层实施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动机和能力,实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真实盈余管理。从操纵手段来看,数字化转型对异常生产成本、异常酌量性费用操纵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也导致了更多的经营现金流操纵。（2）增强市场预期、改善薪酬契约、强化分析师关注是数字化转型影响真实盈余管理的作用路径。（3）数字化转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治理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非科技属性企业和代理问题更严重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与真实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推进数字经济的治理效应和提升企业的盈余质量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和实践启示。     

债券增信定价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债券增信对定价的影响如何,不同的增信方式对定价影响又如何?通过对2007-2012年上市债券的研究,我们发现,债券增信可以降低信用利差,提升信用评级,因为债券增信可以促进监督。我们还发现,第三方保证比其他增信方式更能降低信用利差,更能提升信用评级,因为第三方保证将强有力的第三方引入债务合约,不仅增强了债务人偿债的动力,还合理分配了监督职责,既降低了监督成本又提高了监督收益。此外,我们还发现,审计质量与债券增信对定价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我们认为,债券增信是投资者实现自我保护的途径,尤其是第三方保证。在像中国这样制度保护弱的国家,第三方保证对于发展债券市场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债券市场信用评级宜引入双评级制度

<正>自1987年国务院发布《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以来,经过多年的整合和发展,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全国统一、多层次、面向各类经济主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债券市场框架,债券市场产品结构也日益丰富。截至2008年3月末,在     

主权信用评级、债务危机与经济增长——来自欧元区国家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19个欧元区国家1995至2014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主权信用评级改变对于本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债务危机期间的异质性。实证结果发现,评级机构的主权升级会带来本国经济增长率的提升,主权降级会导致本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在债务危机时期,主权降级对于本国经济增长率的降低作用更小。同时,一国的主权降级会传染到欧元区其他国家,带来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主权升级则没有表现出传染效应。在债务危机时期,主权降级的传染效应变弱。进一步地,对于主权评级水平更低和主权评级变动不频繁的国家而言,债务危机时期主权降级对于本国经济增长率影响力的下降程度更大。本研究对于认识国际评级机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具有重要启示。     

盈余管理与现金股利政策——来自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5²012年间2049个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中小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存在显著地负相关关系,即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相应的现金股利分配力度与现金股利分配倾向都会越高。     

盈余管理与现金股利政策——来自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5~2012年间2049个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中小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存在显著地负相关关系,即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相应的现金股利分配力度与现金股利分配倾向都会越高。     

盈余管理、债务期限与银行债权保护——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债权人保护程度较弱的现实,以2000～2007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银行能否利用债务期限应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发现银行无法整体上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以授予其相应的债务期限。本文进一步将银行识别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意愿和技术进行分离而予以单独检验。通过选择明显有舞弊嫌疑的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企...     

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我国审计市场"风起云涌",审计失职屡见不鲜,从"老三案"到"新三案",从黎明股份到银广夏,这些审计失职事件涉及金额大,影响恶劣,对独立审计市场冲击巨大,也引发了注册会计师的诚信危机。本文利用1999年、2000年、200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采用截面基本Jones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是:注册会计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审计出盈余管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逐渐有所提高。     

高管任职经历的得与失？——来自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8-2015年在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的公司债券数据,分别考察高管的任职经历对债券发行成功率与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没有高管担任过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企业,有高管担任过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企业债券发行成功率更高,但同时其发债成本也更大。在考虑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结果仍然稳健。我们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对高管有着上述任职经历的企业,其在债券发行前进行了较多的盈余管理(这些企业为了更高的发债成功率,盈余管理的动力也更强),使得后续业绩发生“变脸”,所以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本文的研究表明虽然高管的任职经历会有助于企业成功发行债券,但债券市场同时也让企业付出了更高的成本。     

中国上市公司盈余和盈余构成的错误定价——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A股公司盈余（EARN）和盈余构成（应计盈余ACC和现金盈余CFO）的错误定价与成熟资本市场并不完全一致。一致的地方在于确实存在“应计异象”。不一致的地方在于“应计异象”的相对性。在分年度的检验中,EARN、ACC和CFO的错误定价方向一致,CFO和EARN的错误定价程度基本相同,相对于CFO的错误定价程度,ACC被高估——出现高估的时候,ACC被高估的程度更大;出现低估的时候,CFO被低估的程度更大。一个简单的模型表明,由于这种相对的高估,ACC和CFO的错误定价可以出现三种组合。     

碳效益与绿色溢价——来自绿色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基于我国非金融企业发行的绿色企业债和公司债数据,并与相同特征的普通债券进行匹配,本文研究绿色债券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这一碳效益对于债券收益率利差的影响。实证发现相比于普通债券,绿色债券的碳效益可以显著降低其收益率利差,表现为二氧化碳减排量越高,绿色债券的收益率利差越低,即产生负的绿色溢价,这一结果也通过了多种内生性检验。机制检验表明碳效益的绿色溢价源于债券投资者的亲环境偏好,以及绿色债券的正外部性转变为经济价值的能力。进一步检验发现当碳效益的地区贡献度越大、地方政府面临的碳减排压力越大,或者存在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时,碳效益产生的负的绿色溢价越明显。本研究对于理解二氧化碳减排等碳效益如何影响绿色溢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为绿色债券市场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