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转轨国家金融制度变迁的因素分析

影响转轨国家金融制度变迁的因素主要包括政策的巨大推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的政策，经济结构多元化局面的形成，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等，正是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各转轨国家金融的制度由计划金融转向了市场，这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多元化，金融资产总量和增加，金融相关比率不断提高等方面，这种转变最终使各转轨国家的金融制度不断地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迈向高级。     

对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几点思考

制度变迁是各利益主体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要求的由一种更高效率的制度安排替代效率相对较低的旧的制度安排。本文认为我国的金融制度变迁是在国家主导下渐进式进行的，地方政府在金融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发挥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同时，本文针对我国中小金融机构的内生性机制分析了其发展的困境。     

金融中介机构变迁中的金融创新和风险

金融中介机构业务活动及经营管理是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一个发展过程，受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金融活动的范围及效率很不致，风险也不在不相同。回顾我国金融中介机构变迁的历史及其政治、经济制度的必然联系，认识其组织形式，业务调整及风险的变化规律，有助于提高现代金融机构的经营及风险管理意识。     

中国金融制度的非均衡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考察

制度非均衡是指人们对现有制度安排不满，具有改进现有制度安排以获取收益的动机的状态。中国金融体制改革20多年来体现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变迁的非均衡性-体现在变迁方式上的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变迁构架上的技术性生产边界与结构性生产边界、变迁内容上的增量变迁与存最变迁间。中国金融制度改革在总体上体现出政府供给主导型的特征，需求主导型变迁尚未形成，金融制度改革的各种措施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政府，任何脱离政府改革的药方实际上都是空谈。政府既是改革的推动力量，同时又成为改革的对象，因此，金融启动的落脚点自然应在政府身上，对政府在金融制度变迁中的角色必须重新定位，金融改革宜以存量改革为主。     

金融整合与金融监管——台湾地区金融控股公司与金融监理制度

近年来由于国际金融市场自由化及资金移动效率化，金融机构朝向综合化发展已蔚为潮流。台湾地区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了一连串的金融改革，金融集团在2001年11月执行《金融控股公司法》后快速整合，成为纯粹的控股公司。探讨台湾地区金融控股公司与金融监理制度的现状与发展，将会为我国大陆金融业迈向国际化、全球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从金融制度变迁看经济金融发展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世界经济总量的增长,金融作为全社会的核心经济部门,在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认识这些变化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文章从20世纪金融百年变迁的历史角度得出经济金融发展的一些基本特征,这对于我国完善、健全现行的金融体制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如何构建我国金融领域经济安全新模式

我国金融风险是多年积聚起来的，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因此，构建金融领域经济安全新模式，就应当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的金融企业管理机制、能够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的机制、以商业银行为中心的信用保障机制和金融监管保障机制等相互协调的四个机制，这对于加强金融风险的控制，保证经济健康、稳定和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网络经济发展与金融制度变迁问题研究

以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网络经济发展变着宏观经济运行的模式,规则和传统理论,冲击和影响着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业和社会资金运行资金运行中的银行业的发展,并促使金融制度发展变迁,面对网络经济的挑战,我国金融和银行业必须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1）深化金融改革,为网络银行的发民菜营造良好的制度基础,（2）建立战略联盟,提高竞争力。（3）重塑经营模式,实现规模经济。（4）明确发展模式,发展网络银行.(5)加强网络银行监管。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变迁分析

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与环境，尤其是对农村合作金融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可将建国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划分为彼此关联的五个阶段。重点考察了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制度安排的结构和内容，以及获得的制度绩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原理，分析制度变迁的特点和模型，认为制度变迁的诱因是各利益主体的寻利动机，主体是地方组织而非经济个体，过程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因此，农业合作金融制度变迁的模型属强制性变迁，而不是诱致性变迁。     

论毛泽东关于制度变迁与工业化发展的理论模式

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对于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制度革命,首先是以意识形态为先导来买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意识形态从共有信念上规定了经济主体实施制度创新的行动域。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有效地协调了社会成员的行动,减少了社会协调成本,新的制度安排也就会沿着意识形态预设的轨道被创设出来。在当时特殊的初始条件下,毛泽东把制度变迁的目标函数界定为制度革命和工业化。在进行工业化的同时需要进行制度革命,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使国家能对经济资源进行统一配置,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     

产业集群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产业集群的性质、产生、发展、成熟、衰退及升级过程作出了新的解释和分析。产业集群在本质上是一种产业间交易、分工的创新,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和企业抗风险能力而产生的一种制度安排。     

试析我国行业协会的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业协会已经经历了一次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当前形势下又产生了新的制度需求，行业协会新一轮的制度变迁即将展开。这一次制度变迁的模式将由强制性制度变迁逐步过渡到诱致性制度变迁。     

FDI制度溢出对工业增长率影响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引入制度因素,考虑FDI进入中国后对于中国经济运行制度形成冲击,促进市场化进程加速,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将FDI的溢出效应分为技术溢出和制度溢出来分析,并且提出制度溢出的路径,从而更好地解释FDI溢出效应。在实证分析阶段,本文选用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作为制度变量,基于1997—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得出FDI进入中国后存在制度溢出效应,且制度溢出明显。     

产业创新的动力源和风险分析

需求、技术、企业家精神、竞争压力是产业创新的动力源泉 ;产业创新的风险所在和原因分析。     

地方政府的主动制度供给是大国制度创新之源--对我国地方政府主动供给制度的研究

大国制度创新必须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考虑全局性的因素，其制度供给是一种平均的速度。这种供给速度对于有些地区可能比较超前，而对有些地区可能比较滞后，因此大国制度创新不能统一进行，必须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制度环境的变化和相对收益的变化，及时地、主动地推动制度创新。地方政府主动制度创新能够实现区域制度结构均衡，能够为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提供经验教训和知识存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全国性的制度变迁。     

发展中大国的制度变迁:特征和机理

与“小国”相比,发展中大国制度变迁突出政府主导作用,变迁过程具有长期性、渐进性的特点,制度变迁任务具有多重性、复杂性的特征,制度变迁的核心要义在于在于构建加快技术进步的制度环境.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的内生变量,具有较强的内在关联性,两者相互黏附,螺旋上升,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     

东亚国家金融稳定性面临的主要风险诱因

东亚金融危机早已过去，但是造就东亚金融危机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并且极有可能再次诱发危机。文章对当前东亚国家金融稳定性所面临的主要风险诱因进行了系统分析。东亚国家面临的风险诱因分为内部诱因和外部诱因。外部诱因包括主要国际货币汇率变动、主要国际货币利率变动和国际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内部诱因则包括非审慎金融自由化造就的金融脆弱性、事实固定汇率制导致的汇率失调、过高财政赤字导致的通胀压力和外债负担，以及国内制度化问题导致的裙带资本主义。     

制度环境、FDI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ESCP框架的分析

由于经典FDI理论无法完整解释中国经济对外资严重依赖的特征,因而针对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构建环境-战略-行为-绩效(ESCP)分析框架,考察制度约束下FDI对产业结构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制度约束导致流入中国的FDI具有"规模过大、质量偏低、项目类型太小、行业分散"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非典型特征。制度约束下FDI普遍缺乏关联效应,正面溢出效应受到抑制,收入漏出与结构锁定效应凸显,不利于产业增长与产业内部的高级化进程。新时期引资政策必须以改善制度环境为依托,吸引高质量外资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珠三角产业集群制度安排探究

产业集群在经过发展的初级阶段后需要从制度安排方面寻求继续发展的动力。珠三角产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曾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发展，但随着时间推移有些又成为集群成长的制约因素。要突破这些制约因素的约束，政府应推进制度规则的建立与完善，保证企业间契约的有效执行，鼓励创新，并规范招商引资政策。     

搜寻成本、制度安排与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

本文运用搜寻成本理论,考察了不同的制度安排与信息搜寻成本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从企业与顾客“交易”角度分析了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市场交易的搜寻成本可以通过制度安排来降低。不同的交易制度与交易主体的数量特征相关,特别地,在交易双方众多数量条件下,卖方最有可能实现聚集生产而形成集群;集群节约了买卖双方的搜寻成本,扩大了产品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