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与货币政策传导

随着资本市场的日益深化和发展及其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不断加深，资本市场与货币政策的联系越发紧密，已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资本市场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历程，其与货币政策的联动性也正日益增强。本着重探讨了资本的市场，提高我国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提高货币政策资本市场传导效率的几点建议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并不重视发展资本市场,商业银行(国有四大商业银行)主导着国家金融体系。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极为有限,因而商业银行信用的成本和可得性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机制。但是,随着90年代以来资本市场的深化和发展,资本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产权交易、风险定价和行使公司治理的市场机制对经济增长和其他经济变量的作用更加突出,因而资本市场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途径。     

简论区域货币市场发展与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货币市场是专门融通短期资金的场所.随着中央银行调控手段由直接向间接的转变,货币市场已经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平台,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成为沟通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枢纽.区域货币市场作为货币市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降低金融业融资成本,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区域货币市场发展滞后,是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就西部货币市场的现状作了具体分析,并就如何进一步发展、规范区域货币市场提出了政策建议.     

浅谈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通过对货币政策的理论阐述，分析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提出了相应对策。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本文从一般理论出发，总结了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及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介目标和操作工具等的影响，然后具体分析了发展资本市场对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效能的积极作用，包括有利于完善货币政策微观基础，有利于分流部分货币政策压力，有助于扩大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可提高经济体消化金融调控冲击的能力。在此基础上，笔者就促进资本市场与货币政策的良性互动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提高欠发达地区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思考

本文结合地方实际分析了欠发达地区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原因及表现，提出了一些提高欠发达地区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措施。     

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总量连续跨越多个重要关口,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110万亿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坚持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定位,特别是货币政策始终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灵活适度调整,加强逆周期和跨周期调控。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通过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积极推进以利率等为核心的金融市场化改革,不断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效率的条件分析

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通过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影响相关的经济变量来实现的.就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而言,不完善的金融市场、管制利率、包括居民和企业在内的市场主体的不成熟性等因素构成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效率的制约.要提高货币政策效率,首先必须创造条件,疏导传导渠道.     

中国货币政策的资本市场传导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并不重视发展资本市场,商业银行(国有四大商业银行)主导着国家金融体系,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极为有限,因而商业银行信用的成本和可得性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机制。但是,随着90年代以来资本市场的深化和发展,资本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产权交易、风险定价和行使公司治理的市场机制对经济增长和其他经济变量的作用更加突出,因而资本市场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途径。     

资产证券化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初探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项重要的金融创新,其广泛开展将对金融市场微观主体、金融市场结构,以及宏观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就资产证券化对货币政策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进行初步探讨,认为资产证券化通过银行信贷和利率渠道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效力,并且将使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难度加大,中央银行继续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将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我国现行货币政策效率分析

宏观经济理论中关于货币政府有效性的研究，即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国内外经济学家对于这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为我们研究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提供了理论工具。     

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与效率——货币政策视角

本文利用无效率项非单调变化且存在异方差的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我国商业银行1994-2013年的效率,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分析了我国银行风险承担与效率的关系。如果把没有扣除不良贷款的总贷款作为产出,会系统性高估成本效率、低估利润效率;如果不考虑资本投入,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均会被高估;年均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的走势基本一致,且与我国银行制度改革、宏观经济周期波动较为吻合。我国不仅存在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而且具有连续性和顺周期性;货币政策不仅直接影响银行风险承担与效率,而且通过风险承担渠道间接影响效率。我国银行风险承担对效率的影响并非单调,而是存在倒u型关系,从提升银行效率的角度来看,存在最优的风险承担。风险承担的增加有利于利润效率的提升,同时利润效率的提升反过来促使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     

货币政策透明度与有效性的关联度研究

对于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是否会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问题,通过研究我国的动态和静态货币政策透明度指数及反通胀成本,表明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并保持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稳定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     

货币政策与我国上市企业投资效率研究

投资作为企业重要活动,其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货币政策的调整,货币政策通过作用于企业面临的投资机会与融资约束进而影响企业投资效率。运用我国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存在显著相关,货币政策宽松时,企业投资效率较高,而企业所有权性质与所在地区对货币政策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本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在不同的货币政策状态下,企业投资效率变动的作用途径。同时,从微观企业行为视角评价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为有关部门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依据。     

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作用的时变效率研究

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效率是动态变化的.本文利用状态空间模型,以1999年12月至2008年8月的月度数据为样本,对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时变效率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在样本区间内,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整体作用效率不高.其中,利率、外汇占款的作用相对较高,再贷款,准备金率的作用效率低,且变动不稳定.此外,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效率与货币政策状态间存有一定的关联,其抑制经济过热的效率优于启动经济的效率.     

The Efficiency of the Housing Credit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基于2000~2010年我国宏观季度经济数据,构建了3个VAR模型,实证检验了房地产市场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在信贷渠道传导过程中,提高利率对控制商业银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贷款供给是有效的,但对抑制商业银行在房地产市场的贷款供给效果不明显。提高贷款利率,抑制了房地产开发企业从银行的直接融资,但无法有效阻止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个人住宅按揭贷款等途径,从银行间接获取更多贷款。     

货币政策、治理特征与企业投资效率

摘 要：在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传导的机制和真实效率问题一直备受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分析货币政策态势变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从微观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在对前期国内外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我国货币政策态势变化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三个假设,并利用2003－2019年我国2 160家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政策态势的变化会对企业的投资效率产生显著影响,不同股权特征和治理机制会对这一效应产生放大或缓释效应。在实证结论的基础上,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The Demand for Assets and Optimal Monetary Aggregation

This paper uses a highly disaggregated demand system to estimate the degree of substitutability among monetary assets and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optimal monetary aggre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address the problems of dimensionality and nonlinearity, estimating a very detailed monetary asset demand system encompassing the full range of assets based on the locally flexible normalized quadratic expenditure function. We treat the concavity property as a maintained hypothesis and provide evidence consistent with neoclassical microeconomic theory. Statistical tests reject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aggregation assumptions for all the money measures publish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as well as for a large number of groupings suggested by earlier studies. This supports and reinforces Barnett's (2016) assertion that we should employ the broadest M4 monetary aggregate published by the Center for Financial St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