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公共秩序与政府审计:从控制到治理

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活动和公共秩序处于士绅阶层管理之下,受益于儒家传统和差序格局,乡村社会公共秩序得以维持.随着国家政权逐渐深入乡村,传统乡村公共秩序不断瓦解.现代乡村自治组织作为公共管理机构,其职能与范围已完全不同于传统乡村自治组织,而国家政权对这种日益增长的权力却缺乏有效的制度性约束.政府审计作为国家政治与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民主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理应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本文以巴泽尔的"交易-履约模型"为分析框架,首先探讨了国家对乡村自治组织强化监督制约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阐述如何发挥政府审计职能以有效制约乡村自治组织对权力、尤其是经济权力的滥用,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良治.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历史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村民自治的发展,在中国农村逐步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农村基层政权的发展经历了改革启动时期乡镇政权的建立、村民自治推进时期乡镇政权的发展、村民自治深入发展时期乡镇政权的建设这三个阶段。历史证明,“乡政村治”是以确认和保护村民公民权和村民个人权利为前提的乡村治理制度,适应了农民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需要,促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新时代乡村社会组织发展创新的意义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十九大报告还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破解乡村治理主体力量"外生强、内生弱"的困境,实行民主自治,充分发挥乡村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理与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没有乡村治理现代化,就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当前乡村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弱化以致支撑乡村治理的内生性资源匮乏,农民处于松散状态,组织化水平低,“乡政村治”遂演变为“乡政浮,村治虚”。新发展阶段,只有创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才能夯实物质基础、重塑基层组织,并有效弥合“自治”、“法治”和“德治”之间长期存在的实践隔层,进而切实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村民自治与国家重建

本文立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从“国家建设“的视角探讨村民自治的工具价值和历史功能。文章认为，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国家建设一直贯穿始终。村民自治是一种国家重建形式，它的推行并非国家从乡村社会的退出，相反则是国家真正深入乡村社会的表现；由于它重新起用了乡村的民间资源，并实现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性质的对接和融合，无疑是国家对乡村社会整合成熟的标志。     

乡政新论

乡政是我国政权序列的最基础部分,它上接国家,下联农民,在政治输出和政治输入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作者既不赞成虚化乡政甚或撤销乡政,也不主张将乡政建设为一级完全的政权组织。乡政的未来改革不在于取消、虚化或实化乡政,而在于顺应现代治理的要求进行民主转型,即在县乡政权之间进行制度化分权改革,进一步增强乡政的相对自主性或独立性,实行有限的“乡政自治”。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治理有效,揭示治理路径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影响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因素体现在历史与现实两方面,主要特点是情境特殊性、目标多元性和主体民族性。现存问题有治理主线明确性不足、治理主体参与程度弱化、治理技术难以满足需求和企业生态责任履行缺位。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遵循主线—结构—平台—补充的内生逻辑,具体表现为治理意识—治理主体—治理技术—治理责任—治理目标。治理实践路径包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具有民族特色的多元主体参与、开发与应用符合民族实际的数字技术、强化民族地区企业生态责任建设四个方面,从而将民族特色转化成乡村振兴的动能与优势。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难点及对策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需要进一步提升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统筹性和针对性,实现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向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方向全面转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助力.遵循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现阶段乡村振兴发展要求,需要重点关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面对土地规模化经营推进速度缓慢、人才要素短缺、发展农业科技的资本要素不足、基层组织功能弱化等问题,应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新人才聚集机制和金融投入机制,促进生产和生活方式优化,强化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秩序建构中的村庄精英历史嬗变

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事关整个中国社会秩序的稳定,因而一直以来受到官员和学者的高度关注。从传统社会国家对农村的渗透和乡村秩序的维护都依托于"绅治"和传统道德体系,遵循"皇权不下县"的原则到民国时期政府在乡村推行的保甲制度,再到20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的全面推行,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改革以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断裂的嬗变,乡村能人即村庄精英的角色进一步凸显。     

传统与超越:苏南乡村治理变迁中的社会资本

乡村社会资本是村民通过关系网络展示集体行动能力的表征,它是乡村治理的村庄基础。从历史脉络来看,传统苏南乡村水平网络中的关联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而言是较弱的,这使得村庄自治所需的社会资本先天不足。集体企业改制前,苏南乡村治理主要通过垂直网络中庇护或强制性的权威推动水平网络中关联甚弱的村民,以实现村庄的秩序。随着快速城市化和国家力量的退出,苏南乡村的网络结构和力量发生改变,虽然缺乏传统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存量,但也为建立现代新型社会资本留下了空间和契机。为实现社会资本的更新与增值,苏南乡村应改变由垂直网络中的力量强行干涉农村自运作体系的治理模式,引导和培育水平网络中的力量,以形成村庄治理的合力。     

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路径探析

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切实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建设，完善基层治理的立法和制度体系^[1]。基层是群体矛盾冲突易发的高风险地，故社会治理应首先将视角置于乡村社会治理。进入新时代，我国乡村法治建设成效显著。但还存在一定不足，主要表现为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农村自治组织工作人员所受监督不足、农村执法能力及队伍建设不足、乡村法治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遂提出应以党建引领加强普法宣传、多方参与、共管监督、立法工作、乡村执法能力推进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持续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三治结合”视域下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四维探赜

完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途径,也是乡村治理体系创新的关键环节。在地域环境、文化习俗等特定因素影响下,构建“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须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新时代乡村发展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坚定中国共产党在“三治结合”中的主体和主力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乡村群众治理需求的价值遵循;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依归;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实践理路。从而有力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民主建设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兼谈农村民主建设中的"乡村互动"新课题

民主建设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讨论了中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乡村关系的变化，发展与特征，并从“乡村互动”－－即乡镇对村的影响以及村对乡镇的影响两个角度，展开了关于“农村民主建设的新课题”的讨论，分析了中国实行村民自治后乡村关系的现状以及乡村两者之间的互动过程，还针对乡村关系的现状和不足进行了政策方面的探讨。     

我国乡村绿色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基于乡村污染治理主体异化的学理阐释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仍然是我国乡村绿色发展的突出短板。长期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的“资本逻辑”影响污染治理主体的理念和行为，使我国推动乡村绿色发展过程中在乡村污染治理问题上存在形式主义、主导性缺失、意识淡薄、治理边缘化等主体异化的现实困境，导致乡村绿色发展效果弱化。为此，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差异性入手，反思乡村污染治理主体异化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有利于探究地方政府“公共利益代表”与“经济人”特性的矛盾、村级组织“农民代理人”与“逐利者”身份并存、农民之间“互惠”转向“互利”、社会资本重经济效益轻生态效益的产生根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路向。乡村绿色发展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在乡村污染治理过程中，要从遵循科学发展理念以及优化顶层制度设计、提高村级组织的组织自主性、完善乡村污染治理生态效益转化为治理主体经济收益的市场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乡村绿色发展优化路向。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探讨早期乡村现代化思想的当代价值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推动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我国作为一个具有百年乡村建设连续统的国家,一直致力于推动乡村现代化建设。民国时期晏阳初、梁漱溟和卢作孚作为当时的乡村建设“三杰”,其对乡村现代化的早期追寻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具有现实启示意义。本文以“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为主要的问题意识来源,基于乡村振兴的视角,以晏阳初、梁漱溟和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乡村现代化建设思想脉络的梳理、分析及比较,归纳概括早期乡村现代化建设思想的独特性,从主体自治、外源内生、产业融合、人才建设和注重调查五个方面,深入探讨早期乡村现代化建设思想的当代价值。     

乡村自治的“弱治理”困境及突破

我国以乡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走过坎坷不平的道路.取消农业税、快速城镇化等等带给乡村自治机遇的同时带来挑战,乡村自治自身实践也遇到“弱治理”的发展滞碍.面对发展困境,要加强自治主体培育、理顺乡村自治中的关系、创造良好的乡村自治法律和外部环境,要为实现乡村自治向民主政治转型打下基础、铺平道路,加快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乡村自治需要不断突破困境迎接挑战.     

政府意志：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合作运动价值取向论

1928年后国民政府开展的合作运动不仅是作为实现民生主义的一个手段,又是其统治合法性在乡村社会层面重建的一种努力。合作运动由此具有了扩张国家行政力量、“促进民生主义之实现”、控制乡村社会等多元的价值取向。这场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更多体现了政府意志而非民众意愿。主旨是在民众中培育现代民族国家创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基础,增大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这背离了合作社在西方兴起时所具有的社会自觉选择、自治性质与经济的“功能范畴”。其与政治力量的合流,达到的仅是官绅商的“合作”,故而也就不可能将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众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     

创新乡村治理体系从良序迈向善治

关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当前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当前我国健全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必然选择,其包括高层的国家、中层的省市和基层的县乡村三个层次的内容。乡村治理则是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最基础的一个层次,也是其薄弱环节。只有筑牢基础,整个体系才会稳固,进而实现优化。乡村社会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取得了长足发展,城乡融合、群体分化、利益调整、观念更新……一方面刺激了乡村经济重新焕发活力,另一方面新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在当前大数据这样的新形势背景下,如何妥善解决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迈向乡村善治之路,切实有效推进乡村治理,是乡村治理当前的风向标。     

培育社会组织推进“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战略

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尤其是农民的自组织,既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更是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加快推进实现"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需要。农村社会组织种类繁多,既能代表农民参与公共事务协商,也可提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更具有教育培训和引导农民的功能。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面临行政组织和社会组织界限不明确、行政范围扩张过大、法律法规不健全、农民合作和组织意识不强等制约。应充分认识到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价值,把培育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重点通过深化乡村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支持农村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措施为社会组织发育创造良好的环境。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以常熟市古里镇坞坵村为例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建设能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弥补城乡“数据鸿沟”,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有利于实现“五治融合”的基层治理目标。以常熟市古里镇坞坵村为代表的苏南农村,在数字乡村建设上起步较早,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并将特色文化与基层治理有机融合,形成数字乡村建设的“坞坵经验”。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工作,应强化乡村特色与区域协同的融合,推动技术整合与基层实务的统一,并在开放包容的基础上实现多元共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