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城市化进程的能源约束“尾效”研究

能源是推进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重要资源保障。辽宁省作为能源消费大省,近年来能源供需缺口持续加大,能源约束对经济增长及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越发显著。这种受到资源限制而使得城市化进程减慢的现象被定义为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约束＂尾效＂。本文在借鉴Romer经济增长＂尾效＂假说的基础上,根据城市化的增长函数进一步拓展构建了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消耗＂尾效＂模型,并对辽宁省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能源约束对城市化进程具有显著的＂尾效＂效应,而改善能源结构以及优化城市能源消费结构有助于消除城市化进程的能源约束＂尾效＂。     

融资约束、持有现金与公司投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我国上市公司2000年～2006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从我国市场化进程与公司最终控制人性质的制度背景出发,在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基础上,考察了公司持有现金的对冲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所在地区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公司与非国有公司存在融资约束.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司持有现金具有一定的对冲效应,而且这种对冲效应在融资约束公司中更重要.     

内生约束下的安徽城镇化进程路径选择

安徽城镇化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与之对应的是突破城镇化进程面临的内生性约束.当前,安徽省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要素不能优化配置、城市竞争力不强、区域增长差距显著等影响城镇化进程的内生约束因素.通过对安徽城镇化发展的内生性约束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找到了优化安徽城镇体系的空间布局、强化产业支撑、创新体制机制和充分利用政策机遇等实现安徽新型城镇化的路径.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创新研究

由于受现行土地管理法的约束,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在城市化进程中不能享有与国有土地同等的权利,不仅所有权得不到尊重、使用权受到严格限制,而且土地的主人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土地权益也得不到合理补偿,由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为探索保障农村集体土地权益的有效途径,缓解社会矛盾,我国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必须创新。从尊重现行土地管理法的思路出发,对广大农村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集体土地采取不同的政策,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从尊重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思路出发,变土地管理法主要是约束农民集体行为为约束政府的征地行为,才是最终之本。     

债转股：对企业经营者产权约束的思考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股权代表控制权,股权约束比债务的约束更为直接,对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实施债转股比迫其破产对银行更为有利;处于转轨改制阶段的中国,股权约束是较债务约束更软的约束形式,对陷入债务危机的国有企业,实施债转股能否化解银行的不良资产,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债转股的进程,生成有剩余索取权的监控主体,促使国有管理方式的变革以有确立规范的股份制等,是债转股新的功能定位。     

建立国有商业银行人才激励与约束机制探索

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以来存在着造成人才结构失衡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随着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断出现和外资银行的不断涌入,国有商业银行将面临更加严峻的人才竞争.为此,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加大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力度,加快股份制改造进程,建立一套科学的人才激励与约束机制.     

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低碳经济的构想

针对哥本哈根会议后中国节能减排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应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以化解资源约束、出口约束、环境约束,推动市场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时,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低碳经济更应先行先试,以缓解福建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匮乏、环境优势脆弱的压力,并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构建低碳发展优势,才能确保海峡西岸经济区在资源与环境协调中实现真正的繁荣崛起。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普惠性金融结构优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城镇化转型提出了顶层设计和系列要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探讨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及其普惠性优化对于破解城镇化的资本约束、建立城镇化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通过分析长期制约我国农村发展的金融结构约束问题,提出基于平等、安全、包容性、均衡化的农村普惠金融服务和产品能有效提高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资本供给效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村普惠性金融的四维功能和农村普惠性金融的优化结构。     

政治关联、会计信息质量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0—2013年我国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制度环境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均能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状况;并且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具有“替代效应”;这种“替代效应”在不同制度环境中存在差异,在市场化进程慢、政府干预严重、法治化水平低的地区表现得更加显著。研究结果对于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与治理政治关联的负面影响,有重要启示作用。     

新时期中越边境贸易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研究

在中越相继加入WTO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启动新形势下,中越边境贸易获得了一些难得的历史机遇,但也面临着法制、财税管理机制和贸易规则等方面的约束和限制.中越边境贸易的发展前景光明、道路却不平坦.     

城市化进程中制度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城市化进程受到制度安排的影响,不同制度安排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力的作用有很大差别,如果存在刺度约束,城市发展则会由于人为因素而受到遏制。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安排经历了多次变迁,不同制度安排下表现出了不同的制度绩效。城市化的历程表明,城市化的意义不单单在于推动城市进步,重要在于设计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推动农村和城市的共同进步。     

制度环境、FDI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ESCP框架的分析

由于经典FDI理论无法完整解释中国经济对外资严重依赖的特征,因而针对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构建环境-战略-行为-绩效(ESCP)分析框架,考察制度约束下FDI对产业结构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制度约束导致流入中国的FDI具有"规模过大、质量偏低、项目类型太小、行业分散"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非典型特征。制度约束下FDI普遍缺乏关联效应,正面溢出效应受到抑制,收入漏出与结构锁定效应凸显,不利于产业增长与产业内部的高级化进程。新时期引资政策必须以改善制度环境为依托,吸引高质量外资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农业产业化链的维持机制研究

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农业产业化进程并不顺利,其突出表现是农业产业链无法拓展和延伸,乃至无法生存。合作利益分配和风险承担机制低效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为此,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和风险承担机制,同时建立保障这种机制顺利实施的约束体系。     

债转股:重点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现实选择

债转股是实现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一项重大的新举措，是重点国有企业脱困的现实选择。它将对改变企业产权结构，提高国有企业自我完善、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能力，在推进整个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加强我国金融监管的对策建议

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更加注重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在监管体制、监管规则等方面出现了趋同现象.我国加入WTO已经近三年,因此,遵循国际惯例,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建立金融监管约束机制,提高金融从业和监管人员的素质及金融机构的自律能力已势在必行.     

国有产权、体制扭曲与产能利用——基于中国1998～2007年制造业行业的面板分析

以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基础,构建两位数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中国制造业行业的产能过剩成因。研究发现:(1)国有产权性质及其与要素价格负向扭曲和预算软约束的交互项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显著,且国有产权性质的产能过剩效应在增强;(2)要素价格负向扭曲的产能过剩效应在增强;(3)预算约束硬化的产能过剩效应在增强,其源于国有产权的预算软约束恶化;(4)加快市场化进程,提高行业集中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前景共识,有利于提高行业产能利用率;(5)政府补贴对行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不显著。最后,就以上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利率市场化的理论梳理与未来展望

最近几年,利率市场化成为中国金融市场最受关注的改革之一。本文从利率市场化出发,系统梳理金融抑制、金融约束理论的相关文献,阐明利率市场化的来龙去脉,并结合中国市场实际分析利率市场化的未来进程及对商业银行、企业等不同市场主体的可能影响。     

政府分权、政府竞争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

地方政府行为依赖于所面临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地方政府竞争成为我国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常态,这源于我国独特的政府分权制度。在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通过对各要素采取非均衡的产权保护方式为增长而竞争。这种竞争模式过度保护了资本要素,而忽视甚至侵害了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因此,地方政府竞争在促进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在缺乏公众等主体的约束下,政府分权带来激励偏差会加大,该发展模式将受到很大的挑战。     

城乡融合中的皖北乡村城市化困境与超越

近年来,皖北地区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城市化,该区域乡村城市化也在此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僵硬的土地流转制度和户籍制度、中心城市发展滞后、"小城镇综合征"以及"贫困文化"制约着皖北乡村城市化发展。为摆脱该区域城市化发展约束,亟待完善乡村城市化制度、增强核心城市竞争力与辐射力、设计皖北特色小城镇发展蓝图、提升皖北区域文化竞争力,由此保证皖北乡村城市化的健康推进,持续推进该区域乡村城市化进程。     

税收执法自由裁量权滥用及其救济制度设计——激励与约束的权衡

在税收执法过程中赋予税务机关一定的税收自由裁量权是必要、合理的,但由于在制度设计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缺陷,税收执法自由裁量权有被滥用的可能性。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激励与约束机制可以避免滥用税收执法自由裁量权,建立"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