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秩序与政治决断——有关“政治宪法学”的批判性检讨

本文通过探讨“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之争，尤其是对于两种版本的政治宪政主义的检讨，以揭示隐藏在其背后的基本逻辑。本文将首先探讨政治自主性这一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要素，并在此基础之上检视高全喜式的政治宪政主义的限度。其次，本文将探讨作为人类意志之表达机制的法秩序的性质，并以此修正陈端洪式的政治宪政主义。最后，本文将通过重新阐发古典国家观念以便提出一种国家德性理论，从而将国家德性作为“驯化”那个会随时不受自身设定之约束机制所约束的“政治”。进而阐明法秩序与德性作为国家之自我约束的两种不可或缺的机制，而这正是一种康德式的政治宪政主义，亦即一种自我立法式的政治宪政主义的基本旨趣。     

从宪法的修改看我国的宪政改革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没有宪法，自然谈不上宪政。但是有了宪法不一定就有了宪政。“只有具有正当性的宪法才能真正地与宪政产生具有逻辑上固定性的线性联系。”在我国，不断完善宪法修改体系和宪法监督制度是我国宪政改革的必由之路。     

“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评“儒家宪政”

蒋庆似乎确信“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并提出一套理论来阐述自己观点。这个理论自成一家，冲击性很强，迫使人们思考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既然蒋庆展开“政治儒学”研究、宣扬“王道政治”和“儒教宪政”不是纯粹出于学术兴趣，而是为了对症下药，“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个理论上可能的选择维度”，并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政治困境，这篇文章集中讨论他把脉认定的“病症”以及他苦心孤诣下的“处方”。     

自然权利·政治正当性·宪政——西方宪政民主政体的理念脉络探析

本文从政治哲学角度考察自然权利、政治正当性与宪政三要素的基本涵义及其逻辑关系，意在探析西方宪政民主政体的理念脉络。文章的基本论点是，在西方政治体系中，自然权利理念不仅为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政治正当性提供根本依据，更作为宪政民主政体的基本规范为宪政、民主及法治的正当程序奠定基础。     

西方宪政经济学研究综述

宪政经济学(Co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经济学方法在宪法领域的推进,侧重的是宪法规则的经济学分析。“宪政经济学”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由理查德·麦肯齐编辑的《宪政经济学:包含政府的经济权力》(1984)的论文集中。宪政经济学是分析宪法和宪政的经济后果的经济学(罗森鲍姆,2001)。它着重研究在社会共同生活中制约和影响经济和政治行     

宪政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宪政问题

宪政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是经济学回归为“政治的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它是对约束经济行为者和政治行为者的选择与活动的不同法津——制度——宪法规则的运转性质做出相关解释的经济学。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发展从来也不能脱离制度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改革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以经济为核心、以宪法制度为框架约束的公共选择过程，理应以宪政的思维去理解和推进这项改革。     

“海选”与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海选”其实质乃直选，给选民以真正的“自由”，选谁不选谁由选民自主决定，政府机关不指定候选人。本文从宪政建设角度，法治建设角度，法律文化环境培育的角度先后解读“海选”，探析“海选”的实践意义与启示作用，并对“海选”在民主政治建设领域作出展望与规划。     

政治神学的教训：失节的施米特

在战后的西德,施米特代表的是“失节的知识分子”,他们在魏玛时期属于政治右翼,在1933年以后与纳粹合作或同流合污。施米特确实有知名度,他的有名,不是因为人们可以忘记他失节的过去,而恰恰是因为人们牢牢记得他那段失节的过去。迈尔在《施米特的教训》中,把施米特的思想连贯地阐述为一个可以称作为“教训”的整体。施米特的政治学说从根本上否定了政治哲学的可能。它在骨子里是一种政治神学。它把“启示”而不是“辩论”,把对绝对权威的绝对服从,而不是理性判断,当作“政治”的根本条件。如果迈尔对施米特政治神学的分析正确,那么施米特最学术的著作也应该理解为一种反宪政的学说。在中国阅读施米特的著作,不可不警觉政治神学和政治宗教、政治神秘主义的关系。“神圣启示”能破坏政治哲学的理性根基,更能把种种荒诞危险的偏执和极端带入我们的政治生活。     

自然权利·政治正当性·宪政——西方宪政民主政体的理念脉络探析

本文从政治哲学角度考察自然权利、政治正当性与宪政三要素的基本涵义及其逻辑关系,意在探析西方宪政民主政体的理念脉络.文章的基本论点是,在西方政治体系中,自然权利理念不仅为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政治正当性提供根本依据,更作为宪政民主政体的基本规范为宪政、民主及法治的正当程序奠定基础.     

村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而且在论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时，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础性工作，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状况直接反映和决定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整体水平，而农民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程度又直接决定着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水平，这种政治参与，亦称参与政治，也是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标志。顾名思义，农民的政治参与是指农民(村民)参与政治生活。     

启发、砥砺和创造——论徐复观的忧患意识思想

徐复观认为忧患意识是一种政治自觉意识，一种政治责任意识，一种奋发意识，一种远见意识。忧患意识经历了“敬”、“彝”、“礼”、“仁”四个阶段，在这个发展历程中，徐复观深刻地发掘了它所孕育的政治思想：自由精神，平等理念和政治价值根源。     

东亚威权主义的利弊与转型

“权威主义”即权威政治，也被称为“威权主义”，英文均是authoritarianism，是指某政治领导人或政治集团以其功绩、才干及其他特有的影响，使其属下愿意接受其所制定的规章制度、颁布的命令和要求，服从自己的权力。这种接受和服从虽然没有成文法律，但对服从者来说，却被视为正当、合法的，而且是出于自愿。古往今来，权威对于领导者、领导机关或集团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实施统治的必备条件。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

本研究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之间的关系，论证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力量间的竞争是宪政转轨的推动力量。通过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例证，本分析了两种转轨模式下的特征和问题。结论是，在政治垄断下的经济转轨将被国家机会主义所挟持。经济转轨双轨制产生了宪政转轨的非常高的长期代价，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经济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WTO规则下的全球经济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的制度的创新过程。     

税收与宪政——著名经济学者韦森做客“天人讲堂”

2009年4月29日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者韦森教授做客山东大学“天人讲堂”，在山大新校图书馆为山大学子做了一场题为“从税收法定原则看未来中国宪政民主政治建构之路”的精彩报告。犹太教与跨宗教文化中心主任傅有德教授主持了此次讲座。     

古雅典民主的现代启示

目前，我国正在尝试、探索政治民主化。而在这个方面，正如西门尼底的诗中所说的：“（雅典）这一个城邦，是人之师。”“雅典模式”开创了人类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为我国探索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的历史原型。研究雅典的民主政治，对于我们理解民主政治的含义和内容会有所裨益。     

儒家政治哲学中的“霸道”

追求“王道”,反对“霸道”,一般被视作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立场。若对这一认识进行严肃的思想史考察,则会得出一系列与之相悖的结论：霸道在早期儒家经典中非但不是“坏政治”,而且作为一种德性政治被孔子肯定,它在经史传统中有其制度根源;孟子尊王贱霸是因其政治修辞的需要;荀子则将霸道视为“次优”的政治类型;汉儒将霸道视为不充分的仁政。对霸道的认识在北宋发生转折：邵雍将其视作实力政治,程颢、程颐将其贬低为功利政治。从朱熹到王阳明,对霸道的评价越来越低,最终将其视为一切“坏政治”的渊薮。宋明儒学对霸道的贬低导致三个方面的理论后果：政治思考的空间大为收窄,以致无法容纳现实政治;唯道德主义倾向间接促成政治和道德的截然二分;泛和平主义想象无视政治体之间的永恒冲突,因而发展不出成熟的敌友政治。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几个误区

误区之一：重物质鼓励轻思想教育。少数企业由于受市场“等价交换”原则的影响，过分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物质激励因素，而忽视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结果使思想政治工作名存实亡。大家知道，思想政治工作不单是说服教育工作，它包括的内容很多，物质鼓励是基本方法之一，即对那些先进分子在给予精神鼓励的同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赏；对落后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在工作上为他们排忧解难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时，必须坚持思想教育为主的原则。我们强调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关心职工物质利益，但并不是把思想政治工作等同于物质刺激，思想政治工作的直接目的是提高认识，转变观念、解决思想矛盾。实现这些目的，主要不是靠物质手段，关键要靠思想教育，这正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特殊价值和功用所在。     

儒家宪政的现实与历史

在中国古代思想与制度之中，有丰富的政治智慧：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权威、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民间的清议传统、文官考试与御史制度等等，这些政治智慧与制度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独霸天下，使得中国政治在若干朝代和历史时期之中保持了清明、理性与有序。如果说这些政治智慧表现为某种有别于欧洲的儒家宪政的话，那么也必须注意到，这种儒家宪政是残缺的礼治型宪政，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限制。儒家宪政是否可以落为现实，最终还是取决于三纲为核心的礼治秩序，依赖于圣君贤相的个人德性，无法从根本上落实宪政所应该解决的统治合法性、权力的有效限制和权力的有序更替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宪政在现代社会之中不再具有独立的光复价值，但其中的政治智慧有可能通过与自由主义的审慎的嫁接，在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架构之中实现创造性之转化。     

营销的战斗意志

克劳塞韦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如果是这样．那么”营销”不啻为”经济”的战争；[第一段]     

公共财政与社会和谐

现时西方世界所称的公共财政,通常被认为是指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作为中世纪“王室财政”的对立物和取代物出现的财政形态,强调的是一整套以“公共性”和“宪政化”为核心的制度规则。在中国,公共财政在政府管理中作为一个明确概念的确立,则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千年之交后不久,中国的决策层又明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而公共财政与社会和谐具有内在的联系。本文试对此两者作一个粗线条的考察。一、中国提出公共财政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财政的基本内容是“以政控财,以财行政”,即国家政权凭借社会统治者和管理者的政治权力掌握社会总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