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时序数据的经验分析(1985～2003)

本文选用1985￣2003年期间我国的六类环境污染指标,从时序维度考察了环境污染与我国人均收入变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首先,基于MaddalaandKim提出的改进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具有协整关系的四类变量中,只有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正的协整关系,其他三类污染指标(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协整关系均为负,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环境的恶化;其次,分别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与TodaandYamamoto提出的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考察了六类污染指标与人均GDP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环境污染与我国人均GDP之间的一般规律:人均GDP是导致污染排放量变化的重要原因,但污染排放并不是导致人均GDP变化的原因。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本文选取六类污染指标构建了反映整体污染水平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基于1987-2008年相关数据,在严格计量检验基础上运用GIRF法、方差分解法考察了江西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结果表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与经济增长验证了EKC假说,经济增长是污染物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均GDP对解释各类环境污染排放的预测方差贡献度较大,而污染物排放不是解释经济增长预测方差的重要变量.     

中国工业污染变动态势及其EKC实证分析——基于生态阈值视角

以中国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浓度、国家规定排放标准限值为依托,构建兼顾污染物实际值、生态阈值、最优值的工业污染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Stossel指数调整模型与综合评价模型,分析1993—2014年中国工业污染变动态势以及关键污染因子,进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结果显示:(1)除1997—1999年以外,工业"三废"主要指标以及工业污染状况综合分值整体上呈现递增趋势。(2)化学需氧量、挥发酚和烟粉尘三类污染物的排放浓度曾突破生态阈值,是可能引发生态突变的关键污染因子,应当引起重点关注。(3)工业污染状况与工业总产值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目前处于临近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左侧。     

珠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关系,历来备受关注.本文选取1990年到2006年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作为解释变量,人均GDP、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环保投资占GDP的比重作为自变量,运用模型,通过简单的回归分析出珠三角地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根据结果,随着经济的增长,珠三角地区的环境污染也呈上升趋势,但尚未达到工业发达国家所描述的倒U型曲线的拐点.在发展社会经济时应该将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降低环境的"外部化"程度,同时加大对环境建设的投资.本文意在通过分析珠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找出影响环境质量的各种因素,并在如何保持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为改善该地区的环境质量提出意见和建议.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对工业污染的影响分析——基于地理距离矩阵的空间杜宾模型

基于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经济增长和工业污染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环境库兹涅茨(Kuznets)方程建立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之间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经济增长对工业"三废"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区域人口聚集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考虑空间因素后,经济增长对"三废"影响的差异性更加显著。控制其他解释变量后,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对工业废气污染的省际溢出效应和总效应都呈现类"N"型关系,与工业废水污染存在倒"N"型关系,与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呈现单调递增线性关系。最后,为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相关政策建议参考。     

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1993～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均GDP与人均工业二氧化硫和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而与人均工业烟尘和人均工业粉尘排放量之间呈自上向下的曲线关系;经济结构和技术对环境污染存在显著影响,而经济规模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     

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与环境污染

本文分别利用熵权法和多指标多原因模型测算了2003-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隐性经济规模,并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就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行政化环境规制强度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污染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两种环境规制情形下,隐性经济规模对环境污染均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行政化环境规制强度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强度与隐性经济规模的交互作用显著抑制了环境污染,环境规制总体上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对外开放度、能源效率和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负;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由于对外开放度对环境污染的负向影响使得"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并没有得到验证.     

人均收入、产业结构与环境质量——基于EKC曲线的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两难冲突已经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对于一个经济处于起飞阶段的国家,一方面由于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工业污染物排放的不断增加,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另一方面资源的可耗竭性、环境恶化反过来也限制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通过对1991以来中国环境污染及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第一,中国的环境倒"U"型曲线下降阶段并未出现;第二,产业结构对环境质量有显著的影响.工业占GDP比重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     

钱江源水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为基础,选择工业COD排放量、工业氨氮排放量和生活COD排放量表征水环境污染的综合水平,以人均GDP表征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地处钱塘江源头的衢州市水环境与经济增长的曲线特征。研究结果表明,2003—2013年,衢州市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大体呈现"倒N"型的变化特征,而单项指标中的工业COD排放量、工业氨氮排放量、生活COD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分别呈"倒N"、"U"和"倒N"的曲线关系。结论建议:衢州市应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大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严格执行环保标准,加强生活污水的治理,以实现水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面板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在扩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方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3年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排放量构建环境污染强度、环境规制强度指标,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各地区环境污染强度的影响以及环境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各地区是否存在。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的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显著地降低环境污染强度,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所存在的污染避难所效应除了与不同的污染排放物有关以外,还与实行不同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有关,且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的一致关系。本文还发现中国各地区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U型关系,虽然目前仍有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强度会随地区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但多数地区处于拐点右侧,因此对环境污染物的强化治理依旧刻不容缓。     

经济增长如何影响环境质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内在作用机理,并运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当人均实际GDP达到2.65万元时,工业废气的EKC将出现拐点;当综合考虑经济增长、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潜在因素的影响后,经济增长的污染减排效果明显增强。为实现新常态下的绿色发展目标,缓解环境污染难题,必须充分发挥环境污染治理手段的综合作用,在始终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强环境规制,并积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京津冀能源消耗的碳足迹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环境污染严重导致环境面临压力。运用能源消耗碳足迹衡量指标,计算出京津冀地区1996~2011年的能源消耗碳足迹;然后利用STIRPAT模型进行拟合回归,讨论经济增长与碳足迹之间的定量关系,找出能源消耗碳足迹的影响因素,从而验证京津冀地区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结果表明:首先,京津冀地区能源消耗结构一直变化不大,以煤、石油、天然气为主,其中煤在能源消耗中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京津冀地区碳足迹呈现上升趋势。再次,京津冀地区人均GDP和能耗结构是驱动碳足迹增长的主要因素,但产业结构对碳足迹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最后,脱钩指数分析表明京津冀地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处于相对脱钩状态,而回归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与碳足迹之间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广东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计量模型研究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常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来描述,典型的EKC一般呈倒U型.选取广东省2000-2014年经济状况(以人均GDP表示)与工业"三废"污染物排放量的统计数据,借助EXCEL和EVIEWS软件系统,分析了人均GDP与工业"三废"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建立了两者之间的计量模型.通过研究发现:广东省工业"三废"污染物中,人均GDP与工业废水排放量曲线特征符合环境库兹涅茨倒"U"曲线 ,而工业废气与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曲线特征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倒U"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此实证研究结论也从理论上证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一种可能而并非必然性特征.此外,环境质量改善并不会自动发生,除了收入水平之外,还应包括社会、自然等因素,它有赖于全社会环保意识的提高、环境政策的严格实施,以及技术进步的支持.     

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本文利用综合的经济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及环境污染指数研究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及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和社会发展与环境污染均呈"N型"曲线关系。同时也验证了"污染天堂"在我国的存在。因此,通过FDI促进技术革新,加快转变生产方式,促使企业由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加大环保力度,以避免"N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第二个拐点的出现。     

基于IPAT原理的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定量研究

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尤其是大气污染状况非常严重,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以及工业粉尘是大气污染及雾霾天气的主要污染物。论文利用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数据,选取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以及工业粉尘4种大气污染物的总量及各自排放量作为因变量,以人均GDP、单位GDP能耗、第二产值比重和去除比作为自变量,应用IPAT模型建立了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定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第二产业比重、人均GDP、单位GDP能耗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具有显著影响,去除比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影响作用不明显。通过对比发现,模型模拟结果低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公布的数据,高于《河北省环境状况公报》公布的数据,该模型模拟的误差百分比为12.4%,可用于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预测,弥补排放清单和环境统计公报的不足。     

外商直接投资会影响东道主国的环境状况吗?——来自中国1990～2006年省级水平的证据

应用1990～2006年中国省级水平的数据,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检验了FDI与环境污染状况之间的关系。与"污染天堂假说"不同的是,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环境状况更多的是好的影响,而相反国内投资对环境状况却有使之恶化的不利因素。同时,还发现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企业规模对该地区的污染排放量有显著影响。     

金色福田的绿色发展之路——经济多元统计与环境EKC曲线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多元统计及环境EKC曲线分析方法,选取了深圳市福田区2001-2013年经济与环境数据,构造了经济发展综合排名及环境污染与人均GDP之间的计量经济模型。相关拟合曲线计算结果表明,在经济高度发达的福田区,污染物排放量与人均GDP呈现三次曲线特征,出现"倒U"型特点。综合来看,福田区高度重视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状态趋优。     

哈尔滨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

基于环境库茨涅茨曲线这一分析工具,并结合哈尔滨市统计年鉴1998—2012年的经济与环境面板数据,构建了哈尔滨市环境库茨涅茨曲线。以工业"三废"排放量为因变量,人均GDP为自变量,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哈尔滨市经济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到文中的回归模型图。研究表明,哈尔滨市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并不完全符合标准的倒"U"型特征,而是呈现三种情况:工业废水曲线为"U"型特征";工业固体废物曲线呈倒"N"型特征;工业废气排放量呈不规则的"S"型特征,三者并非传统的EKC关系。研究认为,哈尔滨市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应该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提高全民环保意识。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关系——基于东莞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东莞市3项环境指标,运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经济结构驱动的影响,发现1982～2007年东莞市人均废水排放量、人均废气排放量和大气能见度倒数与人均GDP的拟合曲线是三次曲线,人均废水和废气排放量总体上随人均GDP上升,能见度则随之下降.这3项指标与2项产业结构指标呈极显著的相关,东莞的环境污染变化主要是由经济模式和产业结构变化驱动的.     

产业转移、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来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启示

文章以1997—2015年成都市的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以及人均GDP为基础,得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从而得到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结果显示: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呈线性关系并以较大速率下降;工业废气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呈倒"N"型关系;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和人均GDP之间呈倒"U"型关系。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行业统计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和建议:成都市大气环境保护的重心应放在严格控制废气排放大户的引进和实际排放量上;成都市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侧重于第二产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速度较慢;成都市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明显缺乏对第三产业的吸引力,缺乏高精尖的技术、人才和产业,可以充分利用高校资源,注重人才培养,采取以人才吸引产业的方式,增加对第三产业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