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和地方间共享税比例的财政体制博弈模型

我国财政体制具有多层规划特征,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存在利益博弈关系。本文运用多层规划和博弈论方法,以共享税比例和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为变量,建立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体制博弈模型。模型分析得出,当地方政府获得的共享税比例增加时,地方的税收努力水平也将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减慢;为适应政府职能或支出责任向中央政府集中的趋势,中央政府可以适当提高其共享税所占比例,同时增加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力转移支付,以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由此,中央政府通过选择最优的共享税比例和转移支付水平,以形成对地方政府更合理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并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财力保证和体制保障。     

“营改增”后共享型地方主体税种模式的存续问题研究——基于福建省的分析

营改增后,中国“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共享型地方主体税种模式将不利于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推进,并会降低地方政府税收自给能力和扭曲政府间税收竞争关系.而从国际范围来看,采纳共享型地方主体税种模式以及专项型地方主体税种模式的国家都不多见,兼具共享型和专享型两种模式优势的混合型地方主体税种模式采纳的国家最为广泛.因此,混合型地方主体税种模式将是中国下阶段地方税制体系建设的主要方向.具体而言,货物与劳务税领域应侧重于将增值税共享方式从“五五分成”改为“按行业分配为主、比例分配为补”;所得税领域应在逐步降低企业所得税的地方分成比例同时,择机将个人所得税改为税基分享模式;财产税领域应坚决推进房地产税改革,使其成为地方政府稳定可靠的专享税种.     

基于收入视角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基于财政收入视角,本文回顾了我国财政改革历程,认识到宪政背景、意识形态和地方可支配财力对财政分权的重要意义。分税制改革是政府间财力的重新分配。分税制改革至今,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享不断调整。中央通过扩大共享税范围,增加了分享比例,集中税收,上收财力。分税制规定了政府间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并没有规定支出,实质上增加了地方政府财政支配权。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减少,却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的规模。地方政府通过增加非税收入规模,提高中央转移支付额度,实现收支平衡。地方政府提高财政可支配收入的积极性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相互交织,成为地方非税收入膨胀的根源。     

地方政府对城市土地供给的影响研究： 理论与实证

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地方经济增长将导致城市土地过度供给,城市土地产出弹性越大且政府在城市土地出让金中的收益比例越高,城市土地过度供给的程度就越深,并且随着城市土地供给的增加,地方经济中内生含有降低居民收益分享比例、提高政府和企业分享比例的趋势,这构成地方政府不断增加城市土地供给的重要诱因。解决我国城市土地过度供给的根源在于改变地方政府以增长为导向的适应性调整策略,优化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城市土地权属关系,调整我国现有城市土地收益的分配格局,将城市土地供给置于长期化的视野以及制度化的平台上进行,使地方政府的城市土地供给行为与资源的高效化、集约化利用目标相适应。     

增值税“扩围”对地方财力影响分析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陷入日益严重的财政困境已成不争的事实。而随着增值税"扩围"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扩围"后原纳入地方财政的营业税将不复存在,地方政府只能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收入增加额中取得一定的返还收入。而由于营业税的价内税与增值税的价外税性质不同,"营改增"不仅会对增值税产生影响,也将相应影响作为共享税的企业所得税收入,进而影响地方财政收入。本文通过比较增值税"扩围"前后地方政府财力差异,测算出地方财力将受增值税"扩围"影响,减少10%左右的财政收入。为此,提出了相应的调整建议:近期以提高地方政府共享税比例、优化转移支付结构为着力点,远期以重构地方主体税种为目标,以期弥补地方政府因增值税"扩围"造成的财力缺失。     

分税制下共享税比例分成探讨

分税制是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按税种划分财政收入,以确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财政管理体制.本文重点探讨分税制下共享税的比例分成问题以及中央政府如何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分税制的抉择与对策.     

解决乡镇财政困难的对策

1.加快财税体制改革。(1)划清各级政府的事权,明确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并根据支出范围的大小划分各级政府收入来源;(2)科学地确定分税比例和共享税的分成比例,切实做到按税种划分收入,并适当扩大地方政府的税权,积极发展以地方为主体的税种,增加地方财政收入;(3)建立科学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同时加大向落后地区的资金转移力度。     

房产税政策、土地财政行为与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基于房产税立法稳步推进的政策背景，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异质性住房、地方政府土地供给决策以及税收要素的多部门DSGE模型，刻画和分析了房产税征收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以及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存量房产税政策能够显著降低房价与地价的均衡值，并有效抑制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2)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支配比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抑房价与地价的波动幅度，但同时也会增加总产出向下偏离原稳态的持续时间，并促使土地财政行为由土地出让向土地抵押融资转变；(3)差异化的房产税政策能够对居民消费、商业投资以及总产出形成显著的正面效应，并有助于推动投资性房产向居住用途转移；(4)在土地资源持续减少的背景下，房产税政策实现产出效应的时点会被显著延后，土地抵押贷款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融资模式。     

政府行为下湖南城市空间演化研究

受到历史因素和现实原因的影响,湖南省城市空间景象也在不断演化,作为城市空间演化项目的行动指导者,在理性选择的视角下,湖南省地方政府实施并开展了具体行动策略,从复杂多变的政策制度上着手,探索制度与空间发展之间的规律,重点强调在“强激励”与“弱约束”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应当如何解释“理性人”的冒险行为,并且结合政府的多重角色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解释,探索政府理性行为下的城市空间演化规律以及空间生产策略的选择,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进行解释.     

地方政府间生态扶贫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

文章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未引入约束机制与引入约束机制两种情境下,相邻地方政府间生态扶贫的演化博弈模型,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得到地方政府的行为演化规律和演化稳定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外部效应的存在并不会影响地方政府生态扶贫的策略选择,生态扶贫成本、积极生态扶贫正效益、消极生态扶贫负效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消极生态扶贫惩罚力度、政绩考核中生态环境质量指标权重系数等变量,是影响地方政府生态扶贫策略的重要因素;在未引入约束机制情况下,地方政府根据成本—收益决定生态扶贫策略;在引入约束机制情况下,通过降低生态扶贫成本、加大惩罚力度及提高政绩考核中生态环境质量指标的权重系数可以提高地方政府生态扶贫积极性。     

地方与中央财政博弈分析

由于利益差异,地方政府通常具有与中央进行财政博弈的动机。当某种策略行为能够使自身利益增加高于遵循中央政策的收益时,地方政府就有采取行为的动机。本文从博弈论角度,分析了地方与中央财政博弈的机理与利弊,并对我国不同财政管理体制下的财政博弈形式做了具体分析。     

地方政府竞争模式选择:制度竞争胜于资源竞争

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各不相同,该文把其概括为资源模式和制度模式。在资源竞争模式下,注重对生产要素的争夺和占有、强调对产业竞争力的培养;而在制度竞争模式下,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并降低制度成本,减少"制度腐败",促进地方政府间相互信任。因此,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必须由资源模式向制度模式转变。     

我国增值税收入地区分享不均衡问题的再思考

长期以来,在以生产地原则为基础的课税制度主导下,我国增值税收入地方政府间的分享呈现逆向分配特征.全面"营改增"后,地方政府纵向分享增值税收入比重虽有提升,但横向分享不均衡的弊病始终存在,而当前留抵退税背景下地方政府收入分成和退税责任不匹配再次凸显了这一问题.为推动地方政府间收入均衡发展,我国借助留抵退税地方分担调整机制部分缓解了地区间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矛盾,但仍存在调整范围过窄、比例设置不科学、实施效率有待提升等问题.新时期,增值税收入地区间分享不均衡问题的解决,需要以受益原则导向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通过坚持税源贡献、税负归属、成本和收益相匹配原则合理分配地区间收入.同时,应结合消费支出、居民数量等因素推动增值税收入在地区间的加权分配,并通过建立专门的留抵退税财政调节基金、加强地方主体税种建设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效缓解地区间增值税收入分享不均衡的矛盾.     

制度变迁中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

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制度变迁深刻地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行为,其表现在不同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角色、方式和效果不同,地方政府行为过程中有着明显的必然性和有限性特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应该正确认识地方政府行为的性质.     

政府信息化项目的策略模式选择

政府信息化项目的策略模式选择,对于降低政府信息化投资风险与投资成本、提高效益水平至关重要。以信息化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为分析视角,探讨了政府信息化项目在各个环节可选择的各种策略模式,分析了不同策略模式的特点,并给出了策略模式选择的建议。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与环境污染问题研究——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了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验证。动态面板实证分析表明:其一,财政分权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和模式,降低了环境治理的投入,并最终影响环境污染水平;其二,财政分权对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在环境方面的投入强度和方向也形成较大的制约;其三,财政分权明显改变了区域产业发展结构,带动了高污染产业的发展,加剧了污染物的排放。此外,本文多种稳健性检验结果也基本支持了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与环境污染间的关联效应。     

不同控制模式下企业内部信任对企业创新策略选择的影响

企业内部信任与控制的关系虽然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但关于不同类型组织控制下特定主体间信任对企业创新行为影响的研究很少。通过整合组织内部信任、内部控制以及技术创新模式文献并采用理论推导的方法,探讨大股东与经理人间不同类型信任在不同控制模式下对企业创新策略选择的影响。     

财政分权与各级政府的教育责任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由于地方政府的GDP增长率偏好和对地方政府用手和用脚投票机制的缺失,导致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教育支出行为存在较大差异,且省级和县级政府的教育支出行为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减少教育支出比例,但伴随财权的下放,中央政府会增加教育支出比例。县级政府基本履行了对小学教育的供给责任,中央政府基本履行了对高等教育的供给责任。中学教育是中央、省级和县级政府一致重视的教育阶段。     

“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空间碳减排效应

“双碳”目标下我国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而绿色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减轻财政压力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财政资金来源。基于2018—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绿色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空间碳减排效应。结果表明：绿色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显著地降低了碳排放水平，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在绿色地方政府债券制度中，发行规模越大和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越多，则越有利于降低碳排放水平；平均利率和项目收益率越高，则越不利于降低碳排放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可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来降低碳排放水平。因此，需要实施属地和区域联动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明确绿色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分担比例；基于地理、经济和碳排放等空间差异，发行不同类型的绿色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结合碳减排目标和现状，优化绿色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与偿还制度；引入第三方机构，加强绿色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各环节的专业审核、监督与披露。     

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博弈

制造业绿色创新是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发展模式,其发展需要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制造业企业的共同努力。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重要机构,由于其本身利益的二重性,因而在促进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研究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在相应的假设条件下,建立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行为博弈模型、地方政府与制造业企业的行为博弈模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及制造业企业的三方行为博弈模型,探讨了地方政府在利益冲突中的行为特征。通过求解纳什均衡,寻求协调各方利益冲突的有效途径,并提出了推动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