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生产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上市服务企业出口

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标志之一,发展服务出口是提高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本文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为基础,利用2007-2017年中国上市服务企业数据,采用Heckman模型研究了企业生产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服务企业出口选择和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出口选择及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选择无显著影响,而对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具有显著正影响,而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出口选择行为和出口规模的影响具有差异性。该研究拓展并丰富了中国服务企业出口方面的研究,对服务企业出口以及政府部门的决策具有启示性意义。     

出口目的地与出口企业生产率

出口目的地会影响企业生产率吗?何种类型的企业会在出口目的地的选择中受益?文章在新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解释中国企业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原因.文章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的合并数据,运用倾向评分匹配和倍差法解决样本选择的内生性问题,系统考察了出口市场转变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与只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相比,企业出口目的地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后,生产率得到了更大幅度的提高,在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控制计量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后,检验结果依然稳健;(2)民营企业和多产品企业在出口目的地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后,其生产率提升更为明显,而且出口阅历的积累更有利于企业出口学习效应的发挥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文章结论对中国企业的出口目的地选择以及不同类型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启示.     

我国出口企业转向OFDI的多维影响因素——基于微观数据的检验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和战略三角模型,首先提出我国出口企业转向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多维影响因素及其相应假说,然后基于我国1999-2009年12312家出口企业与500家出口转OFDI企业的微观数据,先后采用二值Logit模型与面板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总体检验与分组检验。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与生产率等异质性特征是决定出口企业是否转向OFDI的关键性因素,其中企业规模不仅与出口企业转向OFDI呈现倒U型关系,而且较之生产率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行业研发投入与地区制度环境均会对出口企业转向OFDI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囿于中国OFDI企业面临的风险与亏损面,出口经验的作用远远低于预期,其中持续性出口较之偶然性出口企业,更易对丰富出口经验保障下的出口获利产生路径依赖,其转向OFDI模式的动力明显不足。     

流动性约束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新新贸易理论,运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考察了流动性约束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流动性约束是影响我国企业是否出口及出口企业出口数量的重要因素。相比于集约边际,流动性约束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作用更为显著。同时,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上述结论主要存在于私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内,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出口基本不受流动性约束的影响。     

出口强度、吸收能力与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

笔者采用2001年~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面板数据,基于所有制、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等企业异质性,探索出口强度、吸收能力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优势,但出口强度与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一方面纯出口企业拉低了出口企业的整体水平,另一方面短期内负的学习效应导致生产率下降。吸收能力则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出口活动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即当吸收能力较强时,随着企业出口强度的增加,生产率有所提升。     

中国企业国际进入方式的分析与选择

一、三种国际化方式简介1.出口(Exporting)模式。出口是生产企业把本国生产加工的产品输往国际市场,是进入国外市场最简单的方法,一国出口市场份额的提高表明产品的竞争力的提高。当企业以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时,其生产地点不变,劳动力和资本也没有在国际市场上流动,经营风险较小。一般公司通常先通过国际中间商进行间接出口(IndirectExporting),因为间接出口投入小、风险低。但直接出口(D irectExporting)可以对国外目标市场施以更高的控制,更直接、更迅速地取得国外目标市场的信息,从而不存在由于中间商而引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2.许可…     

董事会治理、反倾销与出口企业财务绩效

财务绩效是支持企业成长的源动力.出口企业能否不断提高财务绩效,是关系到中国对外贸易乃至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本文以2010—2016年沪深A股600家出口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董事会治理和反倾销对中国出口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出口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有利于提高企业财务绩效;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以及遭遇反倾销的出口企业,其财务绩效往往较差;而出口企业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受教育程度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则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出口企业建立并完善董事会治理结构、反倾销危机管理机制以及提高企业财务绩效提供了实证依据.     

我国利用FDI质量的实证研究——基于FDI企业出口外部性的视角

FDI企业出口外部性即时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是衡量东道国利用FDI质量的重要内容,运用回归分析和panel data模型研究FDI企业对内资企业出口数量、结构和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在FDI企业出口影响内资企业出口数量方面的FDI利用质量高,而在FDI企业出口影响内资企业出口结构和竞争力方面的FDI利用质量低.     

全球网络生产、外商投资深化与出口篮子成熟度

参与全球网络化生产对提升出口篮子成熟度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结合中国实际,考察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和加工贸易两种全球网络生产模式,在外商投资不断深化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溢出效应影响下,对35个工业行业出口产品篮子结构及成熟度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提升出口篮子成熟度的效果比加工贸易网络模式更为显著;在垂直专业化分工模式下,应重视外商投资深化对出口篮子结构优化的间接溢出调节影响;鼓励外商在资本或技术密集行业、劳动密集行业持续深化投资,发挥其直接效用和间接溢出效应。     

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关系——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出口与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再探讨,具体研究了出口企业是否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企业在做出口决策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自我选择机制以及出口行为本身是否能促进企业生产率的增长。研究结果显示:当用TFP衡量生产率时,企业出口决策中存在自我选择机制,因此出口企业的生产率相对较高——这与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的预期结果一致;当用劳动生产率(人均附加值)衡量企业生产率时,则"生产率悖论"存在,即出口者的生产率反而较低;当企业刚进入出口市场时,其生产率会经历短期的快速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出口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作用在整体上是负向的。     

企业互联网化对中国企业创新及出口的影响

本文扩展了Bustos(2011)的模型,在异质性框架下纳入企业互联网化和企业创新选择行为,从微观视角揭示出企业互联网化对中国企业创新及其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进行互联网转型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虽然随所有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是低生产率企业和中小企业仍能从中获益;(2)无论是垄断行业还是低技术行业中,企业互联网化对企业创新均有着显著促进作用;(3)三种方式的企业互联网化都对中国企业创新及其出口活动有着显著促进作用,且通过企业创新选择行为间接地促进企业进行出口。对于积极参与互联网化的低生产率企业表现得尤为显著。因此,互联网转型的企业应该通过激励其创新能力来提升企业出口。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

“双碳”背景下,通过金融手段抑制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类产品出口,提高我国出口企业绿色声誉,是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以2007年《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政策文件为外生冲击,利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对我国污染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出口规模扩张;绿色信贷政策通过“遵循成本”机制,降低企业要素的边际产出,抑制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纳入融资约束的三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出口规模的抑制作用更大;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金融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出口规模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研究为绿色金融政策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异质性、出口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使用来自中国企业的大样本微观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对影响企业创新的异质性特征从全要素生产率（TFP）因素进行了拓展,同时将所有制异质性作为“基础因子”,综合考察了多维度异质性特征、出口等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1)TFP因素对所有类型企业的创新倾向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表现出明显的“创新自选择”效应;(2)出口参与因素显著提高了各类型企业的创新倾向,但出口密度因素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对外资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非线性关系并不明显;(3)其他影响因素如企业规模、人力资本等异质性特征在不同类型企业的创新决策中表现各异。     

出口持续时间对企业OFDI的影响

本文考察出口持续时间对企业转向OFDI的动态影响。首先通过建立企业微观模型论证出口与OFDI方式转换过程中出口持续时间的作用,然后采用2002～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目录数据进行经验验证。研究发现,持续出口1～2年对企业转向OFDI没有显著影响,持续出口3年及以上对企业转向OFDI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随着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累计贸易额的增长显著降低了企业转向OFDI的概率,即呈现出口路径依赖。当投资目的地与出口目的地不一致时,出口持续时间对企业转向OFDI的动态影响依然显著。此外,运用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也证明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因此,长期出口企业特别是已持续出口3年以上的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政府的投资扶持政策,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中间投入品产业出口的驱动力:政府补贴还是企业创新?

中间投入品产业的发展事关中国产业安全,其高速成长离不开出口扩张。中间投入品产业出口的驱动力是来自企业创新还是来自政府补贴,对于推动中间投入品产业转型升级有重要意义。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利用中间投入品产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表明:整体估计中,政府补贴和企业创新均促进了中间投入品产业出口,而前者驱动力更强。分地区回归中,政府补贴促进了东、中西部地区企业出口,并且中西部地区的作用力更强;而企业创新仅促进了东部地区企业出口。分产权性质估计中,企业创新仅促进了非国有企业出口;政府补贴促进了非国有和国有中间投入品企业出口,而后者作用力更强。     

出口与生产率增长关系研究评述

从微观视角关注出口与生产率的增长是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最新的一个研究领域。本文从出口与企业内部生产率的提高、出口与产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理论的最新进展三个方面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其中，出口与企业内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对“出口中学习”和“自我选择”两个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出口与产业生产率的提高在动态产业模型、静态李嘉图模型和静态单要素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新新”贸易理论；该领域最新的进展主要围绕以下三个角度展开：出口还是FDI，非对称国家下的出口和生产率，空间集聚与生产率增长。     

空间动态外部性、企业异质性与出口决定——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2005～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平衡面板数据集,研究了空间动态外部性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出口决定的影响.我们分别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对企业出口倾向与出口强度进行估计,经验研究发现企业异质性指标包括企业规模、经营年限、创新水平、人力资本、外资属性均对企业出口决定有显著正影响.MAR外部性对企业的出口决定有显著的正效应,而空间外部性因素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决定的作用更为明显.     

中国银行业开放、融资方式选择与民营企业出口

本文以不断开放的金融服务业为契机，从银行信贷和商业信贷两种融资方式选择的视角，研究中国银行业开放如何影响民营企业出口。首先，本文在Manova(2013)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将企业的融资方式进行区分，从理论上证明了银行业的开放可以促使生产率较高的民营企业使用银行信贷替代商业信贷，从而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促进出口增长。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利用中国入世承诺中银行业开放的地区时间表，结合企业所有制特征构造三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银行业开放政策对于民营企业的出口影响更大，可以显著提高民营企业的出口概率和规模，促进民营企业出口产品多样性与市场多元化。然而，中国银行业开放对民营出口的促进作用存在“撇脂”效应。     

企业出口之动态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2001-2007

本文对中国企业的出口选择及其学习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同样存在优质企业做出口的现象;出口会迅速实现企业的规模扩张;出口企业通过出口学习会给企业带来生产率的短期提高,而后出现动态衰减。我们的研究启示是:依附低端制造和外生出口贸易中介的中国企业,通过进入国际市场虽然取得了规模上的快速扩张,但在效率提升上却收获甚微,动态地来看,中国做出口的优质企业可能会演变为更劣质的企业。     

经济新常态下出口增长动力机制研究——基于企业偏年度效应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海关月度数据,从偏年度效应角度考察企业出口增长之谜。研究认为,新出口企业的低出口规模和高速增长主要源于出口统计的偏误。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文章进一步从出口年限与出口规模两个方面探究出口企业增长的动力。结论表明:新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出口增长动力更强;出口规模与出口增长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存在企业的最优出口规模,但样本区间内98%以上的出口企业未达到这一最优规模,因此现阶段出口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增长;企业出口的初始规模过大会抑制企业的出口增长。为了验证模型的稳健性,分别控制企业短期冲击和对企业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均支持了文章的主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