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与效果检验

通过构建包括监管工具—操作目标—最终目标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利用中国2010年1月至2020年3月的数据检验监管工具对操作目标和最终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现有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对经常账户下的跨境资本流出和流入的影响不显著;全口径跨境融资管理对短期资本流动具有一定的影响,银行结售汇和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境外金融机构境内存放存款准备金率等价格型监管工具虽然难以有效调控短期资本流出和流入,但对国家外汇储备增减具有重要的影响;价格型监管工具和利差对汇率具有显著影响.相关监管工具对经常账户下的跨境资本流动的最终目标影响十分有限,价格型监管工具连同汇率对资本与金融账户下的跨境资本流动的最终目标具有一定的影响.这意味着,现有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监管效果有限,需要寻求和设计新的监管工具,体现宏观总量和逆周期调控的特征;日常监管应充分发挥市场化手段的作用,但在资本外逃严重等非常时期,可考虑采取外汇管理政策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国际资本流动、经济扭曲与宏观稳定--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

本文针对当前中国所面临的资本流动新格局(即大量非FDI流入) ,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引起宏观不稳定的机制,以及通过对冲与资本管制方式应对资本流动冲击的局限。论文的核心是引入经济扭曲概念,建立了带扭曲因素的资本流动与宏观稳定模型,强调扭曲的存在会使波动加剧。因此,为应对资本流动新格局,政策当局需要尽快完善非FDI监控体系、矫正各种经济扭曲,并促使宏观调控模式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     

宏观审慎体制下的金融摩擦与房地产市场

本文构建了引入金融摩擦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运用1992-2012年的季度数据研究宏观审慎体制下金融摩擦强度与房地产市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金融摩擦是宏观审慎政策抑制房价效果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冲击下,所带来的房地产价格波动最大,这也显示出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货币政策当局的判断,对于房价的作用举足轻重。方差分解结果也再次印证了上述结论。     

跨境资本异常流动下双支柱政策的有效协调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9年数据,运用动态溢出指数的方法,实证研究在不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情形下双支柱政策的有效协调问题.结果 表明,相对于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者对我国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更加频繁.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总溢出指数和二者间的定向溢出指数均呈现明显的时变特征.在不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情形下,双支柱政策交互影响中的主导地位不同:当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时,货币政策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中起主要影响;反之,宏观审慎政策处于主导地位.价格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平均交互影响水平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总溢出指数.本文契合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背景,为改进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和操作提供支持与借鉴.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机制研究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扩大,输入性金融风险防范和金融稳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将金融稳定概念引入传统的“三元悖论”进行机制分析,发现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实施有利于提升金融稳定性。本文系统梳理监管机构使用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详细探究作用机制,构建政策指数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宏观审慎政策可以通过调节跨境资本流动降低输入性金融风险,缓解外部风险对国内风险的传导。拓展研究表明,政策对于控制外汇市场输入性风险效果最好,股票和债券市场次之;仅针对外汇跨境流动的政策工具效果好于仅针对人民币以及同时针对外汇和人民币跨境流动的工具;数量型工具对控制股票和债券市场输入性风险效果更好,而价格型工具对外汇市场风险防范作用更强;政策对新兴经济体输入性风险的整体防控效果好于发达经济体;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使用,可以强化风险防范作用。在上述结论基础上,本文提出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建议。     

人民币资本账户管制政策的强度与有效性

本文对人民币资本账户管制的政策强度和有效性进行实证评测,以综合评价当前人民币资本账户的实际开放状况.结果显示,我国资本账户的实际开放水平较高,管制政策在限制资本交易和流动方面的强度有所下降,但仍能有效发挥宏观稳定功能.结果的时变特征显示出,政府在资本管制领域更重视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选择更市场化的方式对待资本流动规模的变化,这有利于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改革进程.     

新常态下宏观审慎工具的有效性--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框架

本文分别选取贷款价值比率( LTV)上限与资本充足率( CAR)下限作为我国信贷类与资本类宏观审慎工具的代表,并以此建立了一个包含各类金融摩擦因素在内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DSGE)模型。模型紧密联系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导向,通过宽松型利率政策冲击的数值模拟,拟合分析了LTV上限与CAR下限两类宏观审慎工具对稳定我国金融系统运行与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信贷类与资本类宏观审慎工具,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抑单一利率型货币政策冲击所引发的信贷激增和银行杠杆骤升等失衡性金融波动;两类宏观审慎工具的运用能够与传统的利率政策工具形成有效的配合互补,在保证经济总产出的前提下,抑制金融顺周期效应,实现我国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宏观审慎指标预警特征与顺周期特性检验

本文基于KLR预警模型筛选出宏观审慎预警指标,并采用TVP-SV-VAR模型检验在金融周期冲击下宏观审慎预警指标的顺周期特性。结果显示,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社会融资规模/GDP和DSR缺口等经济金融指标,房价、存销比、土地购置费等房地产部门指标,以及贷款增速、私营非金融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的信贷缺口指标同时具备预警特征和顺周期特性,可以作为我国逆周期宏观审慎的重点监测和调控对象。     

跨境资本流动与宏观周期研究述评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无法解释国内偏好(Home Bias)和资产异质性(Idiosyncratic Asset)问题,因而无法全面阐释金融危机时期国际资本流动。通过大量文献将投资组合理论引入开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ODSGE)模型较好地解决了以上问题。与此同时,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研究从一阶矩扩展到二阶矩,即由单独关注收益因素到关注收益因素并关注风险因素,构建了研究国际资本流动与经济周期波动一般性分析框架。这一新进展对于研究中国实施资本管制和构建国际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对以上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重点梳理了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周期波动的相关研究并对之进行述评。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资产价格的非平衡溢出效应

本文采用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美联储QE对采用不同货币政策框架、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管理制度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影响。“货币政策钉住货币供应量+宽松钉住汇率制度+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国家其货币政策应兼顾本国物价水平稳定，同时加强宏观审慎政策对资产价格的逆周期调节，避免出现实体经济紧缩而金融繁荣的现象。“货币政策钉住通货膨胀+浮动汇率+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国家应强化宏观审慎政策对资产价格的调节以应对金融资产泡沫。     

中国土地供应管制对住宅价格波动的影响

结合中国实际修正传统的存量—流量模型,选取1999—2007年中国30省市的季度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分析土地供应管制与住宅价格波动的关系,并比较不同的土地供应管制强度下投机因素对房价影响的大小。研究表明:(1)中国的土地供应管制对住宅价格水平及波动都有显著影响;(2)土地供给管制环境的宽松与紧缩影响投机行为作用的大小,当土地供应管制加强时,投机因素对房价波动的影响更大;(3)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从严从紧"的紧缩供地政策,通过预期效应作用于投机行为,进而传导给住宅市场,对平抑房价政策目标的实现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资本管制的理论依据与实践选择

全球金融危机造成国际资本剧烈波动并严重影响各国经济,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尤为明显,引发对资本管制政策必要性的重新思考。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导致的新一轮资本流出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的巨大冲击,以及中国不断推进的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引起的对全球金融状况的敏感性逐步增加,都凸显出合理使用资本管制政策的重要意义。通过梳理近年来关于资本管制政策实施的理论基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待资本管制政策的态度、新兴市场国家资本账户管理的经验,以及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实践等方面的文献,发现现有文献在资本管制政策的有效性上尚未达成共识,未来应从资本管制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使用、资本管制政策的溢出效应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等方面进一步开展研究。     

逆周期缓冲机制在中国的适用性——基于巴塞尔委员会推荐模型的检验

本文借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的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模型和方法,选取广义信贷/GDP和修正后的社会融资余额/GDP作为监测指标,运用HP滤波法对我国银行业2002~2015年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提取时点和提取比例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巴塞尔委员会推荐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广义信贷余额和修正后的社会融资余额均可作为我国监测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挂钩变量。本文还结合信贷增长、宏观经济"一致性指数"等,来审慎确定是否需要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并提出科学运用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的政策建议。     

宏观审慎政策与经济增长

近年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际金融市场波动频繁,如何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诉求。本文发现,建立合理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协调两者的重要政策工具。我们考察了宏观审慎政策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机制,发现社会融资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而宏观审慎政策可以约束融资杠杆率在合理区间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利用110个国家2000—2017年间的宏观审慎政策数据,我们构造出宏观审慎政策综合指数及其分类指数,并实证考察了宏观审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理论预测。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从多个维度规范了信贷融资活动,因而可以通过限制社会融资杠杆率,动态调整信贷规模(占GDP的比重),对平衡经济增长和防范系统性风险两个政策目标起核心调节作用。     

“双支柱”框架下中国式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评估

本文构建纳入六类宏观审慎政策的DSGE模型,并考虑总贷款、房价、资本金三类金融稳定目标。研究发现,信贷需求类政策的力度和效果优于信贷供给类,原因在于信贷需求类政策对信贷投放等调控更直接。进一步地,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前提为,政策想要实现的目标与其盯住的目标要保持一致。此外,宏观审慎政策在实现三类金融稳定目标时,需要相互权衡。政策前沿曲线结果显示,“双支柱”调控框架有效性明显优于盯住金融稳定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     

宏观审慎管理视角下的托宾税及其实施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资本大规模频繁跨境流动,给诸多国家的经济稳定带来了冲击,托宾税作为调控资本跨境流动的工具再次引起人们重视。在宏观审慎管理背景下,将托宾税的职能延伸至逆周期调控资本跨境流动以及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资本流动的调控,有助于减缓资本跨境流动规模与流动频率,降低因资本流动而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资本项目开放、汇率政策对宏观经济与社会福利的影响——基于一般均衡的视角

本文基于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建立包含资本项目部分管制、汇率不完全传导和工资价格粘性等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特征的模型框架,详细考察资本项目开放、汇率政策对宏观经济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加强资本项目或汇率管制能够减少汇率波动的冲击效应,提高货币政策对产出、通货膨胀的影响力度,总体上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适度的资本项目与汇率管制在当前有助于提升社会福利。考虑到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我国应当保持适当的资本项目管制,审慎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同时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使人民币汇率及早调整至合理的均衡区间,通过主动扩大双向浮动区间,改变升值预期,有效缓解和应对未来美元波动带来的冲击,也为短期内改善我国出口贸易环境、长期内实现产业升级创造有利条件。     

零利率下限、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

文章通过构建包含零利率下限约束的D SGE 模型,系统探讨了存在零利率下限时外生不利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当名义利率触及零利率下限时,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会显著增加,外生不利冲击对产出、通胀、信贷等经济变量的影响也会明显放大。(2)当存在零利率下限时,传统泰勒规则已无法有效稳定经济,最优的货币政策规则不仅应盯住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还应对资产价格和信贷给予重点关注并做出适度反应。(3)货币政策更适于保持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的稳定,但难以有效减缓房价和信贷的波动。只有将逆周期监管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搭配,才能保证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的全面稳定。为了应对不利冲击,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并将其与货币政策有效搭配以保持宏观经济的全面稳定。     

跨境资本流动、信贷配置风险与银行体系稳定

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方面。本文探究如何在金融开放进程中防范金融风险,具体研究金融开放条件下跨境资本流动剧烈波动如何影响银行体系稳定性。基于53个国家和地区1991—2017年的企业数据,本文测度了银行在企业间的信贷配置风险,并探究其在跨境资本涌入对银行稳定的影响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涌入改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通过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提高了银行信贷配置风险,降低了银行体系稳定性。有别于FDI资本涌入,股权资本涌入和债务资本涌入是产生国际风险承担效应、增大银行风险的主要类型。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能缓解资本涌入对银行稳定性的冲击。本文加深了对跨境资本涌入、金融中介风险承担行为和银行稳定三者关系的认识,为跨境资本涌入如何影响银行稳定提供了微观证据,对我国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化解外部风险冲击都具有重要启示。     

汇率制度变化:资本管制影响投资环境的途径

资本自由流动是影响一国宏观投资环境的因素之一,在影响投资环境的测度中,金融环境也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在对其它的变量进行控制的情况下,股票市场发达、银行系统完善,汇率灵活的国家其经济增长趋向于更高。文章利用银本位时代中国的一次资本管制提供的"自然实验",克服既有文献中因果关系难以识别的问题,实证检验资本管制影响汇率制度的假说。我们发现资本管制引起了汇率制度变化,从而为研究资本管制对宏观投资环境的影响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