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部风险和债券横截面收益率：来自中国债券市场的证据

利用时变尾部风险模型,刻画债券尾部风险,通过投资组合分析和Fama-MacBeth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尾部风险和我国债券横截面收益率间的关系,并构建了尾部风险因子,检验将其加入现有因子模型后的定价效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债券市场存在显著为负的尾部风险溢价;在控制了债券评级、到期时间、规模、流动性、票面利率、债券市场贝塔、反转、动量、违约利差和换手率之后,尾部风险和我国债券横截面收益率间的负向关系依然显著;尾部风险因子的加入能够提高模型的定价效率。     

无形资产的市场定价——来自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

采用配对分析法,考察了无形资产及无形资产摊销会计信息与企业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无形资产会计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无形资产的系统摊销没有反映其价值消耗形式.     

可转换债券市场定价研究——澄星债券案例分析

可转换债券是一种兼具股票期权和债券的双重特性的金融衍生产品。正是由于它的双重特性,使得可转债的定价变得较为复杂,从而也给投资者认识可转债产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本文选取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2007年5月25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澄星转债,应用现金流贴现思想和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对其进行定价分析,以期提供一个清晰的可转债定价思路,为投资者进一步认识和更好地投资可转债产品提供帮助。     

债券市场改革与投资者风险意识研究——来自公司债券发行定价的证据

2015年1月出台的《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建立了公司债券市场发行“注册制”的雏形。本文研究发现,该办法出台后,投资者风险意识显著提升,风险识别能力显著增强。我国债券市场实施“注册制”后,对证券监管部门、市场投资者等参与主体的权责进行重新定义和划分,参与各方各尽其责,投资者的专业能力和风险意识显著提升,债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在债券违约常态化趋势下,为保证债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监管部门一方面要强化市场约束机制,更加注重投资者教育,打破投资者的刚兑信仰;另一方面要强化投资者保护,健全违约善后机制。     

多重信用评级与债券融资成本——来自中国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揭示了多重信用评级的信息生产机制和信用认证机制,排除了“信用评级购买”假说对于多重评级动机的解释,研究发现:多重信用评级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相对于不一致的多重信用评级,一致的多重信用评级更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在多重信用评级中,相对于评级机构均为“发行人付费”模式,兼有“投资者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更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此外,当多重信用评级的评级意见不一致时,平均评级的信息含量最高,即综合不同信用评级所包含的多种信息比任何单一信用评级更加具有信息含量。本研究为我国债券市场双评级制度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的支持,有助于完善多元化信用评级制度和债券市场监管制度,并提示发债企业可以通过多重信用评级向市场传递更多和更具效度的评级信息,以弥补单一信用评级的信息不足和评级结果失准,减少投资者决策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债券融资成本。     

市场中介声誉被定价了吗? ——来自债券市场的证据

2016年以来的债券违约潮引发了投资者对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市场中介在自产定价中所起的声誉效应的关注.已有文献探讨了市场中介声誉与IPO抑价的关系,但关于市场中介声誉对债券信用利差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使用2009—2019年的中国债券市场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市场中介声誉对债券信用利差所起的信息效应和担保效应...     

创业板市场IPO定价效率研究——来自香港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对香港创业板市场IPO抑价现象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香港创业板IPO市场定价效率相对较低：风险投资家能够带领风险企业提前上市并得到投资者认同；IPO企业经营年限、价值不确定性及IPO发行时信息处理效率等变量对香港创业板IPO市场定价效率有显著影响：承销商、审计事务所的鉴证功能得不到体现；高效的IPO发行机制有利于创业板IPO市场效率的提高。     

终极所有权结构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5～2009年连续5年可获得相关信息的579家沪深上市非金融公司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共2895个观察值)为研究样本,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运用一系列混合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结构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终极所有权结构是影响审计定价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1)与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没有偏离的公司相比,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存在偏离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审计定价;(2)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的偏离度与审计定价显著正相关;(3)与终极控制股东是非国有的公司相比,终极控股股东是国有的公司的审计定价更高。     

城投债的担保可信吗？——来自债券评级和发行定价的证据

本文以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债作为研究样本,考察债券市场的评级机构和机构投资者对城投债“双重担保”(债券的“名义担保”与地方政府的 “隐性担保”)所做反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有担保的债券和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收入的增加均有利于提高债券评级,但对债券信用利差的降低却无显著影响。这种现象的产生,其原因可能在于债券评级市场“发行人付费”的商业模式下,评级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合谋导致了债券的发行评级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债券违约风险,从而机构投资者只能依赖其内部评级体系对此进行纠正。这种现象的存在让中国债券市场上的评级机构普遍面临信任危机,同时也对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形成阻碍。     

失信风险传染会影响债券定价吗？——基于担保网络大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债券定价研究中不仅应该考虑企业自身的信用风险,还应该考虑相关网络组织的传染风险。本文基于43万笔非金融企业间的担保数据,构建了企业信用担保网络,发现失信风险作为一种广义的信用风险,在担保网络中具有传染效应,该传染效应能够影响债券的信用利差。企业的失信行为产生了三类传染效应,一是直接传染效应,无论是发债主体的担保人出现失信行为,还是被担保人出现失信行为,都会引起发债主体的信用利差上升;二是局部感染效应,如果局部担保网络中失信主体的占比提升,可能引起投资者对发债主体的“团体处罚”,导致信用利差上升;三是全局扩散效应,失信信息沿担保网络向整个市场扩散,导致债券信用利差上升。从企业所有制来看,民营企业主要受微观的直接传染效应和中观的局部感染效应影响;而国有企业主要受全局扩散效应影响;被担保人的失信风险对两类企业都有显著影响。失信风险传染效应会降低企业的再融资能力,其中局部感染效应导致企业次年的借款融资额下降,全局扩散效应导致企业次年的债券融资额下降。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来自股票定价偏误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3～2020年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定价偏误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股票定价偏误程度;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外部治理机制发挥信息效应和内部治理机制弱化企业代理问题来降低股票定价偏误程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力的发挥在非国有企业以及地区信息化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及结论为上市公司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内部控制与审计定价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直接影响着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投入和审计风险,进而影响到其审计定价水平。本文以我国2008—2009年深沪两市1395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注册会计师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收费与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之间存在着不显著的负相关性。通过在模型中引入相关公司治理变量,本文还发现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的整体质量,从而显著地降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收费水平。本文的启示意义在于: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有助于注册会计师开展风险导向审计,从而降低审计风险和审计成本,提高审计质量。     

询价制度改革与新股发行定价——来自创业板的经验证据

基于询价制改革的背景,从制度变革对承销商与询价对象行为影响的角度,以创业板新股为实证样本,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的IPO定价问题。结果表明:随着询价制改革的推进,创业板IPO定价有了显著的下降。在制度层面,赋予承销商配售权与引入个人投资者参与网下询价均有利于降低IPO定价,但是取消网下申购股票锁定期却提高了IPO定价。     

审计师声誉影响股票定价吗——来自IPO定价市场化的证据

本文以IPO定价市场化为背景,研究实施询价后的审计师声誉对IPO定价的影响。文章以"四大"和国内排名前十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来衡量审计师声誉,采用多元回归和两阶段回归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审计师声誉与公司询价水平正相关,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在对抑价率的检验中,我们发现审计师声誉显著降低股票抑价率。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在民营上市公司中,上述关系更为稳健。总体来看,审计师声誉已经初步影响了股票定价。     

中国债券定价偏离的现象、心理实验证据及缓解对策

我国债券市场成立多年来,尽管参与机构众多、交易量巨大,但是始终未能形成一套完善合理的债券定价机制,加之缺乏基准收益率曲线作指导以及流动性失效等问题的存在,债券市场价格偏离性非常明显。本文通过心理实验的方法对债券定价偏离的现象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缓解定价偏离的对策。     

中国上市公司盈余和盈余构成的错误定价——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A股公司盈余（EARN）和盈余构成（应计盈余ACC和现金盈余CFO）的错误定价与成熟资本市场并不完全一致。一致的地方在于确实存在“应计异象”。不一致的地方在于“应计异象”的相对性。在分年度的检验中,EARN、ACC和CFO的错误定价方向一致,CFO和EARN的错误定价程度基本相同,相对于CFO的错误定价程度,ACC被高估——出现高估的时候,ACC被高估的程度更大;出现低估的时候,CFO被低估的程度更大。一个简单的模型表明,由于这种相对的高估,ACC和CFO的错误定价可以出现三种组合。     

资产误定价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和资本结构偏离程度两个方面检验了资产误定价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并探讨了其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资产误定价显著减小了实际资本结构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也会相应加快;资产误定价通过权益融资方式影响了公司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合理利用市场资源、推进供给侧改革和降低企业财务杠杠与融资成本提供了一定参考。     

信任被定价了吗？ ——来自债券市场的证据

仅依赖法律等正式制度无法确保金融或经济的长期发展,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鉴于此,本文研究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在债券市场中的价值。研究发现,信任不仅有助于提高债券信用评级,还有助于降低债券信用利差。同时,利用最高法“失信被执行人”数据还发现,失信及失信程度的增加会降低债券信用评级,提高债券信用利差。此外,本文还利用路径分析法发现,信任不仅会直接影响债券评级和定价,还会通过提升公司财务报告质量间接地发挥作用,即不仅投资者主观上更愿相信高信任度地区的企业,客观上这些企业也的确更为可信。进一步地,信任对债券评级和定价的积极作用在国有企业、金融业更发达地区的企业以及发债次数更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即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的重复博弈机会越多,信任的价值也越大。本文研究结论提醒政府在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时,应着重加强对信任这种地区乃至国家公共品的培育和建设。     

论资产担保债券的增信手段——首支中国绿色资产担保债券的启示

2016年,中国银行在伦敦成功发行首支中国绿色资产担保债券并取得较高的信用评级.发行主体本身的高信用、对资产池的充足监管、资产监管人首创的预先授权机制等,都是本期债券取得高评级的原因.对本期债券增信手段的分析为今后资产担保债券提高信用等级带来重要启示:金融机构乃至国家要提升自身信用水平、对资产进行充足监管、为方便债权实现进行制度创新、借鉴资产证券化的破产隔离手段、政府要进行有力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