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金融化能有效提升企业价值研究

随着产能过剩的出现,实体企业的投资意向也逐渐显现出负面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财务管理作为自己的投资战略。然而,实体经济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源泉,也是社会长期发展的保障。适度的金融化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业绩,但对企业和社会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本文从企业金融化对整个金融环境和实体产业发展的影响入手,对其内涵、影响因素和激励机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     

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分析

当今,不论国内还是国外,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进程都在不断加快。基于此,本文研究发现：(1)国内企业金融化起步较慢,仍赶不上国外企业;过度金融化导致部分企业脱离实体经济;(2)流动资产比率和企业金融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有利于融资,企业发展更为迅速;固定资产比率、留存收益资产和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呈强负相关关系,固定资产比率过高会减缓企业的发展,留存收益资产保留较多会导致企业缺乏投资资金;(3)货币资金占比和金融化程度呈负相关,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净额和金融化程度呈正相关;衍生金融资产、应收利息净额、应收股利净额、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长期债权投资净额和金融化程度呈正相关。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化解实体经济发展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但面临着投入压力大、技术门槛较高、回报周期较长等困境。在此背景下，能快速兑现经济利益的金融项目受到实体企业青睐，实体企业对金融投资收益的依赖不断增大，企业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以及投资替代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利用2015—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微观层面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以及中介效应模型等，实证分析实体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数字化转型具有倒U形关系，即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度配置金融资产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入具有倒U形关系，研发投入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在企业金融化与数字化转型的倒U形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显著。为充分发挥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效应，应把握好数字经济时代实体企业发展新契机，合理利用企业金融化的双刃剑效应；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推动企业数字化创新；优化营商生态环境，完善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主营业务发展的制约效应研究

在全球经济金融化的背景下,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日益加深。基于财务报表分析企业金融化的表现,引入九牧王和海澜之家的对比分析,发现企业金融化主要表现为持有金融资产的比例占总资产比例偏高。另外,通过案例研究,分析企业的资产构成和主营业务表现。研究结论:企业金融化对主营业务产生了制约效应,其传导路径为“企业金融化→实物资产投资减少→主营业务的发展受到制约”。     

实体企业金融化度量、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研究

实体企业金融化已引起学界和业界广泛关注,但对一些关键问题尚存争议,也缺乏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和总结,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进一步研究。在已有文献基础上,文章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内涵、动机以及度量方法进行了阐述,从内部微观环境与外部宏观环境两个层面进一步探讨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并从投资效应、价值效应与风险效应三个方面对其经济后果进行了总结,指出了未来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企业金融化与技术创新——基于内外监管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实体产业增长率放缓,而金融行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在逐利动机的驱动下,实体企业倾向于进行金融投资,企业金融化程度不断上升。基于此,文章选取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实证方法探讨了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从内外监管视角入手,深入探讨了内部控制与分析师关注在其中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抑制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并且这个结果在替换了自变量后依然稳健。进一步认为内部控制与分析师关注均能够负向调节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即能够削弱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负向效应。     

企业金融化的同伴效应与实体部门经营风险

实体经济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和主体,然而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面临较为严峻的"脱实向虚"问题,特别是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日益凸显.本文以同伴企业间的相互模仿行为作为切入点,为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解读,并进一步讨论了同伴效应对实体部门经营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同伴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越高,该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越高,即实体企业金融化存在显著的同伴效应;(2)学习效应、产品市场竞争不足、管理层过度自信是产生企业金融化同伴效应的重要原因;(3)企业的模仿行为存在非理性,同伴效应主要发生在交易类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两类投机性资产上,且在同伴企业增持金融资产时模仿行为尤为明显,这最终加剧了企业经营风险和行业整体经营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实体经济的发展进程中,需要密切关注企业金融化的同伴效应及其给实体部门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研究——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增速缓慢,而金融业却高速发展,很多实体企业出现金融化的行为。同时,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十分迅速。基于此,本文选取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深入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和实体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推动实体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经营风险会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推动作用;而企业资金约束程度越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推动效果越明显。本文对于合理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实体经济“脱虚向实”提供理论参考。     

金融集聚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上市企业的实证分析

推进金融与实体的良性经济循环形成,不仅可以合理配置金融资源,而且有利于缓解实体企业的融资约束和代理问题,从而提高企业整体投资效率。通过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探究金融集聚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集聚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尤其抑制了过度投资,并且不同区域的金融集聚所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化。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低成长型企业、大规模企业样本,在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小规模企业中金融集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正向作用更显著。本研究丰富了金融集聚与实体企业融合的相关理论,并为金融业助力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国家队”持股能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吗?——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

本文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公司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国家队”长期持股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队”持股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中介效应分析发现,降低经营风险和缓解融资约束的风控促融路径、减少管理费用和抑制盈余管理的治理优化路径,均为“国家队”抑制企业金融化的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为证金系持股企业、国有企业或者处于较差制度环境的地区时,“国家队”持股抑制企业金融化的效应更加显著。此外,“国家队”在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同时,能积极引导实体企业“脱虚向实”,显著促进主业投资、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     

社保基金持股与企业金融化

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社保基金持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保基金持股会抑制企业金融化；社保基金持股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国有企业、经营收益率较低以及现金持有量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社保基金持股可通过提高企业实体资产投资水平或增加分析师跟踪，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本文建议，应逐步扩大社保基金的入市规模，适当放宽社保基金投资运营的各项限制，充分释放社保基金在稳定资本市场与促进上市公司治理方面的潜力。     

广西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与经营绩效研究

当我国人口、资源优势逐渐减弱,传统实体企业盈利压力日益增大,而伴随我国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更多的公司选择将资源用于主营业务外的金融领域。广西作为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其非金融上市公司有不断金融化的趋势,企业本身除主营业务不断优化外,也进一步扩大金融投资。但金融投资相比于传统实业体投资,其面临的风险相对更高,一旦发生投资决策失误,可能导致企业难以正常经营。从长远发展来看,主营业务是上市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若大量资源投入在非主营业务内,无疑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经营与发展。在广西金融市场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公司是否进行金融化决策、金融化程度高低,对其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文章结合广西非金融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数据,通过动态分析研究,找出广西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为广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进行金融资产管理提供有效的实践性指导。     

金融严监管、企业金融化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金融严监管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进行基于企业金融化的中介效应渠道检验。结果显示：金融严监管显著提高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且企业金融化行为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产权性质及市场化水平的异质性检验表明,金融严监管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均表现出促进作用,但企业金融化的中介作用效果表现出异质性,具体体现为非国有企业以及处于市场化较低水平环境中的企业更容易因金融化行为受到金融严监管政策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异质性的存在是由金融活动收益水平较低的企业引起的,即金融活动收益较低的企业更容易因金融化行为受到金融严监管政策的影响。     

市场监督还是市场压力？——分析师在实体企业金融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研究

实体企业"脱实向虚"问题是我国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上联结投资者与管理者的信息渠道,与实体企业的金融化过程存在密切关联。文章以2010—2016年中国非金融业、非房地产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监督效应和压力效应两方面研究了分析师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理,并进一步分析了政府补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分析师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存在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在当期发挥监督作用,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在滞后一期发挥压力作用,使没有达到盈余预期的企业增加金融资产配置。第二,政府补贴会削弱分析师在实体企业金融化中的监督效应和压力效应。研究结果为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相关的理论支撑,丰富了政府在资本市场与企业之间发挥作用的理论证据,对监管部门完善资本市场制度、政府补贴方式等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企业金融化研究综述

金融化趋势的不断加快,对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研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发展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本文从国内外对于企业金融化的重要研究文献中,对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包括企业金融化的内涵与形成的原因,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企业金融化的治理对策等,为企业金融化更好的服务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融资融券、管理层短视与企业金融化

引导实体企业“脱虚向实”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融资融券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融资融券会提高企业金融化程度，且这一结果主要源于融资机制。虽然卖空机制可以抑制管理层短视动机下的金融投资行为，但在我国融资机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融资交易会加剧管理层短视程度，进而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研究结果从管理层短视的视角解释了企业金融化的内在动因，也丰富了融资融券综合效应的相关研究。     

高管持股、投资行为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

金融化问题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文章选取了2013～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上市非金融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持股对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影响。结果表明,高管持股能显著抑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高管持股比例越高,企业金融化水平越低;而投资行为在高管持股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高管通过投资行为影响了企业的金融化水平。高管持股比例越高,投资行为更优化,对金融化抑制效果更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企业如何进行合理投资,抑制企业的过度金融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劳动力成本上升驱动企业“脱实向虚”了吗?

本文从劳动力成本上升视角来剖释企业"脱实向虚"的驱动因素,并利用2007-2018年上市企业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脱实向虚"产生了驱动效应;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实体企业增加了金融资产持有规模,金融渠道盈利比重提高;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金融化的驱动效应在竞争更激烈的行业和内部盈利压力更大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而研发投入有助于减轻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基于企业实业业绩和实业投资两个角度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上涨引发的实业业绩下滑是劳动力成本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重要中介渠道。结论表明,要重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脱实向虚"的驱动效应,激励企业研发创新,并从效率层面提高实业投资的长期回报。     

金融部门人力资本配置与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投资

在实体经济“冷”与虚拟经济“热”的大背景下,中国实体企业投资于金融资产的比例快速提升,经济金融化格局正在加速形成。本文试图从金融部门的人力资本配置视角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形成逻辑进行诠释。本文以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金融部门的人力资本配置,采用2008年经济普查微观数据库的数据构造地级市层面的度量指标,并匹配至2009—2018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进行实证检验。计量结果显示,金融部门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越多,且该效应在信息不对称企业中尤为显著。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在金融部门人力资本提高的条件下,实体企业债务期限显著缩短,具体表现为短期负债增加而长期负债减少。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人力资本偏向金融部门增强了其在信贷合约中的市场势力,信贷供给短期化是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变局”背景下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世界政治局势持续动荡,经济环境日渐复杂,同时各行各业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为实体企业发展带来经营挑战和考验。“大变局”背景下,复杂的经济环境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主要研究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点、“大变局”背景下实体企业的困境、“大变局”背景下企业金融化对实体企业经营的影响以及正确对待企业金融化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