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监督与信用评级:互补还是替代?

本文以2003~2012年我国债券市场中发行的公司债、企业债和中期票据为研究样本,本文从政府监管与债券信用评级信息含量的关系出发,分别从政府对发债企业的监管程度、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干预程度和对债券本身的隐性担保三个方面,对政府干预与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做了相关的研究。研究发现,监管部门对发债企业严格的审批监管,规范了企业在债券发行过程中的行为,使得企业向债券评级机构提供的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提高了债券信用评级的信息含量。监管部门对信用评级机构干预程度的增加能够使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更加规范,有助于提高债券信用评级的信息含量,防范评级机构恶性竞争、迎合客户。同时,拥有外资背景的信用评级机构做出的债券信用等级评价并不一定比纯内资背景的信用评级机构更优秀,这否定了外资信用评级机构的声誉假说。政府隐性担保的存在不仅不会使债券的信用评级流于形式,反而会向债券评级机构传递更加准确的信息,有利于提高债券信用评级的信息含量。     

债券评级机构变更——基于评级选购与评级迎合视角

本文以2008年至2017年的公司债券为样本,研究了发行人变更评级机构的影响,以此来解释评级市场上发行人频繁变更评级机构的现象。本文发现发行人变更评级机构后,其信用等级得到显著提升。发行人变更评级机构的行为对信用等级的影响在以下两种情形中更显著:一是当发行人所处行业或评级机构所在的评级市场竞争激烈时;二是当发行人主体评级位于AA信用等级的临界点时。进一步研究发现,考虑到评级机构变更与信用等级之间的交互影响,变更评级机构的发行人整体上可实现发债成本的降低。但该类发行人未来的违约风险增加、经营业绩下降。最后,本文发现债券发行规模较大以及非国有发行人更倾向于变更评级机构来提高信用等级。本文通过分析发行人更换信用评级机构的动机和后果,为监管部门构建以评级质量为导向的良性竞争环境提供借鉴参考。     

信用债发行利差影响因素探究

本文以2007年至2013年发行的3370只信用债为样本,从债券特征、市场状况和承销商声誉角度探讨了影响信用债发行利差的主要因素.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在当前信用债评级普遍偏高的情况下,信用评级仍对债券的发行利差有较强解释力.信用债的发行规模越大,发行期限越短,其发行利差越低.企业选择在市场状况比较平稳时发行债券,有利于降低发行利差.在当前情况下,承销商声誉对信用债发行利差的解释力还比较弱.     

中国的信用评级真的影响发债成本吗?

信用评级制度旨在通过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而改善市场效率,但在发行人付费模式和评级选购机制下,信用评级机构的公信力有待检验。由此,本文基于中国债券数据研究了信用评级对企业发债成本的影响。与既有文献一样,OLS分析表明良好的信用评级显著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但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此结果的可信性值得怀疑。基于理论分析和计量判据,我们以各地区评级机构的竞争程度作为债券评级的工具变量重新进行了回归,发现信用评级对发债成本的经济效应明显降低,且该效应在统计上也不再显著。这表明,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并没有获得市场认可的公信力,而评级膨胀也不会真正降低企业的发债成本。     

金融中介机构竞争的市场反应--来自信用评级机构的证据北大核心

目前已有研究认为金融中介机构竞争会带来市场效率的提高,本文利用2012-2017年债券市场的微观数据研究“发行人付费”模式评级机构之间的竞争对评级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评级机构竞争会导致评级结果膨胀与评级质量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当评级竞争加剧时,“发行人付费”模式的评级机构会对有较多业务联系的企业放松评级标准,给予更高信用评级。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评级机构的外资背景、承销商的良好声誉和媒体关注均有助于减小“发行人付费”模式下评级机构竞争的负面影响。同时,债券市场评级竞争还存在对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评级竞争导致的评级质量下降也降低了股票市场的信息效率。这说明,“发行人付费”模式下的评级机构竞争会降低资本市场的信息效率,“投资者付费”模式的推广和评级行业的对外开放有助于改善国内评级行业的评级质量。本文的研究也为国内债券市场进一步发挥双评级、多评级以及不同模式评级的交叉验证作用提供了一定证据支持。     

基于声誉与竞争视角的评级机构行为研究

市场竞争和声誉机制会影响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行为，从而影响评级结果。基于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占据的市场份额不同，对评级机构面临声誉资本得失与竞争收益时的评级行为进行演化博弈分析，并利用我国2015—2021年发行的企业债评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无论评级机构市场份额高低，市场竞争都会推高评级结果，而声誉机制只约束了低市场份额评级机构的评级行为，无法抑制高市场份额评级机构的虚高评级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声誉机制抑制了竞争因素对低市场份额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推高行为，并约束了评级机构将评级推高至AAA级别的行为，证明了声誉机制的有效性。研究分析了评级机构的行为机制，探究了评级虚高背后的原因，对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投资人付费”vs.“发行人付费”:谁的信用评级质量更高？

本文选择2011-2015年被中债资信覆盖的发债A股上市公司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比较了“投资人付费”与“发行人付费”模式下的评级质量高低。研究发现:(1)与“发行人付费”评级相比,采用“投资人付费”模式的中债资信所作评级显著更低。(2)与“发行人付费”评级相比,当采用“投资人付费”模式的中债资信所作评级越低时,发行人未来盈利能力越差、预期违约风险越高,投资者要求的风险补偿也越高,这表明“投资人付费”模式下的信用评级质量更高。(3)“发行人付费”模式的评级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的内部私有信息,但由于同时存在独立性缺失问题,“发行人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质量仍然不如“投资人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质量,这说明独立性对于评级机构尤其重要。     

对地方债进行信用评级的可行性辨析

地方债券是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资金短缺程度,在承担还本付息责任基础上发行的债务凭证。地方债券信用评级是对地方政府偿还债务能力和意愿的评价,对帮助投资人识别信用风险、健全地方债券市场、促进地方债券监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多种因素和条件的制约,目前我国还未对地方债券进行信用评级。2009年中央以"代发不代还"方式发行2000亿地方债后,社会对地方债券评级关注甚多,要求评级的呼声渐高。当前形势下,我国地方债发行是否具备开展信用评级的条件,如何更好发挥信用评级功能来完善     

债券发行环保效应、绿色债券评级准确度与评级机制的监管效果——基于两种评级机制的比较研究

绿色债券发行效应对绿色债券评级机制的监管效果具有重要影响,如果监管效果不能充分发挥,不仅容易使投资者做出错误投资决策,还易诱发“洗绿”“漂绿”行为。根据国内外绿色债券评级认证实际情况,本文提出双评级机制和综合一体化评级机制的设想。引入绿色债券总评级准确度、信用评级准确度、绿色评级准确度、绿色债券的发行效应、评级信息收集成本等影响因素,构建差异性Hotelling模型,探讨在不考虑绿色债券发行效应和考虑绿色债券发行效应两种情形下,双评级机制和综合一体化评级机制的监管有效性,并利用数值仿真技术比较两种评级机制的监管效果。研究表明,发行绿色债券的环保效应对评级机制监管效果有正向影响。信用评级监管部门应根据绿色债券发行效应选择适当的评级机制,从而有效提高评级机制的监管效果;当不同评级机制下绿色债券评级准确度达到均衡状态时,可以考虑要求评级机构将绿色因素纳入信用评级考评指标,形成综合一体化评级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监管作用。     

信用评级与银行风险管理

本文利用中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数据,研究信用评级对债券市场的影响,以及国内银行如何运用信用评级进行风险管理。结果发现,债券评级和主体评级均对债券市场有显著影响,但债券评级比主体评级作用更显著,后者对前者起补充作用,当债券评级不足以刻画债券质量时,主体评级作用更加凸显;另外,信用评级在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中的作用有所不同:由于投资者吸收了债券发行后市场的新信息而减少了对信用评级的依赖,因而在交易市场中信用评级的影响力低于发行市场。因此,银行应全面利用各种评级信息,并且结合被评级资产所处市场来进行风险管理。     

“投资者付费”模式对“发行人付费”模式评级的影响:基于中债资信评级的实验证据

利用2008-2014年交易所发行的公司债券数据,以评级收费模式为切入点,分析在"投资者付费"模式压力下,"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后续信用评级的调整情况以及评级质量的变化。实证发现,在"投资者付费"模式压力下,"发行人付费"模式的评级机构会调低发行主体的信用评级,但却提高了评级的质量。另外,当"发行人付费"模式的评级机构与企业存在严重的利益合谋时,这种调低作用更显著。上述结论从评级收费模式视角解释了中国信用评级的偏高现象。     

证券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及监管研究

证券信用评级机构是独立于发行人和投资人之间第三方中介机构,为投资人作出投资决策提供信用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发行人的融资成本,解决资本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针对我国证券市场的非市场特性,尤其是“政策市”、“消息市”的特征,评级机构对市场参与主体实施广泛的检查评价,有利于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大力发展证券信用评级行业,对减少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利用市场力量来监督市场主体能够起到关键作用。     

中国债券信用评级付费模式的比较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现行的信用评级发行人付费模式由于存在利益冲突,其客观性、独立性和评级水平饱受市场质疑。我国信用评级行业发展时间不长,评级市场声誉机制还未形成,评级机构之间过度竞争,这些因素加重了发行人付费模式导致的评级虚高、信用评级质量的下降等问题。本文考察了2014年至2016年的公司债发债样本,构建量化指标对比投资者付费模式与发行人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实证表明:发行人付费模式下的信用评级分布过于集中,投资者付费模式下的评级分布形态更为合理;在发行人付费模式下,同一信用评级发债主体的实际信用状况差别很大,表明评级的区分能力不够;在信用评级为AA的情况下,两种付费模式下的差别最大。为此,我们对未来信用评级业的发展和改革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声誉机制与信用评级

本文以2007-2019年我国企业债券为样本,采用有序Probit回归模型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信用评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促使评级机构显著降低信用评级,这种影响因产权性质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在债券市场刚性兑付被打破后更为显著;(2)声誉机制对上述影响产生积极的调节效应,声誉受损或声誉水平较高的评级机构会更加谨慎地评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基于此,政府应合理管控政策的出台和调整以增强社会预期,监管机构要不断强化对评级机构的监管,促使评级机构提高信用评级的质量。     

城投债的担保可信吗？——来自债券评级和发行定价的证据

本文以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债作为研究样本,考察债券市场的评级机构和机构投资者对城投债“双重担保”(债券的“名义担保”与地方政府的 “隐性担保”)所做反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有担保的债券和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收入的增加均有利于提高债券评级,但对债券信用利差的降低却无显著影响。这种现象的产生,其原因可能在于债券评级市场“发行人付费”的商业模式下,评级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合谋导致了债券的发行评级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债券违约风险,从而机构投资者只能依赖其内部评级体系对此进行纠正。这种现象的存在让中国债券市场上的评级机构普遍面临信任危机,同时也对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形成阻碍。     

信用评级行业竞争和规制:美国的经验和启示

美国信用评级行业高度集中,标普、穆迪是评级市场的统治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NRSROs)的指定以及基于监管目的广泛使用NRSROs概念导致评级行业的准入壁垒。声誉资本、网络效应以及评级透明也是影响信用评级行业竞争状况的因素。为了增进评级行业竞争,美国已经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法律监管,并正在酝酿新一轮的竞争规制措施和改革方案。美国的经验和做法对于我国刚刚起步的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信用评级能提供非公开信息吗?

信用评级作为债券市场重要的信息中介,能向投资者传递债券发行方的公开信息,并依靠入场调研及解读监管报告等方式,向投资者提供非公开信息,进一步降低债券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本文采用2007—2017年中国信用债市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和公司债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提炼非公开信息代理变量并探究其对债券发行利率的影响,实证检验信用评级是否能提供非公开信息问题。结果显示,信用评级在四类信用债中均能提供非公开信息,并因此降低了债券发行利率。非公开信息对小企业的作用强于大企业,且对企业债和公司债的作用效果优于短期融资券,这是小企业信息不对称水平高,短期融资市场化程度良好、不确定性风险因素更少的缘故。     

后金融危机时代信用评级机构的改革出路

美国次贷危机再次暴露信用评级机构的法律监管困境,即现行信用评级机构发行人付费收入模式存在根深蒂固的利益冲突问题。信用评级机构以声誉机制辩解,但存在重大理论缺陷和失败的经验事实证据。现行评级机构法律监管体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模式利益冲突的矛盾。信用评级机构未来的改革出路亟需解决利益冲突之困,可能的方案包括设立公共评级机构、恢复订购人付费模式、评级机构承担法律责任、政府付费购买评级服务等。     

后危机时代信用评级机构声誉资本分析

2008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重新认识到信用评级对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性.金融危机中,由于信用评级机构推波助澜的行为表现,导致金融危机范围的扩大和深化,致使信用评级机构声誉大幅下降.在信用评级机构声誉资本机制存在失灵现象的情况下,应以声誉资本理论为基础,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声誉资本进行分析,并通过转变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模式、加强对发行方付费利益冲突监管、科学确定信用评级机构准入和退出标准、完善信用评级机构自律机制,重建信用评级机构的声誉资本.     

私有信息、评级偏差和中国评级机构的市场声誉

考虑到评级机构拥有市场声誉的本质在于其可以通过扭曲评级从而对市场产生影响,本文分两步研究中国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的市场声誉:第一步,将信用评级对各种基本面因素进行回归,并以实际评级与回归预测值的差值作为评级偏差的量度。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重要改进是在基本面因素中引入了发债企业与各评级机构(分支机构)最短距离的均值和方差,这能较好地控制因发债企业私有信息可能造成的选择偏误。第二步,考察评级偏差和机构特征如何影响企业的发债成本。研究表明,中国评级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显著的市场声誉,但各评级机构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最后,考虑到评级机构与发债企业在选址上可能会有集聚效应,我们基于高铁开通事件进行双重差分检验,研究表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