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本文就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样本期的居民消费,且这一促进效应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以及中低收入阶层家庭更为明显,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除覆盖广度外,使用深度以及使用深度指标中支付、保险与货币基金这三个子指标均显著促进居民消费;(2)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便利居民支付两种机制促进了样本期的居民消费;(3)使用工具变量法以及将数据集替换为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结论比较稳健和可靠;(4)人力资本差异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当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能力越强时,数字普惠金融对样本期居民消费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5)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衣着、居住、日用品、交通通信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6)家庭债务收入比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仅仅促进了中低债务收入比家庭的消费支出,而对高债务收入比家庭的消费支出却存在不显著的抑制效应,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确实增加了家庭的债务收入比,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也需提防居民家庭债务的过度和过快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劳动力回流：促进还是抑制——基于CHFS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通过构建Probit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以及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劳动力回流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控制个人层面、家庭层面及省级层面的特征变量后,对农村劳动力回流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在使用“Bartik”工具变量进行稳健型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随后,在中介效应检验中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创业和缩小收入差异对农村劳动力回流产生正向驱动效应。最后,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影响在男性、低技能和健康状况较差等相对弱势群体中尤其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基于贫富差距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贫富差距的视角,运用Bootstrap法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和广义矩估计,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体系波动幅度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先扩大后缩小,在截面上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贫富差距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金融稳定的中介路径之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缩小贫富差距,并通过其对金融稳定产生正向冲击;数字普惠金融与贫富差距会产生交互效应,并对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稳定之间存在内生性关联。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发展不仅要降低金融排斥,还要完善宏观审慎金融调控框架,缩小贫富差距以维护金融稳定。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在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业融合的大背景下,探究企业如何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来扩大就业容量、稳定就业形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1—2019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劳动力需求增加,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推动企业研发创新三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好以及劳动密集度高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其劳动力需求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企业高、低等学历劳动力占比,降低了中等学历劳动力占比,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本文基于“六稳”和“六保”的背景,为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服务于实体经济、增加社会就业岗位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碳减排——基于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我国县域面板数据,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通过替换工具变量、改变样本量、替换被解释变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碳减排效应存在差异,随着碳排放从低分位点向高分位点移动呈现先扬后抑的“倒V型”变化趋势;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拓展、使用深度的增加、数字化程度的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碳减排的机制。为此,应纵深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充分发挥其碳减排效应,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效应研究——基于287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金融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在于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而数字普惠金融是兼具效率与公平的一条实践途径。本文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并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检验这两种效应。研究表明:(1)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作用,并通过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2) 分维度看,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共同富裕有正向作用,数字化水平则是负向影响,数字信息化与普惠金融的错配延缓了共同富裕进程;(3) 分地区看,存在东部效应高于中西部的差异。本文认为,除了继续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包容性和便捷性外,需加大对落后地区以及老年人群的关注,以弥合“数字鸿沟”,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普惠金融与人的全面发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选择2005-2013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矩估计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结论表明:(1)全国层面上,普惠金融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东、中、西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3)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人的全面发展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人的全面发展有了反向抑制作用;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有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应根据区域差异因地制宜的提高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率,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投资与共同富裕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本文采用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投资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2)人力资本投资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驱动作用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3)高人力资本投资群体中,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提出要构建覆盖城乡的金融服务体系,利用数字经济的热度大力度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及提高居民基本金融素养和水平的对策建议,对有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高居民教育以及医疗水平,促进共同富裕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实证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空间效应以及区域异质性展开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在全国层面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和维度差异,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使用深度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呈现“低—低”“高—高”集聚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相关部门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因地制宜,实施符合本地区发展特点的数字普惠金融战略,以期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基于地区与城乡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金融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高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并且对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更为明显,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对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有一定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收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家庭的收入,通过"教育效应"来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从而实现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吗?

本文利用2011—2018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通过动态SDM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表现出了较强的正相关性特征,在时间上表现出了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2)数字普惠金融不仅直接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扩大技术溢出和促进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3)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小;(4)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 ——基于河北等八省市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河北等八省市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评估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普惠金融政策的影响下,低收入家庭增收效应大于高收入家庭;(3)普惠金融增收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渠道均得以验证;(4)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要考虑农户收入水平条件差异而因人施策,也为政府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方向提供了新的思路,发展普惠金融不仅是增加河北省农户收入的可行政策,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乡村振兴的可行政策。     

数字金融对居民的债务扩张效应

数字金融在缓解流动性约束、提升居民融资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助推居民杠杆率短期内快速攀升。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三年面板数据,对数字金融的债务扩张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推高居民资产负债率,数字金融存在债务扩张效应且具有典型的“长尾”特征;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支付机制、融资机制和投资机制三种渠道实现债务扩张;数字金融与资产负债率的关系受到传统金融发展的影响,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越低,数字金融的杠杆提升效应越强。综上,本文认为,满足普惠的需求不一定就是合理的,“数字普惠金融”并不等同于“数字金融”+“普惠群体”。为降低居民负债尤其是“长尾”群体的负债风险,数字金融服务的供给方应精准分析客户需求的合理性,而需求方应加强风险意识,量入为出、合理负债,政府也应加强引导。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企业的财务可持续？——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新发展阶段背景下,实现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可持续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的颁布为准自然实验,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对制造业企业财务可持续的影响,并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财务可持续,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这一结果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增加信贷资源获取促进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可持续;异质性检验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务可持续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期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企业所属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财务可持续的促进作用更有效。研究结论为有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助力制造业企业财务可持续提供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有更好的减缓作用吗?

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的低收入人口,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更好的相对贫困减缓作用,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我国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减缓相对贫困,其减贫效应大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相对贫困程度下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推动相对贫困减缓。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在提升传统普惠金融供给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据实地情况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收入分配效应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1—2022年的省级面板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了我国各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然后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作用上更为显著。最后,文章从加强数字普惠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创业活力、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对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立的影响与机理——来自中国1845个县域的经验证据

在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下简称“新型主体”)创立之间的关系，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4—2020年中国27个省份1845个县的面板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型主体创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创立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该结论在控制地区—时间交互固定效应、以“FIGI中国项目”试点构建DID模型等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通过提高农民正规信贷可得性直接促进新型主体创立，还可以通过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间接促进新型主体创立。(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对新型主体创立均具有促进作用；相较于大中型新型主体，小微型新型主体更加受益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主体创立的影响存在县域异质性，地形起伏度小的县强于地形起伏度大的县。本文为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主体创立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稳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城市创新吗?——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2011-2016年248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市级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市创新之间的空间关系和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对本地区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溢出效应也带动了周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当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城市创新影响的边际收益增加,在考虑区域差异性后该门槛特征仍然存在。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应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优化创新环境,激发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梅特卡夫法则”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农民增收效应及其传导机制

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增收，其中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明显。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富裕农民，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农民的增收效果更强；从农民的收入结构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民非农就业、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增加了农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