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

东方社会的历史以及发展道路问题是马克思在晚年的一个研究重点,为了能够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从而丰富唯物史观,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特殊性质、结构和发展道路展开研究,这就促使了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形成。本文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主要内容和价值进行论述,探析其对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启示。     

马克思的“通过卡夫丁峡谷”用典引读——所谓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不由此而来辨正兼评“跨越论”以及所谓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本文从马克思原著文本和语境入手 ,揭橥马克思用典“通过卡夫丁峡谷”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本义 ,辨正所谓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由此而来之讹 ,兼评有违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跨越论”以及所谓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合规律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五形态”理论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合规律性,存在逻辑困境.其实,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理论,本质上属于抽象共性的归纳,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仅限于“两对”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下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一般性逻辑规定,并不否定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独特的发展道路,而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才是对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具体发展道路的理论关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吸收资本主义的积极发展成果,另一方面创新发展,开辟了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的具有中国品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自信恰恰源于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传承与创新.     

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探索,“卡夫丁峡谷”思想发出了关于经济落后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先声,蕴含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对“卡夫丁峡谷”思想进行全面审视,分析其提出的历史背景,揭示其真实的思想内涵,探索其理论和实践价值,不仅有利于拓宽理论视野,而且对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着重探索了东方社会的性质及发展问题，其理论有两个关键点：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上出现了很多观点，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个问题进一步厘清，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并把握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丰富内容，总结出其在世界视野下的深刻内涵和当代价值，服务于我们的实践。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视域下现代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问题

当代中国正在现代化道路上寻求和谐的发展道路,形成科学的发展理论,建设合理的发展制度,以实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为使上述三种自信有理可依,本文试图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为视阈重新审视现代社会的内涵和运行机制.这既是确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的应然之义,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实然之需.     

“新中间阶级”理论及其意义

马克思是研究“中间阶级”的先驱,他的理论应当是一切关于“中间阶级”理论研究的一个源头。可以说,自20世纪以来,所有关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演化和“中间阶级”的著作,几乎都是在与马克思的“中间阶级”理论进行对话,并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在这些新中间阶级理论中影响较大的有波朗查斯的“新小资产阶级”论、马勒的“新工人阶级”论和卡切蒂的新中间阶级论。     

马克思的现代化视野考察

本文就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进行简要分析,认为虽然马克思不曾提出“现代化”这一概念,但是从其思想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其包含的现代化思想：马克思通过对俄国具体国情的分析,为东方国家指出了一条新型的发展道路,直接通过发展自身的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的生产;马克思预见了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马克思提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发展观;马克思关于超越时空的生态理论认为,人们在未来的自由联合体社会将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和创新

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和强烈的时代意蕴。在理论向度上,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社会发展观都具有严谨的逻辑体系。在实践向度上,科学发展观和马克思社会发展观都是时代呼唤的结晶。在方法论向度上,科学发展观坚持了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辩证法。坚定的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发展史观在当代中国最新理论诠释的科学发展观引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     

论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的异同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既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又有共同之处。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的理解和掌握，有利于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社会理论的理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着丰富的内涵,所论述的视域也比较广泛,就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视角来加以审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有关发展价值取向、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以及发展的道路这些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对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要激活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使其变成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理论资源,通过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总结,体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时代价值。     

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意义

摘要：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理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重要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是科学的，它有助于我们更加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旨归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坐标资本主义社会,亲历了资本的凶残和暴力后,不懈追求的人的发展的最高目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波澜壮阔,探索出的一条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以往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目标具有高度偏向性,利用“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来满足少数资本家对自由全面发展的欲望,以资本家的自由和发展代表全体人民的解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鄙视西方模式的冷漠无情,开创了具有高度人本精神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为根本价值追求。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念在理论层面、历史层面、现实层面具有高度逻辑共通性。     

恩格斯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昭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的来自俄国民粹派的“跨越资本主义”的“跨越论”教条主义之误

本文以恩格斯对 19世纪 80— 90年代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评论 ,剖析多年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溯源于当年俄国民粹派的“跨越资本主义”的“跨越论”有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和方法论的教条主义之误。     

“中国模式”的合理性及其建构路径探究

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模式”总体来说具有否定的倾向.本文以马克思晚年书信的内容来论证“中国模式”的合理性,并从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启示“中国模式”的构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恩格斯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昭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的来自俄国民粹派的“跨越资本主义”的“跨越论”教务主义之误

本文以恩格斯对19世纪80-90年代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评论，剖析多年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溯源于当年俄国民粹派的“跨越资本主义”的“跨越论”有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和方法论的教务主义之误。     

新论点

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市场经济的“利器” 中央党校副校长苏星教授说,过去,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批判的武器,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号召人民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研究的不多。现在,西方国家不少学者在认真研究《资本论>。有一位学者直言不讳地讲道:马克思把“资本”留给了西方,把“论”留给了东方。过去,我们过多地重视“论”资本,的确     

论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的中国化

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思想对东方落后国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列宁把这个理论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俄国化；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把这个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并使“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在中国由可能一步步走向现实。     

“直过民族”双重跨越的深刻内涵与历史启示

新中国成立不久,“直过民族”从原始社会末期或阶级社会初期跨越若干历史发展阶段,通过“直接过渡”与全国同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跨越,马克思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从设想变成现实;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直过民族”通过扶贫攻坚、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和各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直过民族”双重跨越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跨越的统一,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在“直过区”成功实践的结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宝库。“直过民族”双重跨越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科学发展观的唯物史观思考

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生产力发展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核心。当代中国唯物史观的重构，应体现既能坚持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又能解释当代社会发展诸现象的原则。为此，笔者就“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在哲学层面上向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复归进行探讨和研究，旨在说明将人的发展和生产力发展作为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核心，不仅是当代社会发展实践的要求，更是唯物史观自身理论调整和创新的需要。从而突破传统唯物史观的“物本”倾向，彰显具有人本倾向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当代中国的唯物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