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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1985年与唐万新相识,并观察、跟踪德隆20年。从2000年起.每年至少与唐万新及德隆高管交流4—5次,对德隆和唐万新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与研究。德隆成也资本市场,败也资本市场。但很少有人知道德隆操盘者唐万新为什么要拿自己的人生到资本市场去下赌注。这得从唐万新创业的初级阶段谈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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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隆被盼望死去。德隆陷入一场全民审判。至今,德隆危机爆发已一年有余。但德隆危机远远没有结束。据说.早在1993年,新疆有人为唐万新算了一卦,预言他在40岁时将一贫如洗,当时正在股市上进行原始积累的唐把它当作笑料四处宣扬。但生于1964年4月3日的他.在40岁生日刚过10天后.看见了旗下股票不可抑止的全面暴跌。从资本市场起家的德隆最终因为银行追债而资金链断裂.从“玩钱”到“被钱玩”,个中滋味耐人琢磨。曾有人在1999年将德隆称为悲剧式英雄,对此的解读是:德隆做产业整合是英雄。但在金融领域一定是悲剧。时至今日,尽管对德隆产业整合战略尚存争论,但对其优质遗产的争夺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整合效果已显露出来。而德隆深陷金融泥潭之中.一方面说明了其自身在金融领域的原始和幼稚,另一方面则在考问着身边的金融环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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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下午3点,备受资本市场瞩目的德隆主案在历经了3个多月的非常规审判程序后,终于在武汉中院公开宣判。德隆掌门人唐万新被叛入狱8年,德隆系罚款总计额103亿人民币。躯体正在死去的德隆,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活化石的价值却不容忘却。国内资深财经记者王云帆对后德隆时代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持续跟踪,其即将面市的新著《俘获者》,将通过对德隆崩盘之后600天曲折经历的真实记录,为大家讲述这个中国最富争议民企的最后一段传奇。在该书“金融罪罚”一章中,作者凭借对德隆系列案件大量知情人的走访,和独家获取的唐万新等被告人的数十份亲口供述笔录,将德隆18年来运作中最深层的动机、最细节化的操作、最隐秘的数据合盘托出。本刊特邀王云帆筛选、重整了“金融罪罚”的核心内容,以飨读者。[编者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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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了《解构德隆》后,我眼前飘浮的是一个从新疆走出的畸形金融帝国以及它渐去渐远的背影。无论唐万新及其兄弟们的企业家生命是否已经画上句号,我们都需要认真思考德隆。在德隆及其灵魂人物唐万新身上,浓缩了太多转型时期中国企业以及中国企业家的元素和符号——乃至宿命。一个没有系统地上过大学的少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白手起家将企业做到最多时一度控制资产达1200亿元,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一个神话。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唐家兄弟之于德隆, 以及中国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家们,无不是中国市场化和全球化所造就的时代英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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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的3号富豪艾克拉木(啤酒花)走了,2号富豪唐氏兄弟主力唐万新(德隆)被关了,作为1号富豪的孙广信的日子还会好过么?“《商界名家》中国地方富豪追综”报道组在采访甘肃首富张国芳后再赴西部,如记者所牵挂的一样——在新疆民间舆论的“好富豪”名单中,没有孙广信!孙广信这位军人出身的民营企业家,他和他的广汇究竟怎么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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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璐 《21世纪商业评论》2013,(3):41-47
编者的话10 年之间,多少生猛的资本玩家遭遇挫败。监管真空纵容了企业"原罪"的产生,但那些犯错的玩家最终没有被宽容。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唐万新与德隆、顾雏军与格林柯尔、严晓群与斯威特……纵然不愿承认自己是空手道者,但实业终究成了幌子,资本潮退,裸泳者出列。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吴晓灵当年主导了德隆案件的善后处理,她坦言德隆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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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帆 《21世纪商业评论》2006,(2):58-73
结局并不意外,一度震动中国的“德隆危机和重组”,最终以德隆资产被“清算”,灵魂人物唐万新在武汉接受审判而告终。德隆的罪与罚是什么,其原型是什么,造就德隆式危机的机理是什么?本刊创刊号就曾经异常清晰地鉴别,包括德隆在内的中国一批大企业,以类GE 的“产融结合”,作为喧嚣一时的“战略价值”宣言,是一个伪命题,并没有创造客户价值的基本商业支点。但它本质上也投射了一代中国企业,在既定的时代环境下,试图把握自身命运和改变生存环境的深深的内心愿望。在本期,本刊以“中国第一市场化重组”作为典型案例,全景展现国家力量主导的德隆重组进程,梳理其最重要的脉络是什么,最重要的博弈是什么,最重要的悖论又是什么?这实质是对“德隆危机”的另一种还原。它也再一次让我们在基本事实的导引下,更清晰地面对造就德隆式危机的机理。这可以视之为德隆的“剩余价值”。在这一场所谓“市场化”重组中,几种身份的力量纷纷卷入其中,展开对德隆重组主导权、对德隆资产的争夺和博弈,这既包含国家权威机构,也包含利益相关的地方政府,中粮等央企和地方国企,以及更为市场化的力量——三林、万向等中外公司,而每一次重组思路的变更,资产的处置和争夺,都深深触动和牵涉复杂的政经利益体系和其运行良久的“规则”。国家力量出面重组危机之下的德隆,曾经被视为中国政商关系的一个新的起点。但作为“市场化”重组的公司主体,德隆被迅速边缘化,捆绑国家机器的“救赎”,并没有改变其命运,德隆最终消逝了,而一个“新的德隆”并没有诞生。德隆的兴起、危机和被重组都深深植根于中国式的政经环境,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本质问题。人们依旧在追问:为什么中国本土企业以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展现它的进步?中国企业如何走出盛衰的循环,走出企业大震荡的政经周期?在这样悖论的环境中,德隆“废墟”上留下的“产业整合”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理念,被审判式地视为本土民企“做大”的妄想和道具,而没有“合法性”。在重组中,对于德隆资产的激烈争夺,已显示“产业整合”并不是毫无价值。而事实上,跨国公司和国企都行进在同样的进程之中。典型如在上世纪末,柯达通过并购中国感光企业,重组中国的感光行业。随后是李荣融治下的国资委,以合并和产业整合,试图组建大国企集团。这两者都被视为国家战略的应有部分,而获得了“合法性”。德隆的危机和重组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个国家政经环境真正缺失的价值和要经历的磨难。以此记之。(文/袁卫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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