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视角下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影响研究——基于重庆乡村旅游地农户调查数据

在重庆12个乡村旅游示范区(县)开展实地调查,考察调查区内农户生计资本状况,将农户的生计策略分非旅型、兼旅型、旅兼型、专旅型4种,利用二元、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不同资本状况下农户如何选择乡村旅游参与策略。通过整理466份问卷数据,最终得出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分别是促使农户选择非旅型、兼旅型、旅兼型、专旅型生计资本的关键因素等。发展乡村旅游,应合理提升农户生计资本,促使农户选择乡村旅游生计策略,补贴农户经营乡村旅游启动资源,促进与监管并举。     

典型喀斯特峡谷石漠化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和策略响应

文章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开展喀斯特高原峡谷区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现状调查,建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和农兼型转化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1)研究区农户生计资本整体上比较稀缺,各类生计资本差异明显,农户的自然资本最为匮乏,生计恢复力较弱。(2)研究区农户主要采用四种生计策略,以非农型为主的生计策略农户的资本指数最高,生计策略也相对最优;兼农型资本指数其次,但风险相对较高;农兼型资本指数低于前二者,脆弱性相对较低;纯农型资本指数最低,生计策略单一,风险最高。(3)人力资本始终是影响研究区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因素,如家庭整体劳动力、耕地面积、家庭现金收入、农作物产值、家庭畜禽数量对农户由纯农型向兼农型和农兼型的生计策略转化具有促进作用。最后,论文提出了应对喀斯特高原峡谷地区农户生计风险、基于生计策略优化的生态环境修复的政策建议。     

生计策略下黄河流域农户生计韧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河南省为例

文章以河南省为例,从缓冲能力、学习能力和自组织能力3个维度建立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4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综合指数法与多元线性回归比较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生计策略条件下农户生计韧性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4—2018年生计策略选择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其中纯农型、务工主导型和工资经营型农户是河南省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和发展的主要方向。(2)农户生计韧性整体处于中低水平,增长速度慢且增幅小,表现为生计资本越稳定,生计韧性指数越高。随着时间的变化,生计韧性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内部维度层能力失衡。(3)交通便捷程度、政府扶持、邻里关系、家庭劳动力占比、信息获取、户主受教育程度、教育投入等核心因素对不同类型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强度各不相同。生计策略的选择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优化农户生计方式对生计韧性的提升具有显著效应。     

集体林权改革中农户参与林地流转意愿与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通过实地调研,总结北京市集体林权改革和林地流转的现状和特点,分别用描述性分析和统计学相关分析的方法对农户参与林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影响林农参与林地流转的意愿的主要因素:家庭林地和农地面积、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农户家庭的林业收入、对林地流转的认识程度、林地流转的容易程度及对森林资产评估的满意程度;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提高北京市农户林地流转意愿的对策与建议。     

干旱环境胁迫下民勤绿洲农户生计脆弱性与适应模式

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获取研究数据,按照调整的VSD脆弱性评估框架构建指标体系,测算农户生计脆弱性,应用障碍度模型识别生计脆弱性形成的主要促成因子,并对研究区农户生计适应方式及适应模式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农户生计脆弱性与生计暴露度—敏感性指数整体呈现随农户生计非农化水平增加而减小的特征,适应能力呈现出兼业型(农兼户和兼农户)农户高于专营型(纯农户和非农户)农户的特征;②不同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在各维度主要促成因子具有趋同性,种植业收入比重、人均水资源配给量、饮水质量、人均劣质耕地量、人均非农收入、农技培训应用情况、住房情况与大牲畜资本量等分别从不同维度促进了生计脆弱性的形成;③根据生计脆弱性促成因子与适应行为选择,可将研究区生计适应总结为"节水技术+设施农业适应模式""种植结构调整+节水技术适应模式"以及"种植规模削减+劳动力转移适应模式"等三种适应模式,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具有积极的缓解作用。     

农户林业技术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的调研

本文从农户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林地地块信息、技术本身特征、技术传播途径、林地产权制度等方面对农户林业技术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显著影响农户林业技术需求的因素,认为经常从事林业生产、接受过林业技术培训、参加林业合作经济组织、家庭收入高且收入主要来源于林业的农户对林业技术有更强烈的需求。最后提出加强林业技术的有效供给、创新和完善林业技术的推广机制、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以及加快林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等建议。     

农户消费决定因素:基于有序probit模型

本文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建立农户消费需求模型,分析微观因素对农户消费的影响.模型的计量经济分析表明:(1)农户家庭的经济状况对农户的消费有重要的影响.低收入家庭消费意愿明显高于高收入家庭;(2)户主个人因素对农户消费意愿有重要影响.户主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户主主业的非农化对农户消费有积极的影响;(3)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保险体系完善与农户的消费意愿呈正相关;(4)农村居民消费环境对农户消费意愿有重要影响.并据此提出了相应对策.     

农户种植番茄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新疆昌吉市284个农户调查资料,采用统计分析和Logit二元选择模型对农户种植番茄选择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户主性别、文化程度、劳动力人数、种植面积、种植作物种类、产量因素、价格因素和运输因素对农户种植番茄选择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户主年龄、家庭总人口数、家庭纯收入、是否有非农收入、成本因素、户主风险态度等因素对农户种植番茄选择行为有负向显著影响.     

农户种植番茄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新疆昌吉市284个农户调查资料,采用统计分析和Logit二元选择模型对农户种植番茄选择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户主性别、文化程度、劳动力人数、种植面积、种植作物种类、产量因素、价格因素和运输因素对农户种植番茄选择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户主年龄、家庭总人口数、家庭纯收入、是否有非农收入、成本因素、户主风险态度等因素对农户种植番茄选择行为有负向显著影响。     

山区农户生计转型及其可持续性研究——河北围场县腰站镇的案例

农户生计转型的能力、意愿、策略与农户类型密切关联,精确识别农户类型是引导农户生计转型的基础和前提。文章首先以生计资产和生计多样化指数综合确定农户类型,并以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础,构建农户生计转型的理论框架。然后选取河北省北部山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腰站镇的3个村落作为案例,将调研农户分为进取型、专业型、潜力型和生存型四类,并分析他们的生计特征和生计转型的能力、意愿、策略及风险。研究发现:进取型农户有充足的人力资产从事多样化生产,均衡的收入来源给他们带来了最高的物质资产,多样化的生计转型策略保证其获得稳定收入,但也阻碍了生计资产的跃迁;专业型农户生计资产最高,生计多样化指数最低,在生计转型时倾向于降低多样化指数而扩大专业化生产,但其转型面临的市场风险依然很大;潜力型农户生计资产偏低,但生计多样化指数较高,如何维持生计多样化是其生计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生存型农户比例最大,他们的生计资产、多样化指数都很低,当前的扶贫策略仅能保障其基本的生存需求,未来需要更多的产业帮扶。最后,文章讨论了生计多样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复杂关系。     

退耕还林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表现与机制

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扩展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土地利用结构、生计非农化和收入结构多样化说明退耕还林政策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表现,重点从生计资本、生计脆弱性、农户意愿及政策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视角探讨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机制,发现退耕还林政策通过以上因素作用于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范围、调整方向与程度及其可持续性。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政策实施的时空分异和益贫性,细化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加强农户视角的政策效果评价研究。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以安徽省阜南县为例

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因地制宜制定农村低收入家庭相对贫困防御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落脚点。研究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为世界减贫提供理论参考。以阜南县686户受访家庭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模型、生计多样性测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不同生计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探究低收入群体生计多样性和生计可持续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具有一定差异，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低，相反，政府兜底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高。(2)生计多样性测度结果显示，兼业型农户指数最高，农业主导型和外出务工型次之，政府兜底型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最低。(3)受访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耦合关系类型多属于过渡类。不同耦合协调类型农户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是家庭因素、经济条件、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     

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研究——以微观福利为视角

通过对“武汉城市圈”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抽样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和Logistic分析方法,从福利角度研究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与宅基地功能、农户家庭属性特征、农户心理特征等的关系,探寻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当前农户流转宅基地的意愿比例为18.97％;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依次为户主受教育程度、庭院经营性收入、家庭归属感、宅基地区位条件和家庭非农收入比例;其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非农收入比例的影响方向为正,其他因素的作用方向为负.基于此,提出了农村宅基地流转的相应对策:开展对宅基地福利水平的评估,给予流转农户足额福利补偿;建立统筹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及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新安置点的选址与规划,使宅基地流转后农户福利水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渐得到提高.     

家庭原始禀赋对农户兼业类型转化的影响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研究农户兼业转化的影响因素,对促进兼业农户深度分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资源配置视角,通过农户问卷调查,运用多元Logist 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家庭原始资源禀赋对农户兼业类型转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户主年龄对农业户转为Ⅰ兼农户、Ⅱ兼农户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农业户转为非农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教育年限和主要职业类别对农业户转为Ⅰ兼农户、Ⅱ兼农户以及农业户转为非农户均没有显著影响。(2)家庭劳动力数对农业户转为Ⅰ兼农户、Ⅱ兼农户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农业户转为非农户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非农劳动力数对农业户转为Ⅰ兼农户、Ⅱ兼农户和非农户则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它是农业户向兼业户甚至非农户转移的重要因素;照顾家人因素对农业户转为Ⅰ兼农户、Ⅱ兼农户和农业户均没有显著影响。(3)承包地面积对农业户转为Ⅰ兼农户、Ⅱ兼农户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农业户转为非农户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承包地面积不是影响农户兼业的显著因素,反而是农户转为非农户的显著限制因素;承包地块数和承包地距离,对农业户转为Ⅰ兼农户、Ⅱ兼农户和农业户均没有显著影响。为促进农户的深度分化,应多部门联动,出台综合配套政策措施,着重提升农民的非农就业能力和促使农户转出家庭承包地。     

农户兼业经营问题浅议

<正>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劳动的自主化和非农产业就业机会的扩大,农户兼业经营愈来愈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经济现象。木文对此做一初步探讨。一、农户兼业经营产生的机理农户兼业经营是农户根据自身的生产条件和生产能力,把多种生产要素以不同的方式和规模组成多种项目,从事多种产品生产或劳务活动的一种经营方式。农户兼业经营按农户经营各业收入占总收入的不同比重,可分为两类:一是以农(包括以牧、以渔、以林)为主,兼营它业,如     

林业主产区农户影子工资对家庭劳动供给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0—2001年我国四川省沐川县、安徽省金寨县480户农户的数据,采用Translog函数和C-D生产函数对样本林业主产区农户在林业、种植业、畜牧业和非农业的影子工资进行估算,并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影子工资、影子收入、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负担等因素对农户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林业主产区农户的影子工资与劳动供给时间存在负向关系,闲暇对于农户家庭中男性和女性来说是劣质品;农户家庭劳动供给的联合决策特征非常明显;农户家庭劳动力存在主次之分,该结论对于说明农户家庭内劳动分工以及劳动力流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后退耕时代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影响因素

基于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采用2012年农户调查数据,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政府强制推动的背景下,参与方式与参与程度、政策认知及政策执行力度是影响农户退耕还林意愿的主导因素,退耕还林净效用、家庭禀赋的作用弱化。其中:①政府强制参与将导致农户抵制;被征求过意见、了解补偿政策、知道退耕还林目的和按时收到补偿款的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强。②土地机会成本对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几乎没有影响,但土地机会成本上升、造林营林成本高,削弱了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同时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的负向作用不容忽视。③林木及林地产权收益的正向作用显著,经济补偿、林业收益、结构调整收益的影响未能得到证实。④以种植业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弱。     

风险态度、森林资源管制对农户林业经营行为的影响——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业态

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离不开农户的积极参与,农户作为集体林区林地的重要经营主体,分析其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林业经营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对揭示异质性农户参与意愿的行为动机、促进集体林资源的盘活具有重要意义。利用福建省三明市和南平市580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和DEMATEL-ISM模型,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业态,分析风险态度、森林资源管制对农户林业经营行为的影响及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森林资源管制、风险态度、家庭禀赋特征是显著影响农户林业经营行为的关键因素。其中,林地总面积、生态公益林面积比重、经营森林旅游/农家乐、林业经营培训为表层因素,家庭禀赋、风险态度为深层次因素,森林资源管制为直接根源因素。     

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基于四川大小凉山地区1133个精准脱贫家庭的调查

基于对脱贫农户连续三年家庭人均收入的动态监测结果(2018—2020年收入是否稳定保持在贫困线1.5倍以上)以及扶贫小额贷款偿还能力调查状况来衡量脱贫稳定性。以家庭支柱成员从事生计活动的类型和时间作为农户生计策略的识别与度量指标，利用课题组在四川大小凉山地区实地调研所得的1 133户精准脱贫家庭数据，实证探究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生计策略影响农户脱贫稳定性，相比自主型生计农户，政策依赖型生计农户家庭脱贫稳定性不足；在自主型生计农户中，相比纯农业经营生计，存在非农就业的多元生计策略更加有助于农户稳定脱贫。(2)生计策略的稳定脱贫效果受到家庭人口特征、建档立卡以及帮扶政策等因素调节，其中农户脱贫发展内生动力激发、政策帮扶推动的家庭经营组织化及产业链融入有助于抑制政策依赖型生计、纯农业经营生计的不稳定脱贫效应。(3)生计策略通过家庭收入结构与收入水平两个渠道对脱贫稳定性产生影响。     

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农户适应性研究——以张家界4个村为例

以社会—生态系统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及其工具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张家界4个中国传统村落农户适应类型、适应驱动因子和适应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产生旅游专营、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务工主导、工农均衡和务农主导6种生计适应类型,参与旅游农户比例低,务农和务工不同程度地成为了传统村落农户的生计策略之一;(2)影响农户适应效果的主要适应因子有6个,即农户家庭劳动力总量、户主学历、房屋面积、家庭存款、邻里关系和种植面积,均为生计资本指标;(3)传统村落社会—生态系统失调、政府政策制度、生计资本是农户适应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分别是农户选择务农、务工和参与旅游生计行为的内在动因,生计策略和传统观念是农户旅游适应结果的决定因素。最后,对传统村落农户在区域发展乡村旅游背景下如何提升适应力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