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

利用 1 993年中国营养调查数据 ,本文探讨了中国农村地区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 ,并试图从微观层面揭示中国农村地区健康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本文的主要发现是 ,对于劳动参与及非农就业机会 ,健康状况都有显著的影响 ;然而在传统的种植业领域 ,健康并不是劳动参与的决定性因素 ;同时 ,在农村的非农就业者中 ,健康并不是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 ,由于非农就业机会对家庭收入的重要作用 ,我们仍不难发现健康在获取非农就业收入乃至增加家庭收入方面的作用     

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

该文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断点回归模型研究新农保制度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新农保对于农村老年人的农业劳动供给具有显著负效应,但是对非农业劳动供给具有显著正效应,具体来说,新农保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非农参与度以及非农劳动供给时间。此外,在性别差异角度研究新农保制度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得出女性对新农保制度的敏感性大于男性。     

健康变化对劳动供给和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检验了居民健康状况变化对居民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的影响。通过控制基期健康状况和一系列个人特征,本文重点检验了可以被视作外生冲击的健康变化对居民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的影响。考虑到城乡居民以及性别在劳动供给以及收入上的差异,本文还分别分城乡和性别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滞后期健康状况与当期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显著正相关;健康恶化显著降低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此外,健康与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在城乡居民和性别之间均存在差异,具体地,城市居民和男性更容易因健康恶化退出劳动供给,农村居民和女性则会因健康改善增加劳动供给。这表明在评估健康干预政策时要综合考虑健康变化对公民社会经济状况(SES)可能造成的影响,同时,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以及对男性和女性要区别考虑。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代际支持、女性劳动供给与中国性别工资差异收敛−基于性别分工的视角

我国"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年深日久,但相比世界很多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反而很高、性别工资差异也较低,中国文化中长期承袭着父辈对子女代际支持的传统可能是缓解女性劳动供给约束的重要动因.文章构建考虑父辈代际支持的家庭劳动供给模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父辈时间支持和经济支持对子女,特别是女性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和工资收入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父辈的时间支持明显缓解女性劳动参与的时间约束,提高其劳动供给和工资收入,但没有发现对男性有显著影响,故有利于性别工资差异收敛;而父辈的经济支持均未发现对子女的劳动参与和工资收入有显著影响.此外,对城乡进行区分后发现,父辈时间支持对城镇女性的作用比农村女性更强.文章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劳动供给行为和性别工资收敛性的理解,对进一步完善劳动就业制度也有一定启示.     

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

基于劳动参与模型和劳动供给模型,本文利用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探讨养老保障制度对劳动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养老保障制度存在明显的劳动供给效应,养老保险覆盖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和劳动供给时间,尤其对于农业劳动供给的影响更明显;养老保险待遇具有更强的收入效应,激励农村居民降低劳动供给,尽管养老保险待遇并不会大幅度降低农业劳动参与率,但农业劳动供给水平将会显著下降。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劳动供给效应存在差异,新农保制度更倾向于将农村居民留在农业农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农民工综合保险倾向于激励他们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就业,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则鼓励他们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制度正在加速劳动力市场转变,需要构建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粮食直补对稻农参与非农劳动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309户农户入户调查的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农村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业领域转移,非农劳动收入已成为湖北农民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实施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将直接增加农户收入,农户劳动力分配很可能因此产生调整。基于湖北309户水稻种植户的入户调查,运用Probit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是否影响水稻种植农户参与非农劳动的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接受粮食补贴的水稻种植农户中参与非农劳动的显著增加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无论按计税面积计算的粮食补贴还是按种植面积计算的粮食补贴,都将影响农民参与非农劳动。     

我国城镇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数据,采用Tobit截断回归模型来实证分析我国城镇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与城镇已婚女性劳动供给正相关,女性受教育程度是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主要影响因素.城镇已婚女性年龄与其劳动供给之间呈负相关.丈夫月收入与城镇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呈负相关.家庭中六岁以下孩子的存在作为已婚女性减少市场劳动时间的决定因素是不显著的.     

农户非农劳动参与率和供给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研究农户非农劳动决策的影响因素,对于户主选择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以及二者间的时间分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安徽省的调研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非农劳动参与率和供给水平的影响因素。通过检验发现：户主年龄、受教育年限和拥有耕地面积等因素具有显著性效应;而户主受到的农技培训、粮食补贴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对户主参与非农劳动决策有不同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政府在农村实施的政策效果进行了评述。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史,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伴随如此大规模人口的迁移,并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还将继续保持,并指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的经济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在发生变化,这是基于中国的政策变迁、地方政府行为和劳动者自身行为的变化所导致的。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能否深度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动起着重要作用。适时调整政策以适应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变迁将是对中国政府新的考验,如果成功,将走出中国独特的农村劳动力迁移道路。     

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模型与实证

农民工有序、平稳、持续地向城镇集聚是我国城镇化推进的必然环节,而城镇就业满意度是影响农民工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基于上海市1 446份农民工调查样本建立的有序Probit模型及实证分析显示,在沪农民工就业满意度总体评价较高,其中收入评价较低。工资收入、交通出行、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城市适应性以及户籍制度等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而居住条件、工作福利、社会保障、劳动保护、权益侵犯等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目前影响我国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既有工资收入等物质因素,也有城市适应性等精神因素,但比较而言,物质因素更为显著。本研究对于从城镇推力视角揭示“民工荒”的成因,以及我国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劳务输出大省农村劳动力流向变动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及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劳务输出大省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经历了从萌芽、发展到不断成熟的阶段,国内学者对我国30多年来劳动力流动的阶段进行了梳理,对流向变动的地区、行业、个人特征进行跟踪分析,对政府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宏观政策进行了反思,并对引导农民工合作创业的服务体系进行了探讨。国外学者较早进行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动力模型研究、政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体系研究和农村劳动力回流合作创业研究。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农村劳动力流向变动呈现出新特点,因而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向变动在行业、年龄、地区上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探讨劳务输出地区的流向动力模型,加大研究的统计分析力度,为农民工的流动和政府的引导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职业教育对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分析——基于环境与资源约束的视角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从我国西部农村地区的环境与资源约束及其破解入手,认为解决我国西部地区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困境的有效出路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并在深入剖析职业教育对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的机理的基础上,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模型对职业教育对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做了实证研究。     

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与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结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吸收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对制度变量的讨论,建立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市场与二元劳动力”模型,并用以解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本文认为,政府的强制性制度障碍导致“S型的人力资本投资曲线”的产生,从而使城市居民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具有政策和人力资本优势;作为对福利制度缺失的替代,“隐形补贴”等诱致性制度创新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具有成本优势。这一模型对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中的特殊现象有较好的解释力,对于我国城市化战略和我国一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Fertility,household structure,and parental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fertility on household structure and parental labor supply in China. To solve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we use a unique survey on households with twin children and a comparison group of non-twin households. The ordinary least squares estimates show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ertility and parental labor supply in rural China. Using twinning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we do not find evidence o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fertility on parental labor supply. By contrast, we find that the twinning-induced increase in fertility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coresidence of grandparents in rural China. We suggest tha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fertility on parental labor supply are mitigated by the childcare provided by grandparents in rural China. We also find that fertility does not induce coresidence of grandparents in urban China. Our result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population and public childcare policies.     

破解城乡差距之困:基于劳动力流转模型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无疑可以缩小中国的城乡差距。然而,在现实的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却存在诸多包括现行土地制度在内的障碍。文章在拓展Todaro模型的基础上,基于CFPS(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土地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限制了农地需求,从而抑制了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这不仅导致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无法将农地的未来收益充分变现,还增加了农民市民化的机会成本,并进一步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差距问题的解决。因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给予农民"市民化补贴"以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从而加速城市化进程,是破解城乡差距之困的根本途径。     

我国民工流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我国出现了"民工潮"这一特殊现象。民工的流出流入地及流动范围也具有较强的地域空间分布特征,即多从中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研究了我国民工流的场效应。我国存在五个主要的吸引场,分析了民工流吸引场的特点,剖析了不同区域民工流流动空间差异。通过引力面板数据模型,验证了我国民工流流动符合Harris-Todaro期望收入假设,Schulzt人口流动推拉对称假设和距离衰减假设。由于区位的差异,不同流入地、流出地的民工流影响因素略有不同。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估计：2010—2018年*

本文在准确界定乡村就业人员统计口径基础上，利用国家计生委2015年流出地监测专项调查数据，构建基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类型选择的多分类预测模型，采用有监督的机器学习的AdaBoost算法，对2010—2018年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和相对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估算。研究结果发现，2018年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为3 692万，其中806%是以公开失业为表现形式的显性剩余劳动力；2018年农村相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为5 369万，其中能够向外出就业转移的相对剩余劳动力仅为1 051万。本文判断我国已经从总体上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并且将持续面临农业生产劳动力紧张和非农部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双重困境。对此本文提出促进农业劳动力充分就业、提升农村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以及消除劳动力跨区域转移障碍等政策建议。     

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健康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本文在对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现状及可能影响其体质健康的因素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建立Ordered Logistic计量模型,定量分析了各因素对儿童体质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父亲外出务工会对留守儿童的体质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且其外出这一行为本身对儿童营养状况的负面影响显著;家庭特征层面上,父亲的体质状况会对儿童营养健康产生正面影响,且影响显著;食肉频率、锻炼频率及营养知识得分等变量对子女的体质都会产生影响,且在模型中显著;由于地区间存在差异,地区变量对儿童的体质状况也会产生影响。最后,依据分析结果,从家庭、学校和国家3个层面提出了改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体质状况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