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的膨胀吗?——来自分税制改革后中国省级的观察和经验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分税制改革以来确立的财政分权模式对我国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日益膨胀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地方政府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规模是现行财政体制下财权和事权割裂、公共泳池问题、横向策略互动以及"政治锦标赛"引发的激励扭曲和为增长而过度竞争等因素的综合产物。基于全国1998-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支持了我们的理论预期,即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的膨胀具有显著的正面激励作用。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能够为强化财政制度安排、增强宏观经济稳定性提供有益的启示。     

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的膨胀吗?——来自分税制改革后中国省级的观察和经验证据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分税制改革以来确立的财政分权模式对我国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日益膨胀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地方政府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规模是现行财政体制下财权和事权割裂、公共泳池问题、横向策略互动以及政治锦标赛引发的激励扭曲和为增长而过度竞争等因素的综合产物。基于全国1998-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支持了我们的理论预期,即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的膨胀具有显著的正面激励作用。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能够为强化财政制度安排、增强宏观经济稳定性提供有益的启示。     

财政集权与分权的优劣比较及制度解析

国家的财政制度安排属于一个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的范畴，财政分权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治权力的划分在财政关系上的集中体现。财政集权和分权各有优缺点，完美的财政分权体制是不存在的，但是可以在政治架构中不断地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格局，由此进行事权和财权的合理划分并进行动态的调整，从而建立较为合理的财政分权体制。     

浅论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中央与地方开始正式意义上的财政分权制度,而在分税制下,由于"财权上移,事权下压"以及财政体制与政治体制存在的一些不合理之处,使得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愈加凸显。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财政分权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催生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加剧。     

分权化改革、财政激励和公有制企业改制

本文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积极推行公有企业改制的原因,基本结论是1994年进行的分税制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显著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增收节支压力,但是分税制改革并没有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财政分权化趋势。这种财政分权化体制对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财政激励效应,地方政府具有很大的积极性追求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经济效率。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国有企业及其他一些公有制企业的经营绩效变差,日益成为地方财政的包袱。与此同时,非国有经济对地方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贡献却日益增加,对地方财政的贡献也日益增大。因此,从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出发,对公有制企业进行改制成为地方政府的最优选择     

中国转型过程中财政分权的特征事实:历程与评价北大核心CSSCISSCI

无论是财政承包制阶段还是分税制阶段,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的主轴都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改革。通过将中国分权体制的变革历程与中央、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相对变化结合起来分析,可以发现财政承包制在边际上增加了地方政府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比例,模拟出了类似于市场竞争机制的经济发展内在动力机制。但是,各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划分等财政问题上往往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这就造成了"两个比重"的下降。而分税制则确立了以正式法规为基础的税收分成方案,改变了承包体制下中央与地方一对一讨价还价的局面,从而充当了在新的制度环境下重塑中央与地方分权关系与利益分享格局的关键制度安排。     

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科技支出行为研究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中,财政分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努力提供了激励,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如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不足等问题。采用各省市1994-2006年的资料,本文研究了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科技支出行为。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科技支出决策呈现出策略性行为特征。总体而言,财政分权促进了地方财政中科技的投入,地区间竞争的压力削弱了财政分权对科技投入的正向作用,而市场化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分权下地方政府提高科技投入的倾向。根据上述结果,本文认为应完善对于官员的考核制度,提高科技政策的权威性,加大对地方政府预算监督的力度,并积极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经验——基于发达国家改革案例研究

最近20年来,发达国家财政联邦主义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分权化趋势明显,改革的重点是增加地方政府的权利,使其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健康的经济与财政形势有助于改革成功,选举承诺(electoral mandates)有助于启动改革,当中央与绝大多数地方为同一政党(联盟)控制时有利于推进改革进程。清楚划分不同层级政府支出责任,建设多层级政府间财力均衡化体系,科学管理地方债务,促进地方政府间横向协作,确保地区间"良性"税收竞争的制度设计,是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可以借鉴之处。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进程中,中国推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了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并且各地方政府均以推动当地经济增长为首要责任。作为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有其特殊性。因此,研究中国财政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回顾了财政分权理论及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献,希望可以对中国财政分权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最优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财政的过度分权与过度集权都不利于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求最优的分权水平。与最优的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 ,存在着最优财政分权水平 ,这一水平取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于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份额。本文对中国 1 994年财政制度改革以来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进行了经验检验 ,结果表明 ,中国财政分权水平既并未能有效地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 ,又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程度。未来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挑战更多的是如何选择适度的财政分权水平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缩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财政分权下中印地方债务的产生机制

财政分权是中印两国重要的经济制度安排。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与分权制度分不开的。本文通过分析中印两国的财政分权运行机制,考察软预算约束环境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权与事权的分配关系、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其辖区内居民的监督关系,进而探讨两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机制。两国地方债务的产生源于分权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相匹配,以及地方政府在软预算约束下的经济行为。     

地方分权、社会犯罪与国家强制能力增长——基于改革时期中国公安财政经费发展的实证分析

国家强制能力是现代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以警察为代表的国家强制能力变化可以反映到政府财政方面。改革时期,中国公安警察实施了以财政分权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安排。以地方公安财政经费支出作为一项衡量指标,可以发现在分权制度安排下,无论是历时比较还是地区间比较,国家强制能力均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为了解释这一变化,本研究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分析方法对1988-2004年中国各省公安财政经费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地方犯罪率变化可以解释分权机制下国家强制力量的发展,在犯罪率相同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以及外来人口比例越高的地区强制能力增长的幅度越大。分权机制下国家强制能力的发展,反映出中国国家体制的灵活性,它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自利性行为研究

财政分权体制是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出发点和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的财政体制先后经历了由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到财政包干制再到分税制的演化过程，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在财政分权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自利性行为的内涵及特征，并分析了其具体影响的表现形式。通过研究得出克服政府自利性的三大路径的结论：一是构建约束政府自利性的制度安排，二是合理界定政府职能，三是加强政府官员行政伦理素质的改造。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劳动者报酬份额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伴随劳动份额快速下降，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引起广泛的关注，文章从财政分权的视角进行了研究。在财政分权的激励和约束之下，地方政府为实现经济增长和晋升的目标，弱化对劳动者的保护，以便为“招商引资”创造良好“投资环境”。文章通过建立2000—2009年全国范围内和区域范围内的省级面板数据模型，验证了财政分权对劳动者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存在的区域差异，并提出改进目前以GDP作为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机制、从制度上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的政策建议。     

财政自主与公共支出效率:自地方政府实践维度观察

公共支出效率主要受相对财政自主——地方政府自有收入在支出中的比例——的正面影响。这表明了分权确立独立主体的激励型好处,但更受绝对财政自主——地方政府自有收入——的负面影响,意味着我国分权缺乏相应的控制和问责机制,所谓的财政自主还没有达到规范意义上的要求。因此,我国地方分权应坚持,但配套的公共财政包括公共预算制度更应尽快建立和健全。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本文通过财政分权改革的框架下分析中国财政体制的经验研究,总结了财政分权改革进程中各阶段的改革特征,并对现行体制所引发的问题进行归纳。中国由于缺乏法律的保障、地区发展不平衡、事权和财权划分不规范和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体制进一步的完善。     

财政分权、地方保护与中国的地区专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各地区的专业化水平受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的交织影响。地方政府的保护行为影响了中国地区间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本文着重考察了分权式改革后,财政分权驱动下的地方保护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我们利用Krugman地区专业化指数计算了1984—2004年中国各省的专业化水平,在控制了各种市场因素之后,使用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方法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会激励地方政府采取保护政策,从而导致地区非专业化。但是对外开放会逐步弱化财政分权的这种激励效应。本文还发现,分税制改革前后,财政分权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存在跨时差异。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及其结构——基于经验的假说与解释

本文运用1996-200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及结构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财政收入、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整体规模正相关,"怪兽"理论在中国不成立,主要原因是,在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在财政竞争和官员晋升竞争的压力下,更加积极地开展财政支出竞争(特别是注重扩大生产性基础设施方面的财政支出规模),导致地方政府规模不断扩张.本文认为应改革官员的考核机制和转移支付体制,适度地扩大地方政府自有收入规模,从而将会有利于改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推动经济可持续地健康发展.     

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科技创新

央地间分权改革是我国调节不同层级政府间权责关系的一项制度探索,对于强化地方政府创新职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我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与金融分权制度改革对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均能有效促进城市创新,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显著的时空异质性特征。动态分析发现,随着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两种分权制度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也存在着差异化的动态变化轨迹。此外,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我国财政分权制度改革与金融分权制度改革的匹配性较差,两类分权制度缺乏有效协同。因此,在有序推动分权制度改革的同时,要提高财政与金融两个领域分权制度的匹配性,最大化分权制度改革对创新型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中国财政体制改革之后的分权问题

中国财政体制如何处理集权-分权关系,为人们所反复讨论。回顾总结已有的改革,应特别注重由"行政性分权"转为"经济性分权"所内含的制度变革逻辑。分析1994年以后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问题,不可陷入似是而非的"因地制宜"论和简单看待中央、地方收入占比高低,而应牢牢把握市场经济大局对财政制度规范的客观要求和中央、地方事权合理化这一"源头"问题,处理好扁平化、地方税体系建设、理财法治化与民主化、转移支付合理化等重大问题。较适当合理的中央、地方收入占比,主要应是在制度建设、机制变革中自然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