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贷双高”与ESG表现:策略性应对的视角

ESG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参照。然而“漂绿”等伪ESG行为屡见不鲜,严重损害了社会福利。本文以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试图探究存贷双高企业是否会出于自利动机策略性利用ESG优势。实证发现,存贷双高企业展示出更好的ESG表现,符合策略性应对的假设。企业内部大股东利益侵占程度越高、会计信息质量越低,存贷双高与ESG表现间的正向关系越强烈;区分ESG分项后,存贷双高企业仅在治理方面展示出更高的绩效。这些进一步佐证了存贷双高企业ESG舞弊,且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策略性应对行为主要体现在环境和社会风险较低以及市场关注度较低的组别。     

我国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实践：比较、特征及建议

从ESG信息披露监管特征来看，各国对上市公司ESG报告披露程度的监管指引不同，但ESG报告披露已成为国际趋势。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国上市公司主动进行ESG信息披露，但因缺乏详细的披露标准和规范指引，企业披露信息的广度和深度参差不齐，且披露的信息很少涉及有关负面信息。需要监管部门“自上而下”参与、资本市场“自下而上”参与以及上市公司提高自身ESG表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企业 “漂绿”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

在“双碳”目标下,企业层面的碳减排对于中国社会绿色低碳转型至关重要。但企业为迎合监管、粉饰经营业绩具有“漂绿”倾向,即以虚假不实的方式对碳排放信息进行“粉饰”。目前相关研究方兴未艾,缺乏系统梳理,尚未形成对企业“漂绿”的完整认知。基于此,本文首先筛选梳理2003至2023年发表的263篇英文文献和142篇中文文献,以可视化方式科学呈现企业“漂绿”的发展脉络和研究主题。其次,系统梳理不同研究视角下企业“漂绿”的概念内涵、表现形式及识别测度技术,剖析其前因后果,凝练其治理对策。再次,对既有的企业“漂绿”研究进行述评,指明其研究前景和研究不足。最后,将企业“漂绿”置于复杂经济社会系统,提出未来研究值得探索突破的六大议题,即构建基于复杂经济社会系统的企业“漂绿”行为多维理论协同整合分析框架;强化对企业“漂绿”概念内涵的认知与解读;深化企业“漂绿”复杂影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的研究;拓展企业“漂绿”复杂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的研究;基于复杂组态视角拓展现有研究方法;拓展基于中国情境下的企业“漂绿”研究。本研究明确了企业“漂绿”的发展脉络和未来方向,为后续基于中国情境开展有关企业“漂绿”的复杂系统研究提供了思路。     

“双碳”目标下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责任表现：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数字化转型赋予企业经济绩效与非经济绩效增长新的驱动力,但其能否进一步改善企业在环境、社会与治理方面的表现,助推“双碳”目标实现?以2012—2021年华证ESG评分披露的2 909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可以改善企业ESG责任表现,尤其可以提升其在环境与社会责任两方面表现,且云计算技术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贡献最为突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第二,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财务绩效提升并降低企业风险水平,进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故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责任表现。第三,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与重污染企业ESG责任表现对数字化转型更为敏感。结论基于数字化视角可为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新方法,从而为实现“双碳”目标与经济目标提供启示。     

ESG表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提升

在我国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积极促进企业践行ESG发展理念和数字化转型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采用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ESG表现可以显著提升企业价值;数字化转型可以正向调节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其作用机制在于增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重度污染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企业中,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本文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等计量方法检验后,该结论依旧稳健可靠。基于此,本文认为企业在贯彻ESG发展理念的同时,也要重视数字化转型的作用,促进ESG和数字化转型协同发展。     

企业漂绿政府监管的困境与优化策略研究

随着我国居民环保意识的提升，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十分坚决。一些知名企业虽然在形象公关和社会责任报告里宣扬其环保绿色理念，但实际上却采取各种粉饰和美化其自身“环境业绩”的漂绿行为。治理企业漂绿行为不仅监管难度大、识别困难，而且缺少针对企业漂绿的法规条款。通过对企业漂绿行为进行识别探究，提出治理企业漂绿，除了提高企业自身责任观念、边界意识，还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运行网络，实现企业漂绿中各系统、各组织、各阶层治理的有效路径。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ESG表现——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20年数据,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准自然实验,探讨企业OFDI对ESG的影响及ESG调整动机。研究发现,中国企业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OFDI显著提高了ESG水平,尤其是环境维度的ESG。随着OFDI深入推进,企业ESG的改善效应逐步增强。OFDI更有助于提升国际化经验不足企业和投资到可持续发展目标较高东道国企业的ESG水平。此外,当面临严格的制度约束时,企业OFDI对ESG的提升效应更大,且制度约束主要作用于环境维度的ESG;若企业高阶资源较为丰富,则其ESG改善幅度更大,且主要表现为社会和治理维度的ESG改善效应。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ESG改善效应研究,并为推动我国企业ESG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与企业创新型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能从微观层面提高其运营效率,而且能够在宏观层面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俨然已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本文选择兼具“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督”双重属性的ESG表现为锚定对象,重点分析其在促进企业有序数字化转型并进而实现创新型发展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基于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促进其创新绩效提升,且ESG表现有助于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该效应在融资约束较小、治理效率较高以及资源冗余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且更利于促进企业实现突破性创新。本研究有助于企业借力数字化转型、强化ESG表现以提升其创新绩效,进而为促进国家创新能力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企业ESG表现、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

“双碳”目标的提出推动了碳交易市场的向前发展，也使碳信息披露的问题进一步取得了利益相关者的关注，随之而来的是投资者理念的转变。碳信息披露作为企业积极承担ESG责任的重要表现，在“双碳”目标的影响下，企业ESG表现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被加强。文章聚焦于高碳企业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探究碳信息披露质量在企业ESG表现和企业价值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以高碳行业的上市A股企业为对象，运用双重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其2015—2020年的ESG表现、碳信息披露得分以及相关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可以正向促进企业价值的增加，且碳信息披露质量在此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效应。文章的研究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价值效应的科学性，为企业提升市场价值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对ESG理念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实证依据。     

ESG 评级分歧一定带来负面影响吗? —— 基于债务融资成本的视角

ESG评级分歧的存在给债权人带来了一定的决策困扰,但是也会促使企业进行“自救”,这种自救行为可能会缓解企业与债权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提升企业发展潜力,从而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本文以2009-2022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ESG评级分歧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ESG评级分歧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经双重聚类、子样本回归、PSM倾向得分匹配、准自然实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ESG评级分歧通过倒逼企业提高ESG信息披露质量、绿色创新水平以及引起分析师关注度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异质性分析发现,ESG评级分歧对高污染行业企业和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较差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表明,ESG评级分歧提升了企业市场价值,导致企业拥有更高的市场发展能力。本文从债务融资成本的角度揭示了ESG评级分歧的经济后果,丰富了ESG评级分歧的内涵,对是否需要迫切统一ESG评级标准及如何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绿色创新是企业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选取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ESG表现可以促进绿色创新。(2)数字化转型、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制度环境在ESG表现和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企业声誉和权益融资成本在企业ESG表现与绿色创新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位于我国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大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丰富了企业ESG相关研究,对企业绿色创新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环境、社会及治理信息披露质量

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投资是我国实现绿色发展、包容性增长和巩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抓手。当前我国ESG信息披露仍不规范，模糊性和选择性披露行为仍普遍存在，严重制约了ESG投资实践的开展。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企业-年度数据的双重差分回归结果表明，“沪（深）港通”的开通能显著地改善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及治理信息披露质量。此外，时间异质性的实证结果表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信息披露质量改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可以通过“用脚投票”以及发挥外部监督效应改善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在充当外部监督角色的同时，也在发挥着优化中国A股市场外部监督环境的作用。上述分析表明，在ESG生态环境建设初期，我国应该充分重视资本市场开放在ESG信息披露质量中的重要作用，以有计划、有步骤的资本市场开放推动我国ESG生态环境建设。     

ESG的实施抑制了企业成长吗？

以A股上市公司的ESG评级及相关财务指标构成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引入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就ESG的实施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整体上看,中国现有ESG的实施并不有利于企业成长,且当区分强制型和自愿型后,发现被强制实施ESG的企业在成长能力上所受的负面影响大于自愿实施的企业;在划分企业生命周期后,ESG对成长期企业的成长能力负向影响最大,而对于成熟期和稳定期企业的负向影响则显著下降;ESG主要通过增加企业成本,降低利润的方式削弱其成长能力,即指明了现阶段ESG的“成本效应”较为明显。在丰富了ESG研究文献的同时,为中国现有ESG的实施效果给出了初步检验,为政府引导企业在ESG方面的贯彻和实施提供了更为细化的经验证据。     

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具有绿色治理作用吗?——基于企业“漂绿”行为的考察

推动企业真正履行环境责任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基于2010—2021年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可以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而且，机构投资者持股越集中，其退出威胁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越显著。进一步的路径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直接抑制企业管理层与控股股东自利倾向，并引发其他利益相关者监督，从而强化共同治理力度。此外，在企业为非国有性质、审计质量较低、地区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具有更强的绿色治理效应。     

ESG责任履行提高了企业估值吗？——来自MSCI评级的准自然试验

ESG理念已成全球共识,而企业ESG责任的履行是中国“双碳目标”达成和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基于此,以MCSI ESG评级入选的313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试验组样本,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DID)进行控制组样本匹配,从理论机制和实证分析角度探讨了ESG评级对企业估值的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无论是评级事件还是评级分值,入选ESG评级都可以有效提高公司估值;第二,ESG评级调整与上市企业估值调整存在正相关关系,评级上调将推动估值上升,而评级下调将导致估值下降,但随时间推移这种相关关系存在递减效应,表明资本市场对ESG披露信息存在一个接收、消化和正反馈过程;第三,ESG评级通过机构持股比、股票波动率、年交易额和融资成本四个渠道来影响企业估值,表明ESG具有价值发现、风险抑制能、信息传递和融资约束缓解作用;第四,ESG评级对估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比高碳企业、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低碳企业和服务业企业估值对ESG评级更为敏感;第五,采用工具变量法、样本重组、更换变量等方法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并没有改变研究结论。本文研究结果对于建立中国版本的ESG强制信息披露制度...     

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研究进展

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ESG)反映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持续的推动力,成为新时代的趋势和商业规范,也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本文选取国外金融领域涉及ESG的相关文献,遵循ESG体系流程,从ESG信息披露及评级、资本市场、公司金融三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在ESG信息披露及评级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从ESG信息披露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ESG评级分歧、企业“清洗”角度进行分析。在资本市场方面,现有文献主要关注ESG对股票市场、债券和基金的影响。在公司金融方面,现有文献集中于研究ESG与经营财务活动、公司治理、风险、资本成本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最后基于国外研究现状指出了当前研究的不足,并展望未来该领域可能的研究方向。     

企业ESG表现与创新——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增强，企业的ESG表现逐渐受到了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并对企业长期经营产生持续影响。在新发展阶段，ESG表现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值得深入研究。论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了ESG表现对企业创新可能的影响及机制，利用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的创新效应。研究表明：ESG表现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创新产出，这一促进作用在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ESG表现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员工创新效率和风险承担水平等机制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表现不仅提高企业创新产出数量，还有助于提升创新质量；但随着ESG评级不确定性程度提高，ESG表现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对减弱。为此，应进一步鼓励企业加强ESG建设，加快构建ESG信息标准化和强制披露制度，提高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推动企业创新，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ESG表现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ESG已成为衡量企业表现的重要指标。研究企业ESG评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有利于激发企业的ESG意识,使企业积极承担ESG披露责任,弥合投资者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企业污染程度的异质性、企业性质、区域发展程度等进行进一步测试,考察企业ESG评级与企业财务业绩的关系及信息透明的机制效应。实证表明：(1)良好的ESG性能对企业业绩有直接的促进作用;(2)企业信息透明度为其机制;(3)ESG表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受企业污染程度、企业性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低污染、非国有、东部地区及非省会城市企业ESG评级更能显著提升企业绩效。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同时提供决策可借鉴的经验。     

企业所有权属性与中外ESG评级分歧

文章从企业所有权属性视角,对中外ESG评级机构的评级分歧特征及形成动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与国外评级机构相比,国内评级机构针对国有企业的评级偏高,而针对非国有企业的评级偏低。这一评级分歧的非对称性主要源于中外ESG评级机构对企业承担的稳定经济、保障就业等“隐性”社会责任以及是否按照国际标准进行信息披露的评价存在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外评级机构对我国企业的评级分歧显著抑制了国外投资者对企业的持股比例,且评级分歧的非对称性对国有企业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而将“隐性”社会责任显性化并加强企业信息披露能够显著降低中外ESG评级机构对国有企业的评级分歧。文章的研究为中国推进信息披露规则的国际化,构建兼顾国际化与本土特色的ESG评价体系提供了有力证据。     

关于ESG争议的研究进展

2024年是ESG概念正式提出20周年,20年来ESG在研究和实践领域充满争议。本文对ESG争议中反对ESG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将这些观点归结为三个方面：基于价值理性对ESG合理性的否定,即认为ESG偏离企业目的、ESG违背信义义务、ESG是觉醒资本主义;基于工具理性对ESG合效性的批判,即认为ESG不能为企业和投资者创造价值增益、内生缺陷导致ESG无益于社会进步、表演式ESG严重危害可持续发展;基于交往理性对ESG合意性的质疑,即认为ESG评级分歧引发ESG投资“噪音”和实践困惑、ESG信息披露失真对利益相关者造成损害。本文还对ESG抵制行动的消极影响效应、ESG支持者对否定ESG观点的反驳、针对ESG争议的应对策略、对ESG发展的理性反思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未来深化ESG研究的重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