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基于情势转换与聚类视角的分析

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增长速度还取决于增长稳定性。本文利用我国245个地级市1978—2014年间面板数据和马尔科夫情势转换聚类面板模型,从情势转换与聚类视角考察了地级市经济增长动态特征,识别出不同的动态增长模式及其可持续性,进而剖析了财政分权的影响。研究表明,地级市经济增长呈现出三种动态增长模式,这三种模式在平均增速、增长状态及其持续期、增长波动性进而在增长可持续性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支出分权显著增加了地级市归属为低增长、高波动模式的概率,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而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则产生了较积极的作用。收入分权总体有利于增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受地方纵向财政失衡加剧的不利影响,这一积极作用有所减弱。增加地方财政自给度(即增加地方收支分权匹配度、减小地方纵向财政失衡)有利于增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这一作用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表现得更为突出。本文研究结论对优化完善财税体制以有效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良好启示。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在中国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的制度安排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作用,对整个经济的健康进步以及国家的稳定安宁存在着制度的保证。中国式财政分权属于"行政性一致同意"型分权模式,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进行的非常强制的制度的更改就是由中央政府进行领导的,所以,动力是来自上层的政治和财政还有官员的本身的激励机制来推动的。而"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缺失、法治基础薄弱、标尺竞争压力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文中介绍了第一代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并且介绍了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希望可以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财政分权激励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文献综述,主要从财政分权激励角度分析地方政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这种激励理论,对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析解读。然而,激励机制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从而文章最后提出了对经济可持续性和激励机制改进的关切。     

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文献综述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是国内外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现有该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并且观点各异。本文通过总结现有相关文献,进一步探索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给出了建议。     

试论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本文运用1994年到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财政分权的视角,使用两种不同的财政分权度量指标,分析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尝试得出一个最优分权度.结果标明,从收入角度计算的分权指数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不显著,而支出分权指数则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关系,最优支出分权度为0.875.     

试论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本文运用1994年到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财政分权的税角，使用两种不同的财政分权度量指标，分析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尝试得出一个最优分权度。结果标明，从收入角度计算的分权指数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不显著，而支出分权指数则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关系，最优支出分权度为0．875。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保障体系是重要的部分,也是关乎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内容.要确保社会保障制度健康稳定地运行,就需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其对促进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作用.本论文针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可持续性研究

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潜力,不是考量其经济增长速度和总量,也不是考察其人民生活质量水平,而是关注国家整体的发展持续性和质量。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始终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得"中国奇迹"的同时,经济增长中暴露的问题和制约因素对中国的长期发展埋下隐患。本文旨在研究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分析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矛盾,并对其提出切实的建议。     

关于我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财政分权实践的不断推进,以及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试图从财政分权视角来解释我国经济奇迹的文献越来越多,俨然已经成为经济研究的热点。但是,关于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均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利弊的争论持续不断。本文试图对我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作一个综述,希望对后续相关研究有所启发。     

关于我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财政分权实践的不断推进,以及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试图从财政分权视角来解释我国经济奇迹的文献越来越多,俨然已经成为经济研究的热点。但是,关于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均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利弊的争论持续不断。本文试图对我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作一个综述,希望对后续相关研究有所启发。     

财政分权、贸易不平衡与区域间资本流动

本文基于经典的宏观经济理论及储蓄与投资相关关系检验法,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对中国的财政分权与贸易不平衡对区域间资本流动性的影响及分地区的资本流动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全国层面,财政分权的提高或贸易不平衡度的降低会促进区域间资本流动,在地区层面,环渤海、东南、西北、中部、西南和东北地区内的资本流动性依次减弱.总体上,为提高区域间资本流动性,政府应进一步财政分权,同时着力降低区域的贸易不平衡度.     

财政分权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从政府职责的角度分析

适度的财政分权有助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财政分权的关键是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为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更有效,应着力从五个方面入手,即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合理定位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范围与财力分配、遵循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原则、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地方政府收入。     

转型期中国土地出让收入和价格的演变规律——基于财政分权与经济目标的视角

针对当前突出的“土地财政”问题,利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转型期我国土地出让收入和价格是否由财政分权和经济目标考核的共同影响。结果表明,在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通过出让更多的土地来获得收支平衡,导致出让收入增加和价格快速上涨;在经济目标考核下,地方政府会采取工业和商业混合发展模式,工业上采取协议方式低价出让土地与商业上采取“招拍挂”方式高价出让土地,两者之间差距逐渐扩大;房价和地区市场开放度也影响土地出让收入。     

我国直接融资对财政收入增长效应之初探

对我国近年直接融资和财政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和研究.将国内关于财政收入增长原因的研究成果归纳为"94税改"、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增长、经济运行等几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用直接融资数据、企业财务数据和宏观财政数据对直接融资和财政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探讨.结果表明,我国近年来直接融资对财政收入具有明显的增长效应,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2006、2007以及2008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现象.     

中国金融发展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比较检验

从中国1978~2005年间金融发展的模式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和它们之间的动态特性可以看到,广义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指标GDP的长期均衡关系支持中国金融发展的“供给导向型”模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短期和长期效应不一致;财政支出增加的经济增长效应要弱于货币供应量的扩张。     

财政竞争、地方政府政策选择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分税制背景下财政分权体制使得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激烈的财政竞争,其典型特征表现为税负、公共投入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三种政策工具之间的策略互动,从而影响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基于1997～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估计交互项系数的符号,结果发现:地方政府的三种政策工具是相辅相成的;交互项的作用也存在着地区的差异;税负、公共服务支出和公共投入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同的边际影响。     

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1994年工商税制全面改革以来,我国税收收入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从1997年起税收增长幅度已经超过经济增长幅度,从而引发财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对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以1994～2004年相关数据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对我国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关系作出基本判断:目前我国税收增长处于合理增长范围,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基本协调.     

经济增长的总体效率与空间平等：基于区域互动视角的研究

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的总体效率与空间平等的关系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本文建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东部的经济增长能带动中西部,有利于全国总体经济增长,但会拉大地区差距。中部的崛起对西部的带动作用不如东部强,但有助于区域差距的缩小。西部的经济增长对东中部的影响甚微。尽管经济增长的总体效率与空间平等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但只要制定适宜的区域政策,仍可通过区域互动,在保持总体经济较高增速的同时,抑制乃至缩小地区差距,形成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湖南省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

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以湖南省1970～2004 年的数据为样本,对湖南省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相关性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湖南省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基本协调,但是,在湖南省税收收入高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税收收入的弹性相对偏低的问题.这一方面说明税务部门征收管理工作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说明非税收入的规模过大,挤占了税收增长的空间.为此,应继续加强征收管理;优化收入结构,强化非税收入管理;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