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民营、三资企业在科技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两次经济普查相关数据分析之二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创新活动发展迅速。国有控股企业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居主导地位。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活动发展最为迅速,在某些方面已领先国有控股和三资企业。三资企业科技创新活动始终保持较高水平,发展较平稳。     

地区科技创新成果比较的因素分析模型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分析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关系，阐明科技投入对产出的利用，并以广州市与深圳市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为例，对其科技创新成果差异比较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广东省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的现状与对策

分析了广东省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的投入-产出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现阶段加大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开发和创新力度、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若干对策。     

中国三大经济区域科技实力分析与评估

中国东部地区的科技财力投入和高新技术产出水平省际差距都比较大,几乎所有中、西部省份的科技财力投入和高新技术产出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科技财力投入水平与高新技术产出水平密切相关;科技人力投入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三大经济区域的科技人力投入呈现明显的梯度变化态势。     

集权式股权结构会影响信息技术企业创新吗——非执行董事的中介效应

中国企业普遍具有高股权集中度。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以Osiris和CSMAR数据库中国信息技术类全球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集权式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差异化影响，以及非执行董事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绝对集权式股权结构更易形成控股股东的“支持效应”和大股东间“同舟共济”，体现为保守的创新投入和较高的创新产出；相对集权式股权结构更易形成控股股东的“掏空效应”和大股东间“同床异梦”，体现为较高的创新投入和较低的产出。基于中介效应机制的研究表明，非执行董事对创新投入的决策效应不显著，但对创新产出的“监督效应”显著，且非执行董事具有显著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两职分离能够抑制相对集权式企业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家族企业在相对集权式股权结构下的“掏空效应”和“同床异梦”更明显。     

员工持股计划、融资约束与国有企业双元创新产出

在当前中国国有企业因其特殊的产权关系和管理体制而只能获得较低创新产出的背景下,本文从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视角出发,在公司治理的理论框架下引入了双元创新的相关研究,从而详细地探讨了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如何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影响到企业整体创新产出及双元创新产出提升的微观作用机制,并利用2004—2020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明显有助于企业整体创新产出和利用式创新产出的提升,而对于企业探索式创新产出的提升却并无显著影响,且具体作用机制与理论分析部分相符,但作用效果却会因企业内部特征的不同及员工持股计划的设计特征差异而具有明显区别。由此,应该积极推进国有企业以多种方式开展员工持股计划,特别要在高技术型和高学历员工占比较高的国有企业中优先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并进一步优化持股计划的方案设计,从而更好地发挥出各类员工在企业创新活动中的主体作用。     

中国产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特点检验: 1999～2004

根据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所公布的37个产业1999年至2004年技术创新权威统计数据,文章研究检验证明:(1)从总体上看,中国产业技术转化能力不强,创新资金投入的专利产出量比较低,政府投入资金相对不足。产业竞争越激烈、进入门槛越低,其创新投入动机也越低。(2)国有企业与三资企业在技术创新的人力和资本投入上,具有不同的投入产出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特点。(3)高新技术产业与非高科技产业虽然在创新资金和人力的投入、产业创新倾向以及新产品市场份额、专利申请数量等创新产出上具有显著性差异,但在引进技术的转化能力上仍然具有同质性,都需要在引进的基础上加大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力度。(4)以新产品市场份额衡量,企业资金的创新产出效率最大,政府资金次之,金融机构贷款最小;以专利申请量衡量,企业资金与金融机构贷款均具有显著性,而政府资金则不具有显著性。据此结论,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异质性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政府干预和市场化进程视角

研发投入是衡量国家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文章从研发投入结构出发,在理论上分析不同类型的研发投入对科技创新产出的作用以及政府干预和市场化进程的调节作用。基于2009—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不同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的作用差异,在此基础上加入政府干预和市场化进程变量研究其调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基础研究投入和应用研究投入对地区的创新产出水平具有促进作用,而试验发展投入并未起到对创新产出的正向作用;市场化进程和政府干预在基础研究投入、应用研究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而对试验发展投入领域的影响不大。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经费投入,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创新协同作用。     

金融科技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金融科技作为数字技术驱动下的金融创新,对于实体经济下的微观企业经营发展有着密切影响.本文以生命周期为视角,利用2011-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内在机制.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起着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作用效果较为显著,而衰退期的作用效果不明显.金融科技通过缓释融资约束与降低融资成本、加大研发投入与提高创新产出两个机制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本文的研究结论为金融科技政策支持体系的优化和不同类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差异化激励提供了实证证据和政策启示.     

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基于2011-2017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微观数据

选取2011-2017年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混合OLS、固定效应模型及GMM模型分析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研发活动的促进作用。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研发具有促进作用，但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高新技术企业，政府补贴力度不尽相同；对于不同地区来说，政府补贴对一线城市扶持力度较大，对其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激励作用比较显著，对于二、三线城市的扶持力度不够，对其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激励作用相对较弱；对于不同行业来说，政府会有针对性地加大对某一行业制造业财政补贴力度，如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最后，针对上述问题，进一步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二线城市科技金融投入效率研究——以佛山市为例

通过建立科技投入产出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借助MaxDEA 7 Basic软件,首先测算了我国二线城市的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做出初步评价;然后以佛山市为例,对佛山市的科技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深入研究,探索不同来源的资金投入在促进科技创新中的不同效率。研究表明,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政府资金的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最高,企业自有资金的纯技术效率最高但规模效率最低,而来自金融机构、创投风投和资本市场的资金投入规模尚小且效率较低。     

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演化与影子价格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在科技活动方面的投入大量增加,如何评价其产出效率并发现约束科技活动效率提高的瓶颈因素,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运用Malmquist-DEA指数法对2009-2012年内地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动态评价,在此基础上利用影子价格法对约束创新效率提升的瓶颈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FDI在我国存在知识溢出正效应,当增加FDI投入指标时,创新效率值得到帕累托改善;②我国科技创新效率存在明显梯度特征,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效率高,中部地区效率低;③金融危机后,24个省市的科技创新效率提高,主要是通过外部技术进步实现的,而内部资源配置与科技管理水平基本不变;④制约企业科技创新效率提高的瓶颈要素是R&D投入,科研机构与高校的R&D投入对于企业科技创新具有正向溢出效应。     

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变迁及未来取向

1978以来,我国逐步实施了27项科技财税政策,国家财政和企业科技投入和科技产出的总量水平不断提高,但科技投入和科技产出的总体水平还不高,还存在增值税不利于企业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对科技创新的导向作用不强等问题。为加速我国科技创新和进一步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本文从制定实施细则、落实具体政策、鼓励企业的研发投入,创造条件进行增值税改革和完善配套政策等方面提出对策。     

FDI溢出效应、创新活动与技术进步—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科技创新投入、人力资源积累以及FDI引致的技术外溢效应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技术进步产生正向的影响。当区分行业中不同的产权组织形式后再进行检验时,结果差异很大,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积累而非科技创新投入,FDI技术外溢效应对技术进步也产生不利影响;而三资企业中的技术进步基本上来源于FDI技术外溢效应,而不是来源于科技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源的积累。     

政策“目标—工具”视角下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军民融合企业发展对制度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政府支持和引导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政策目标是政策工具实施效果的评判基准，并且导致政策工具发挥不同作用。利用国泰安数据库213家军民融合板块上市公司2008—201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对产业扶持和技术创新型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业扶持型补贴对于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技术创新型补贴政策对国有及非国有军工企业研发活动均具有显著激励作用，且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活动的激励作用更明显。     

基于不同机构评价我国研发经费投入产出效益

研发活动既是我国科技创新之源,也是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支柱,对于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比较分析不同机构的研发经费投入和产出现状,试图揭示研发经费投入和产出效率存在哪些不合理现象,并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金砖国家研发创新能力及科技政策激励分析

在界定研发创新能力内涵和衡量指标的基础上,采用研发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对金砖国家的研发创新投入能力进行对比分析和评价;依据专利申请量、科技期刊论文发表数量以及高科技产品出口量等指标考察金砖国家研发创新产出能力;分别对金砖国家科技政策对研发创新的激励作用进行剖析。     

我国IT产业科技人力资源对科技创新的贡献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我国IT产业的高科技大中型企业科技活动，发现科技投入对效益类创新的贡献在IT各行业间没有差异，但是，相比于资金投入，科技人力资源的贡献更大；而科技活动的人力投入对技术类创新的贡献在IT行业间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增加科技人力资源的总量是提高IT产业创新能力的最有效途径。     

基于DEA-Tobit模型的特级资质建筑企业科技创新效率测度

建筑企业研发不足已成为我国企业科技进步与创新发展的一大障碍,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各地区特级资质建筑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与科技进步水平如何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采用DEA-Tobit模型,分析了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特级资质建筑企业的科技创新效率。研究结果表明,2011-2013年我国特级资质建筑企业整体发展水平有所上升,但地区发展不平衡,东中部地区明显优于西部地区,部分地区特级资质建筑企业出现投入冗余、产出亏损。在科技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检验中发现,人力和财力投入并非越多越好,资源之间的匹配度很重要。     

国有股权参股对家族企业创新效率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下,国有资本“举牌”民营企业对企业创新体系的作用机制亟待研究。基于2008-2018年上市家族企业数据,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视角探讨国有股权参股对家族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根据股东资源理论分析可能的影响路径。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发现：国有股权参股显著促进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并最终对创新效率产生积极影响,而获取政府补贴和提升创新管理能力是两条中介路径。该结论揭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机制,为家族企业提高创新效率提供了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