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基于理论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绝对规模及相对规模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绝对规模及相对规模越高,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就越明显。进一步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即在市场化进程更深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在中国新一轮深化对外开放及招商引资质量亟待升级的背景下,应在加大引资力度的同时注重优化外资结构,并着力推进地区市场化改革和契约环境建设,进而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溢出效应,以促成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与地区差异 —基于287个地级市2005-2010年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2005~2010年中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工具变量方法及结构方程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及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东西部地区差异和城市间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第三产业的比重存在显著的正效应。同时受地区区位因素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内生性,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交互影响。     

FDI、产业结构与中国工业能源效率

﹝摘要﹞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逐渐突显，传统的“以能源换产量”的粗放型工业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外商直接投资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制约着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提升。本文运用中国30个省(西藏与港澳台地区除外)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从外商直接投资异质性的角度，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结合区域产业结构特点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提升。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异质性方面，本文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特征分解后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越大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越明显，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水平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基于能源禀赋的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研究

从一个纳入能源要素的C-D生产函数入手,运用数理方法分析了能源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等对地区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提出了能源禀赋越丰裕的地区能源消费强度越高、技术进步会降低能耗水平、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能耗水平越高等基本命题.利用1995～2006年我国各地区的相关面板数据,运用OLS和GMM模型分别检验了能源生产强度、燃料动力指数、科技支出、外商直接投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对我国各地区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基本命题.     

基于空间异质性的中国能源消费强度研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市场调节机制的视角

本文基于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市场调节机制的视角分析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因素,采用空间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比分析揭示了经典OLS方法无法模拟地域间各种影响能源强度的因素的空间异质性问题。研究结果显示：能源资源禀赋与能源强度成正比关系,但GWR回归弹性系数差别很小;工业和重工业弹性的省域间差异性十分显著,是能源强度的重要影响因素;技术进步降低了能源消费强度,但从系数来看,地区间略有差别;在市场调节机制下,能源价格变量在统计上不够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开放有力地降低了能源强度,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对西部地区作用较大,而对外开放对东部沿海地区影响较大。本文研究结论为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政府投资、FDI与市场化进程——基于VAR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实证的角度，利用1981-2008年数据，研究了中国政府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市场化程度三者之间的关系。基于VAR的协整分析发现政府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市场化程度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显示，从短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中国市场化进程，而政府投资则相反。     

FDI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区域差异实证分析

运用1985年～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贸易地区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存在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对东部地区的出口促进作用远远大于对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出口促进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中国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10个省市2004—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交通运输业、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研发服务业4个典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潜力、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劳动力成本、市场化程度对生产性服务业的FDI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因此,在积极扩大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同时,要关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调性,以保持市场化进程的持续性。     

对外直接投资、吸收能力与地区创新产出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多变量门限回归分析

利用2003—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门限回归模型,从吸收能力视角实证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地区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显著为正,东北部地区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强度和资本密度2个吸收能力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对地区创新产出影响中存在双重门限效应,技术差距和市场化程度存在单一门限效应,且在研发投入强度、资本密度、市场化程度特征值跨越相应门限值,技术差距特征值低于相应门限值时,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效应明显加强。同时,各地区吸收能力因素特征值与相应门限值的距离存在显著差异,大部分地区的资本密度特征值已跨越了相应门限值、技术差距特征值也已低于相应门限值,但部分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研发投入强度及市场化程度特征值仍处于门限值以下。     

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生态效率的门槛效应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生态效率造成了影响。文章采用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核算各地区生态效率值,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的生态效率值明显存在东高西低的现象;研发投入存在双重门槛且在跨越第一道门槛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更加显著,跨越第二道门槛值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略有下降,但溢出水平远高于第一道门槛值前的水平;环境规制存在单一门槛,在门槛值左侧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为负,而在门槛值右侧开始呈现正向溢出。同时达到高研发投入、高环境规制水平的地区主要在我国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