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的长短期绩效研究

在我国,对上市公司的并购:一方面,它是政府拯救亏损企业以及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它也是企业寻求壮大、实现自身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发生上市公司的并购案例逐年上升,涉及并购的金额达1500亿元左右,平均每起并购案的金额约为2.2亿元人民币。本文运用综合分析法对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的长短期绩效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长期绩效比较显著,而短期绩效则不明显。     

中国平安并购深发展的市场效应研究

本文在简要回顾中国平安收购深发展股份的基础上,分析了该收购案例的市场效应。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平安收购深发展后,给中国平安的股东带来了正的非正常回报,而对深发展的股东则相反。本文最后还对中国银行业与保险业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不完全信息下跨国兼并模型分析

本文主要通过对不完全信息跨国兼并模型的分析,发现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外国企业只要具有成本上的优势,跨国兼并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其中不完全信息并不是市场实现兼并的障碍,而政府在维护、平衡市场兼并效率和社会福利的关系方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跨国公司并购对中国企业出口环境的影响

近年来,跨国公司并购再度升温,中国因为巨大的市场前景和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受到了跨国公司的青睐,逐渐成为了当前世界范围内跨国公司并购的主要市场。本文在对跨国公司来华并购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并购行为对中国企业出口环境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跨国公司并购,改善中国企业出口环境的应对措施。     

外资在华并购的反垄断规制问题研究

近些年来,全球排名前几位的企业之间的并购,尤其是横向并购有愈演愈烈之势。从2004年开始的新一轮并购浪潮已经渐入高潮,更集中的全球市场结构已经引起各国关注。而在华跨国并购的几个特点都反映出非按市场运作的特点。与国际趋势比较,可以说目前的在华并购市场是存在相当程度的扭曲的,许多并购不当形成或加强了垄断地位。本文建议对在华跨国并购应从事前加以反垄断规制。     

基于企业DNA理论研究企业并购机理

从仿生学的角度研究企业并购,利用企业DNA理论提供一种分析路径,同时以联想并购整合IBMPC业务部的案例为研究背景,阐述了企业间并购导致企业基因重组,并购这种发展方式对于企业就像生物体的有性繁殖方式,能够使企业基因双倍化,从而提高了企业进化速度,形成更适应市场环境的企业。     

中国股票所有权的分割、流通及对投资银行业的制约

I. IntroductionSince establishment of the two stock market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the markets havegrown substantially to over 1,200 listed companies in 2003. The total stock marketcapitalization reached over 45 percent of Chin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as of April2000, a figure comparable to that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ccording to Fung and Leung(2002, p.100).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because itenables Chinese firms to raise external capi…     

浅谈汽车制造业并购财务风险及防范

成功的汽车制造业并购能使并购企业迅速壮大企业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但在并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各种财务风险,主要表现在并购目标企业的价值评估风险、融资风险、资金使用风险和财务整合风险。要保证并购的成功和并购完成后达到预期的经营效果,必须对这些财务风险进行有效的规避和防范,主要措施包括充分获取并购方信息制订合理并购价值、选择合理的融资方式、谨慎利用资金防范资金使用风险以及加强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整合风险等方面。上汽并购双龙汽车的案例体现了并购财务风险的成因,而对于如何规避也给出了有益的启示。     

印度海外并购的经验及启示

印度是一个海外并购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在海外并购高潮即将来临之际,总结借鉴印度海外并购经验,对于推进我国的海外并购,探索中国特色海外并购路子具有积极意义。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隐性垄断

在当前全球化浪潮中,跨国并购已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方式,更是我国今后引资的重要趋势。然而这种不同性质的多种资本主体并存于中国市场的特质将直接决定彼此的生存空间和获利机会,并最终决定投资的绩效和宏观经济稳定性。分析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和在中国市场上进行竞争的手段,并从品牌、技术和币场占有率三个方面考察跨国并购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可以得出已经形成隐性垄断的结论,相应地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对跨国并购实施竞争规制的应对策略。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失败的原因分析

跨国并购是国内企业并购的延伸,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近年来,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热潮愈演愈烈。但是,并购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本文从并购战略的部署、企业的财务结构以及并购后的资源整合情况分析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失败的原因。     

并购商誉、超额收益与市场反应——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2007年-2010年发生并购事件并产生商誉的A殿上市公司并购后的市场反应.实证结果发现,并购协同效应是超额收益的来源,“核心商誉”要素创造了超额收益；并购中的超额支付不能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即“非核心商誉”要素与超额收益不相关.     

“雀巢”在华释放并购激情

2011年12月23日,国内的"糖果大王"徐福记正式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摘牌,这意味着徐福记正式拥有了新的东家——雀巢。这场持续半年的收购项目,最终以商务部通过雀巢出资17亿美元收购徐福     

我国企业并购模式的比较分析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并购已成为各国企业壮大自身实力,优化资源配置,在竞争中获胜的有效手段。而如何在并购中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最佳模式,是并购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我国的企业并购虽已走过20几年的历程,但比起西方的百年并购史显然还不够成熟,需要在各方面加以完善,尤其是关于企业并购模式的研究,有助于在并购中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本文将从企业并购的基本模式入手,对西方及我国的各类并购模式进行分析和探讨,以便我国企业能从中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并购模式。     

当前经济环境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必然性和存在问题分析

跨国并购是中国企业取得海外目标企业品牌、技术、市场的重要方式,是中国企业实现快速发展、开展全球化经营的必然方式。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人民币持续升值,尤其在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普遍认为现阶段为海外收购的绝佳时机,因此跨国并购案例日益增多。本文探讨了中国企业在当前全球环境下跨国并购的优势,同时指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潜在风险,并就该些风险提出建议。     

中国企业“逆周期”跨国并购研究

"新常态"经济周期中,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有何特征?从经济政策频繁波动的现实出发,如何理解跨国并购的"逆周期"成因?文章基于2001-2016年中国企业对91个国家的跨国并购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周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国并购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具有显著的"逆周期"特征,下行经济周期加剧了并购规模提升;其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国并购正相关,并且在国有企业中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表现为更明显;最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距以及市场增长潜力差距均提升了并购规模。     

多个大股东、内部薪酬差距与并购效率

以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多个大股东对并购效率的影响及内部薪酬差距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首先，存在多个大股东的上市公司能够在减少并购决策的同时提高并购绩效，实现了更高的并购效率，且多个大股东的监督越有力，并购效率越高；其次，考察内部薪酬差距在多个大股东与并购效率的调节作用，将股东、管理层、员工3个层面结合，结果表明内部薪酬差距抑制了多个大股东对并购效率的积极影响；最后，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多个大股东更能提升并购效率。研究结果不仅从并购效率的角度丰富了多个大股东的经济影响，也对改善股权结构、优化薪酬设计及提高并购效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对制造业并购热的法律思考

本文分析了外资在制造业大规模并购对我国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提出了尽早完善我国外资并购立法、构建我国产业安全法律屏障的对策和建议。     

股东资源如何控制创业企业?一个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升级与商业模式的推陈出新刺激了诸多巨头公司通过并购新创企业实现市场占领，但如何控制成为其面临的难题。文章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归纳出不同创始人特征的情境下，外部股东利用资源实现控制的三种模式：共生融合型、创始人主动退出型、创始人和谐退出型。结合案例分析得出，股东资源的异质性并非是获取控制权的充分条件；外部股东获取控制权的关键在于利用资源的互补性优势，进行有效的资源协调以降低交易成本和治理成本。     

Brand Name Audit Pricing,Industry Specialization,and Leadership Premiums post‐Big 8 and Big 6 Merger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brand name,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d leadership audit pricing in the wake of the mergers that created the Big 6 and the Big 5 accounting firms. For samples of Australian listed public companies in each of the postmerger years 1990, 1992, 1994, and 1998, we estimate national audit fee premiums for the Big 6/5 auditors and the industry specialists and leaders. We find limited support for the ability of the Big 6/5 to obtain fee premiums over non‐Big 6/5 for those industries not having specialist auditors. Nonspecialist Big 6/5 auditors are able to obtain fee premiums over nonspecialist non‐Big 6/5 auditors for those industries having specialist auditors. However, this result only holds among the smaller half of our sample. We do not find strong support for the presence of industry specialist premiums in the postmerger years, especially after 1990, using various definitions of industry specialist. We find, at best, limited support for the presence of industry leadership premiums.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after the Big 8/6 audit firm mergers, some caution is required in generalizing the Craswell, Francis, and Taylor 1995 finding of national market industry specialist premiums. More generally, the study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tenuous link between the concept of specialization and national market‐share statis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