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高质量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为加强农业高质量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二者的联系，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文章运用西北地区5省域2012-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各省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时空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2012-2020年，西北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耦合协调水平历经“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初级协调”四个阶段，区域内的协调配合得到显著优化。在空间上，形成以陕西、新疆为第一梯度，青海、宁夏为第二梯度，甘肃为第三梯度的布局，但区域之间的耦合协调差异逐年递减。现阶段西北地区的协调作用表现出“农业发展滞后-金融引领前行”的局面，应坚持走绿色创新发展道路，深化农业高质量发展改革，助力农业同金融领域的良性可持续协同配合。     

黄河流域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关联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覆盖区域广、服务成本低、融资速度快等优势,可以弥补传统金融在服务农业绿色发展中存在的短板。本文通过分析黄河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构建指标体系量化分析黄河流域农业的绿色发展水平,并结合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整体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均呈现增长的趋势,但存在区域差异;两个系统的耦合度高度相关,但耦合协调度不高,其中,山东省、河南省和四川省处于良好协调等级,山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处于初级协调等级,内蒙古自治区和陕西省处于中级协调等级。建议从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投入以及强化农业绿色发展等方面缩小区域差异,提高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     

农业绿色发展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基于江苏省的数据分析

在分析农业绿色发展与普惠金融协调发展机理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农业绿色发展与普惠金融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江苏省2006—2019年农业绿色发展与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及其耦合关系。结果发现：江苏省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两者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已由过渡阶段发展到协调阶段。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议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主要包括充分发挥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完善农业绿色发展与普惠金融发展的协调管理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小微企业融资的理论机理及省级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方向,为小微企业融资创造了新模式和新方法。然而,数字普惠金融如何推动小微企业融资的内在机理和实现机制的研究仍显不足。文章以斯蒂格利茨-维斯信贷配给模型(S-W模型)为基础框架,引入数字普惠金融两大核心优势——大数据和大样本供需方,通过分析两大核心优势对S-W模型中的假设条件、资金供求双方行为、均衡结果的影响,剖析数字普惠金融改善小微企业信贷配给的理论机理。同时通过研究各省小微信贷可获得性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及其分项指数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验证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小微企业融资中大数据和大样本供需方实现机制特点,及不同类型省份异质性差异。研究结论显示,大数据和大样本对于改善小微企业融资都存在显著性正向影响,发达省份相比欠发达省份在大样本方面存在明显优势,但在大数据应用方面优势并不明显。未来进一步推动小微企业融资,发达省份主要是提升大数据应用技术并向欠发达省份溢出,欠发达省份主要是补齐大样本供需方短板,由此形成全面、协调、共享、可持续发展的局面。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研究——基于中部地区省会城市的实证研究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促进数字经济优化升级和加速实体经济改革的重要路径。本文通过对中部地区6个省份省会城市2021年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构建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评价体系,并通过熵值法算得各自的综合得分,再用耦合协调模型评价了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研究表明,中部地区各省会城市之间的数实融合程度存在较大的差距。耦合协调程度较差的城市还需要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提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浙江省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路径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城乡区域协调存在互动作用,本文针对浙江省五个村镇区域开展的数字金融素养调研,促进对目前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水平、发展现状与产出成效的了解,进一步得出在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目标中的关键矛盾和问题,对于乡村普惠金融发展与数字金融素养水平、普惠金融产品创新与农村数字产业化需求、普惠金融风险监管与大数据信息...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入发展为居民创业带来新的驱动力。本文基于2018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CFPS数据库,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创业绩效的积极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及其三个子维度指数均与创业绩效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是影响创业绩效最关键的因素。另外,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绩效的正向作用在高收入、中西部地区的家庭中更显著。鉴于此,我国应抓紧推进农村信用体系的数字化建设,同时平衡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协调性与差异性。     

中国各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算

本文利用Sarma指数方法测算了中国31个省直辖市2008-2014年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变化。实证结果显示,期间中国绝大部分省份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都有进步,尽管进步程度不一;各个省份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相差悬殊,表现为东部居上、中部居中,西部居下。且各个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鉴于此在提升中国各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时,要趋于差异化现状,推行差异化政策,从而有效提高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泰尔指数、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核心变量,实证分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现状,并且在低收入地区的效应更加显著,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更加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地区异质性

创业可以促进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创业有正向影响。本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011—2018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地区创业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水平的影响有促进作用;移动支付业务对创业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西北地区的促进效果比东南地区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因此,可通过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创业,有目的地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创业。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而出现的全新金融形式。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改变了我国传统金融行业的发展格局。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差异性,区域经济的发展呈现多层次性。结合数字普惠金融助推区域经济打破发展瓶颈,成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背景入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同时深入分析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创新策略,以便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传统金融和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县域经济增长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有力支持，农村普惠金融对破解县域经济发展困局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15—2020年我国县域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县域经济增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协同效应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传统金融效率低，会弱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东部地区和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为有效推动县域经济增长，应进一步加强县域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区域间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平衡发展；着力提升传统金融效率、发展水平与便捷程度，更好地发挥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效应；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提高区域创新水平和投入产出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助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

数字金融的强势崛起推动了消费的巨大变革。文章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从微观视角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金融指数的提高会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且这种促进效果在城镇家庭、东部家庭更为显著。最后从引导数字金融良性发展的角度，提出促进我国消费的相关政策建议。     

浙江省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测度及政策启示

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的有机融合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浙江省11个地级市为典型案例区,构建了包含7个子系统、37个指标的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4—2020年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关系测度,以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参考。结果发现：(1)绿色发展系统与数字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总体都呈现上升趋势,除了杭州外,其他城市均表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绿色发展水平。(2)杭州是浙江省的绿色发展和数字经济“领头羊”,并在2019年率先进入高级协调阶段,其余10个城市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未来,需注重城市间的差异性发展和重点扶持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拥有数字化技术的支持,有助于当前中国经济对普惠性和精准性的发展要求。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均衡发展,可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本文采用2012—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通过构建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再通过中介效应,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居民消费指数路径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确实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之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积极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充分发挥其推动作用。     

四川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聚焦于数字普惠金融给经济带来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以其低成本、低门槛的特点,在服务小微企业、偏远地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试图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是否有积极作用,基于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四川省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四川省范围内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并不能明显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而且在全省范围和较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非线性关系,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超过门槛值后,其促进作用存在“加速”趋势。因此,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在加快四川省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农业机械化与农业发展水平

在全面推动农村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农业部门的资金需求和农业机械需求日益扩大,由此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发展的作用逐渐突出,但数字普惠金融、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发展水平的内在联系和作用规律尚不明确。因此,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域面板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发展水平三者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业机械化都是促进农业发展水平提高的重要途径;数字普惠金融还以农业机械化作为中介变量促进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为此,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应充分使用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机遇,加快农业机械化和提升农业发展水平。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文化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探究文化产业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关系对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实现共同富裕意义重大。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为样本,在构建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和共同富裕指数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文化产业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关系,以供参考。结果发现：(1)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和共同富裕指数呈上升趋势,文化产业发展地区差距大于共同富裕的地区差距。(2)总体上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度较低,但发展趋势向好,达到了勉强协调状态。(3)分地区看,东部和中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能够与共同富裕实现协调发展,西部和东北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与共同富裕则受制于产业发展状况,耦合协调度较低。     

西安都市圈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研究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的耦合协调互动关系,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进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章以“西安都市圈”为研究区,运用熵值法、综合指数模型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2—2021年两系统的综合水平和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测量和时空特征分析。研究表明：(1)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综合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两者不完全同步;(2)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相互配合程度虽不断加深,但耦合协调等级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始终处于磨合阶段,呈现“中心(西安)-外围(咸阳、渭南和铜川)”断崖式不协调空间格局;(3)低值区(铜川)和中间值(咸阳、渭南)的耦合协调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城市间差距逐年缩小,但与高值区(西安)形成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因此,西安需发挥中心城市的优势,优化双系统协调关系,缩小城市间发展差距,进而实现“西安都市圈”综合协调等级发生质变,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财政支农、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农村市场消费潜力不容忽视。强化财政政策支持、完善金融供给对释放农村消费潜力至关重要。基于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份（不含我国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构建PVAR模型,从动态视角探究财政支农、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之间的作用关系。从全国层面上看,财政支农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均存在负向影响,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从不同区域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财政支农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而西部地区则相反;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而东部地区则相反;中部和西部地区财政支农能够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而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存在短期滞后现象。进一步,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验证了PVAR模型实证得出的关于财政支农、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之间作用关系结论的稳健性。推进农村消费扩容提质升级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并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实施差异化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构建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