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基于异质性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7~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及技术创新产出两个维度,就税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所得税优惠与流转税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则不明显。基于企业所有权性质与技术密集程度异质性的分组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方面,所得税优惠对所有组别均有显著的激励效应,流转税优惠对除去属于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组以外其他组别的激励效应均是显著的;在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方面,只有流转税优惠在国有企业组和属于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组的激励效应是显著的。因此,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为政策导向,优化现行税制结构,强化税收政策的针对性,同时应加强国有企业绩效考核,使税收政策向民营企业倾斜以及调整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是提高税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的关键所在。     

竞争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规制行政垄断,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建设的重要保障。本文从限制行政垄断型的竞争政策角度出发,分析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论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十分显著。机制分析显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提升行业竞争水平、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企业间信贷资源误配程度,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并且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民营大企业和受中低补贴程度的企业有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一定程度上能够弱化行政垄断的所有制歧视和提高补贴政策的中性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创新效率增进效应显著,但创新资源配置效应整体不明显,分行业检验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产业集中度高、分工联系紧密和创新力较强行业的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显著。本文对我国统筹竞争政策与创新政策、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改进企业创新激励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条件变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及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命令型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升，而对质量无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赋能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激励作用，强化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抑制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而对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质量激励作用无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大规模企业具有创新战略刚性。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与企业劳动雇佣

本文以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及经济后果。以上市公司是否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作为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发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雇佣增加,在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这种促进效应更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是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主要影响机制。最后,企业劳动雇佣的增加还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不仅有助于从企业劳动雇佣视角丰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而且还可以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视角拓展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不仅可以提高社会福利,还可以提高经济绩效,实现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预期目标。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实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和扩大就业规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技术生态位的动态政策效应研究——来自高端装备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生态位理论，利用2008—2019年高端装备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2225个样本观测值，运用PSM-DID模型评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技术生态位的政策效应。结果表明，认定政策对企业技术生态位“态”与“势”的促进效应具有动态长效机制，可显著提高企业当前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可持续发展潜力。其中，技术生态位“态”与“势”的历年政策效应存在以3年认定期限为周期的动态曲线变化；连续认定显著增强了认定政策对技术生态位“态”与“势”的促进作用；随着认定期限增加，认定政策对技术生态位“态”的正向影响呈倒U型变化趋势，而对技术生态位“势”的正向影响逐渐增强。从所有制异质性特征看，认定政策对国有企业技术生态位“态”与“势”的额外激励效应更强，但随着认定期限增加，有利于提升非国有企业当前技术创新能力。     

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绿色创新效应吗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响应新发展理念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导向,也是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共生融合发展的重要实现方式。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并考察了媒体关注作为绿色治理环境中的外部规制与规范合法性压力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区分企业绿色专利申请与绿色专利授权后促进效应依然存在;第二,媒体关注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不管是政策导向型媒体关注还是市场导向型媒体关注,在制度合法性压力下都能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且政策导向型媒体关注的调节效应更强;第三,企业社会责任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环保投资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第四,企业社会责任在强高管激励、强制性社会责任披露环境、大规模企业以及市场化制度环境更强的样本中更为明显。     

财税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

财税政策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两个维度,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财税政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的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阶段的激励效应。财政与税收政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激励效应程度存在着差异;在创新投入阶段,财政补贴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在产出阶段,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财政补贴中的研发补贴、利息补贴以及税收优惠中的直接优惠、间接优惠的激励效应也分别存在着差异。另外分别从加大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力度、完善财税政策配合及实施有差异化的财税激励政策方面提出了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水平的对策建议。     

简政放权对企业创新研发的引致效应

企业的创新发展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本文探讨政府简政放权相关制度要素对微观企业创新研发的引致效应.选取2008-2016年度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结合《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报告》中的相关指标进行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匹配,研究发现:(1)政府放权程度愈高,对企业创新投入与研发产出的激励效应愈为显著,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可靠;(2)放权越彻底,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越低,特别是对于高财务杠杆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对制度环境的预期越加乐观,制度环境对创新活动的激励效应愈加显著.为进一步把脉行政体制改革、引导微观主体创新,应进一步完善政府治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组织惯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

随着数字科技的蓬勃发展，创新成为保证企业发展活力的第一动力。以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鉴资源基础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和制度基础理论，探究组织惯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组织惯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组织惯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积极作用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动态能力实现，当组织惯性程度高、动态能力强时，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也会相应增加；制度环境在组织惯性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正向关系中起强化作用，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越好，组织惯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也就越强。     

财政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来自医疗医药行业文本分析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以财政补贴为主的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是世界各国通行的技术激励政策,这也为后发国家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本文首先利用文本分析、语义引用等方法构建了测度医疗医药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全新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财政补贴对医疗医药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以期检验财政补贴对以医疗医药行业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发现:财政补贴显著提升了医疗医药企业的技术创新数量,但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对市场化程度、所有制性质、细分行业不同的企业,财政政策的激励效果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激励的质量效应更多体现在市场化程度低地区、国有企业、医疗设备制造企业和中药制造企业。因此,为了更好地助推医疗医药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质量,在实施财政补贴等激励政策时需要综合权衡目标并分类施策。     

高新技术企业减税与企业创新

研究政府减税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使用2008—2014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数据,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并结合有效工具变量,研究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对企业创新是否存在门限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对企业创新存在一个大小约为6500的“规模阈值”,15%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会促使高新技术企业的减税规模超过“规模阈值”,导致企业创新水平内卷化;第二,在同等条件下,相对于低研发强度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对高研发强度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强,尤其对员工物质激励水平和技术改造能力较高的高新技术企业,其减税规模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加突出;第三,在同等条件下,相对于欠发达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对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大。政府应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减税规模设置一个上限,且所得税优惠税率应结合企业研发强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浮动管理。     

营商环境、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是我国新时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选取2009-2018年30个省市级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营商环境质量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励效应及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①营商环境优化对中国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效应,但其影响更多表现为资金供给而非制度供给;②企业家精神是营商环境与技术创新的中介变量,营商环境要素、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激励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③营商环境显性激励作用明显,但内生激励不足。研究结论可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家精神、促进技术创新提供政策启示。     

QFII持股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如何走好新型工业化绿色创新发展道路已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资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发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成为重要选择。本文基于我国A股2010—2020年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驱动效应,且QFII持股通过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环保投资效率两条路径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约束型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可在QFII持股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提升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开拓了新的激励机制,同时为我国QFII制度改革与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一定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企业行为约束下技术创新所得税激励政策效应研究

技术创新所得税激励政策效应的发挥不但取决于政策本身的制度设计,还取决于企业投资行为对税收政策的敏感性。技术创新所得税激励政策作为制度驱动,既受到企业自身行为的约束,又与企业内部研发驱动机制相互作用。在企业行为理论框架下,运用随机效应模型,以2009—2013年中国Ａ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企业行为约束下中国技术创新所得税激励政策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形成的税收补贴通过转化为企业内部资源、降低研发投资风险,使得企业内部驱动机制对研发支出的积极作用增强;所得税激励政策本身并未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显著的激励作用。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存在问题及建议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对企业发展具有导向和推动作用，能够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但是，在实际运行中，现行认定方法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应从明确主要产品（服务）的概念、加大对自主研发获得的知识产权的鼓励、提高科技人员和研发人员条件的刚性、完善中介机构鉴证和专家评审制度的约束机制等方面进行全面改进，今其真正起到激励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的作用，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立。     

高管激励对波特假说在企业层面的有效性影响研究

不同所有制背景下企业环境保护责任、动机及外部条件存在显著差异,大多数研究不区分所有权性质,只是笼统地认为环境规制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却忽视了公司治理层面的调节作用。基于重污染行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实证分析发现：①波特假说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有效性不同：外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不显著但作用方向相反,其一般对民营企业存在负向影响,对国有企业存在正向影响,内生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②高管激励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间存在调节作用,但只在民营企业中作用显著。高管激励越大,外生环境规制对民营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越小,内生环境规制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则越大,但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未发现相关证据。     

高新技术园区的创新网络效应与企业集群化相关性研究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是技术创新过程，而技术创新过程的高效进行有赖于相关要素的积累及其快速流动与组合，有赖于创新网络与环境。企业集群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形成创新网络的内在组织特征，但只有高度集群化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才能形成技术创新网络效应，而入园企业的集群化程度的评价标准包括：自组织能力（专业化分工协作）、自繁育能力（新企业衍生）和地域根植性。     

创新补贴、企业技术产出与价值实现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以2010-2017年中国129家民营科技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动态分析和评价政府创新补贴对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创新与价值实现两个阶段的激励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从短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从长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创新价值实现的方差贡献更大;第二,企业创新价值链不同阶段的产出对后续政府补贴配置均有积极正向反馈作用,但政府更关注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第三,前期技术创新对后期价值实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价值实现对新一轮创新活动的支持效果不显著。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分析

基于2002—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显著促进相关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规模扩大和资本配置效率改善，进而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这种效应在高融资约束企业、处于成长成熟期企业和未进行研发操纵企业中更显著。此外，外部环境对政策实施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相关结论可以为高企认定政策效果评价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为我国完善选择性产业政策设计提供政策启示。     

瞪羚企业认定是否提高了企业创新质量

瞪羚企业认定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旨在培育高科技、高成长性企业,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研究瞪羚企业认定能否切实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利用2005-2018年新三板企业数据和PSM-DID方法研究瞪羚企业认定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瞪羚企业认定对企业创新质量有正向促进效应,且这种效应在地区和企业层面均存在异质性;②人力投入是瞪羚企业认定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③制度因素对瞪羚企业认定影响的调节效应有限,意味着我国市场化改革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仍需进一步完善。最后,为政府有效开展瞪羚企业认定工作、促进企业提高创新质量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