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机理研究

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人们意识到,企业既需要维持创新发展优势而抢占主流市场,又需要创造新的企业发展优势而赢取未来主流市场。着眼于这一关键任务,实现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重点。因此,基于生物进化理论、企业进化理论和企业DNA理论,提出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经过了生成、变异、选择、协同阶段。深入研究主流与新流创新的生成、变异、选择、协同机理,并与企业创新发展实践相结合,为企业未来主流创新提供具体路径指导。     

创新演进过程导向的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政策研究

创新政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规则设计,对加快推进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提升其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引导、支撑和推动作用。在探索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规律、构建政策作用模型的基础上,围绕主流与新流创新生成、变异、选择和协同4个时期的创新政策需求,对164家大中型科技型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展开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实施企业家创新激励机制、完善政府创新基金制度、设立技术创新风险监控制度、建设高端化、专业化、特色化众创空间、推行科技创新券是政府推进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实现企业持续创新发展急需且有效的政策手段。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云模型的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绩效评价

基于不同企业创新战略而衍生的主流与新流创新特征,运用逻辑框架法思想,从创新投入、过程、产出和效益4个维度,构建出体现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特征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引入基于正态云的创新绩效评价模型以解决部分评价指标的模糊性和随机性问题。最后,以国内6家汽车企业为例,测算其以燃油动力为主的主流创新绩效和以新能源动力为主的新流创新绩效。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该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能有效衡量不同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绩效的差异,同时,测算两种创新对企业整体创新绩效的贡献。     

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协同性研究

基于主流与新流创新交融共生、兴衰更替的动态演进思路,运用协同创新理念,阐述了主流与新流创新协同的条件及动态演进规律,构建了协同度评价指标体系和复合系统协同度评价模型,并以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为例进行了验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主创新企业有效把握创新协同度、合理分配创新资源、实现技术跃迁和创新升级的思路。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动态演进研究

在企业创新系统中,主流与新流创新动态演进,形成持续创新机制,对企业发展和创新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充分促进主流与新流创新协同发展,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动态演进开展了实证研究,构建了基于创新生命周期的主流与新流创新动态演进系统动力学模型。在神州数码公司仿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设立识别机制体系、完善政府扶持体系、转变资源分配方式,以有效支持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系统。     

创新演进过程导向的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政策研究——基于164家科技型企业的问卷调查

创新政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规则设计,对加快推进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提升其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引导、支撑和推动作用。在探索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规律、构建政策作用模型的基础上,围绕主流与新流创新生成、变异、选择和协同4个时期的创新政策需求,对164家大中型科技型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展开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实施企业家创新激励机制、完善政府创新基金制度、设立技术创新风险监控制度、建设高端化、专业化、特色化众创空间、推行科技创新券是政府推进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实现企业持续创新发展急需且有效的政策手段。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主流创新生态系统与新流创新生态系统:概念界定及竞争与协同机制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全面创新管理理论,对主流创新系统和新流创新系统的内涵和特征等进行了界定,并从内外部适应性主体、创新要素客体等视角,阐述了两个系统的构成要素。在此基础上,利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中的反应-刺激模型以及基于生态学中的物种竞争和协同视角,研究了主流创新系统和新流创新系统竞争和协同的演化机制,分析了两者在演化周期不同阶段的竞争和协同特征。     

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柔性机制——一项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探索性研究

在高动荡环境中,主流和新流创新柔性能力培育及应用成为企业界与理论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从创新流视角,以6家典型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对案例进行剖析,构建主流与新流创新柔性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在动态的变革环境下,外部情境压力和内部变革压力驱动企业主流创新柔性与新流创新柔性产生及互动,形成企业主流创新柔性、新流创新柔性、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柔性交互的互补协同效应,共同促成企业适应变革。在柔性机制运行过程中,内部变革压力和外部变革情境是主要驱动力量,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的柔性交互起部分中介作用。该研究结果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创新柔性理论以及主流与新流创新理论,也为复杂不确定环境中的中国企业转型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大学科技创新活动要素的配置

大学科技创新活动受内部和外部各种创新要素所支配,各要素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在分析了创新要素构成和关系的基础上,指出创新平台、创新团队和创新联盟是大学创新要素配置的有效方式。     

新发展格局下创新要素流动与收入分配优化

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要素流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能够从公平与效率两个维度优化中国收入分配格局,但在空间视角下呈现资源的“虹吸效应”,要素流出地的收入差距加大。影响机制表明,在内循环体系中,创新要素流动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来传导收入分配的优化效应;在外循环体系中,由于市场替代作用,贸易对外开放的作用受限,但随着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两者相互带动并充分传导至创新要素的收入分配效应。     

我国三大都市圈创新要素配置分析

在对都市圈创新要素进行界定并对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创新要素配置现状与都市圈内部联系强度进行考察的基础上,从技术要素、人力资本要素和资金要素等方面分别对三大都市圈创新要素的配置进行了初步分析,指出了三大都市圈在创新要素配置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创新要素配置驱动共同富裕实现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分别测算创新要素配置与共同富裕指数,进而实证分析创新要素配置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特征。研究显示：创新要素配置对共同富裕具有明显驱动作用,经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仍旧成立;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是创新要素配置驱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要素配置对共同富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深入到共同富裕细分维度,创新要素配置可显著推进富裕共享性、物质生活富裕、精神生活富裕、生活环境宜居,对富裕差异性的影响尚未显现。据此,提出盘活科技创新要素、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新型城镇化建设体系、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新思路。     

“双碳”目标下创新要素配置优化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立足“双碳”目标,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借助中介效应方法及面板门槛模型,探析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可显著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这种驱动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与时间异质性;在作用路径上,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可通过低碳产出、低碳政策、绿色消费三条路径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要素配置优化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基于低碳产出与绿色消费的双重门槛效应。低碳产出与绿色消费可正向调节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且调节作用渐次增强。对此,应培育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新业态、形塑制造业低碳绿色发展新路径、构筑制造业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以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主新流创新能力演化及升级变迁机理研究

探讨主新流创新能力的演化规律及交互作用机理,对于企业优化创新能力序列实现技术赶超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主流与新流创新的特征差异,构建二元创新能力集,在此基础上以比亚迪传统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的创新活动及其技术轨道变迁作为研究案例,分析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能力序列的演进规律,揭示主流创新能力对于新流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升的作用机理.     

技术进步偏向、创新要素配置与经济韧性

基于2006—2020年中国内地31个省域面板数据,从影响传导机制、非线性特质角度探究技术进步偏向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1)技术进步偏向对经济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中依然成立;(2)就作用机制而言,创新要素配置是影响技术进步偏向作用于经济韧性的重要机制;(3)门槛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及其子维度与经济调整适应能力不存在非线性作用关系,但与经济创新转型能力具有非线性关系。因此,要合理引导技术发展方向,发挥技术进步偏向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力作用,优化创新要素配置;以技术创新、理念革新与机制鼎新抵御潜在风险,增强经济韧性。     

数字产业化、创新要素配置与实体经济转型

文章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探析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显著驱动效应,且二者为非线性关系,而创新要素配置能够强化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驱动作用。时间异质性检验发现,2016—2020年间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更强的驱动效应。空间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实体经济转型驱动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业化可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优化收入结构促进实体经济转型。未来应纵深推进数字产业化、强化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29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全国层面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就地区层面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与东北地区最不显著。据此,应通过打造产业金融基础服务平台、构建高效金融审慎监管机制、完善差异化金融服务体系等举措,更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     

企业创新要素视角下供给侧改革实施路径研究

供给侧改革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供需不均衡等结构性问题、创造经济增长点的必然选择。企业作为改革主体,企业创新在供给侧改革微观层面为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企业创新是一个非线性系统,以企业为边界,创新要素可分为内部创新要素和外部创新要素两种。企业创新系统中劳动力、资本、技术、组织内部要素优化促进了要素升级,政府、市场等外部要素效率提升实现了制度有效供给,系统内外之间知识、资源交互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以企业创新为核心,通过政府改革和市场监督,可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     

知识产权试点政策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

创新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涵盖的技术与数据等都离不开知识资源的供给。知识产权试点政策作为引导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政策,是保护知识财产的重要举措。基于2008—2019年中国262个城市的数据,运用多期政策效应估计方法 （CSDID）,探究试点政策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知识产权试点政策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持续增强;随着试点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政策效应逐步提高;对于不同批次确立的试点城市,知识产权试点政策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知识产权试点政策可以通过吸引高新技术企业集聚、提高本地区技术吸纳量这两条途径来提升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知识产权保护司法强度大或数字政府发展水平高的城市,知识产权试点政策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因此,要扩大知识产权试点规模,完善细化试点制度措施,健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并加强数智政府建设,以实现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