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高端颠覆性创新模式研究：理论与案例验证

克里斯坦森的颠覆性创新理论旨在解释具有很强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顷刻间衰败的颠覆性现象。然而,现有颠覆性创新理论认为,颠覆性创新都是低端的,难以解释智能手机、固态硬盘等高端颠覆现象。通过研究固态硬盘对机械硬盘高端颠覆的案例发现：①导致行业领先企业市场地位更替的新技术,都应该被视为是颠覆性创新,而不应以技术是否具有低端属性作为判断依据;②现有理论认为,颠覆性技术首先来源于行业内部,忽略了技术创新的行业相对性,一个行业的既有技术可能对其它行业产生颠覆性效应;③外部行业企业通过外部技术对原有行业进行颠覆,这种颠覆往往表现为高端颠覆。     

创业型企业跨界创新模式建构与实现路径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会激发企业进行开放式创新,跨界创新作为开放式创新的一种形式,是小微创业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基于跨界搜索视角,应用SPS案例研究法进行相关资料收集与分析,初步构建了小微创业企业跨界创新模式框架。通过跨界搜索知识、科学技术和社会关系,实现不同维度跨界战略与跨界能力组合式协同提升,是企业实现跨界创新的有效模式,也是小微创业企业不断创新的作用机制。     

颠覆性创新与后发企业跨越式发展

论文对颠覆性创新、后发企业和跨越式发展概念进行了界定,对颠覆性创新因子及后发企业跨越式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通过对亚马逊公司利用颠覆性市场营销策略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案例分析,以期为我国后发企业实现自身跨越提供借鉴。     

颠覆性创新四阶段扩散过程模型

基于颠覆性创新、创新扩散、创新模糊前端等相关理论,从全流程角度创新性地构建了颠覆性创新四阶段扩散过程模型,包括颠覆性创意产生、颠覆性创新产品开发、侵蚀非主流市场、占据主流市场4个阶段,各阶段之间相互关联、循环往复,并受到技术、市场、政策、竞争等外部环境因素影响。选取液晶电视机和山寨手机作为高端和低端两个颠覆性创新典型案例,通过对其进行验证性分析,构建具体的高端与低端颠覆性创新四阶段扩散过程模型。     

政府治理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机制：市场效应与羊群效应

政府行为对于企业创新及其经济后果极为重要。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为样本,并以市场效应和羊群效应为分析路径,实证检验了政府治理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作用机理。结论表明,政府治理水平通过市场效应和羊群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积极作用,其中市场效应的作用更为突出。此外,政府治理对企业创新投资羊群行为及企业创新绩效的治理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企业自我中心网络的创新效应与最优结构特征

基于自我中心网络的理论基础和模型,分析了创新网络中企业自我中心网络的规模、中心性、密度与企业创新水平的关系,并求出最优结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自我中心网络规模与创新水平显著正相关,显现出倒U形关系;自我中心性与企业创新水平显著负相关,也显现出倒U形关系。基于此,企业可以通过优化自我中心网络找到最优结构特征,提高企业创新水平。     

平台战略内核：网络效应概念演进、测度方式与研究前沿

大量研究虽以平台战略为主题,但并未将网络效应这一平台内核特征纳入分析建模,使得研究缺乏理论深度。采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网络效应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分析发现：网络效应研究经历了3次理论演进,即同边网络效应向跨边网络效应演进（内容）、网络效应是什么向网络效应有何影响演进（作用）、网络正效应向网络负效应演进（后果）。三大演进从网络效应测度方式和行业情境中亦可窥见。结合关键词突变分析,发现网络效应最新研究已开始从关注网络效应“后果”转向“前因”考察。结合战略管理最新研究趋势,提出未来网络效应前因研究可以从个体行为、关系嵌入、种群生态、制度环境4个层面展开。特别是随着平台模式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延伸,网络效应作用和激发方式是亟待关注的研究议题。     

韩国新兴市场战略：企业经营创新与政府全球化平台支持

任何一次大的危机,往往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韩国在过去的十年间,先后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的打击。面对危机,韩国和韩国企业先是实施大刀阔斧的内部结构调整,之后立即投入到全面的全球化进程中。本文以三星电子、LG电子等韩国先进企业为例,重点剖析了其新兴市场战略、经营理念与经营模式的创新及其成效。而韩国先进企业全球化战略的成功,则离不开特定的宏观环境和政府政策的有力支持。     

企业跨界创新：概念、特征与关键成功因素

跨界创新成为新时代企业持续创新发展的一种常见模式。跨界创新表意是指跨出熟悉的领域、跨入新领域,但实际上是指企业在跨界思维指导下,基于企业能力和内外可协调资源,以整合、连接企业内外部创新价值为目标,进行的组织系统重组活动。在解析企业跨界创新概念、内涵及跨界的原因、层次性、创新领域、创新形式等基础上,指出跨界创新成功的关键在于跨界者能力因素和组织重构水平。此外,跨界活动的组织合法性和跨界战略行为本身也是影响跨界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     

中国企业贸易网络中的创新同群效应研究

当前中国企业创新活动的持续性面临内外部环境变化的重大挑战,且现代经济的生产和分工越来越趋于网络化,利用企业贸易网络破解企业创新困境成为新发展阶段中国创新增长的重要战略支撑。首先构建一个企业贸易网络与同伴创新博弈模型,然后基于2009—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供应商-客户贸易网络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企业与上下游伙伴形成的企业贸易网络中的创新同群效应。研究发现,企业贸易网络中同伴企业的技术改进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即企业贸易网络中存在创新同群效应,且垂直同伴的主要作用渠道是知识溢出,而水平同伴的主要作用渠道是竞争压力。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贸易网络中的创新同群效应具有高阶性质,且在供应商垂直同伴样本和共享客户水平同伴样本中更显著,并随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强。因此,要合理布局企业贸易网络,确立竞争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关注政策的网络溢出效应,以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成功转型。     

人工智能后发企业如何实现颠覆性创新？

后发企业作为颠覆性创新的主要参与者,不仅致力于驱动颠覆性技术、产品在市场的推广和扩散,而且对颠覆性创新的进程能够产生重要影响。运用扎根理论识别我国人工智能后发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关键因素,采用两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Two-step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Two-step fsQCA）提炼“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时期我国人工智能后发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1)“知识搜索”“跨界并购”“开放市场”“协同融合”“结构适应”“生态网络”是人工智能后发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六大关键因素;(2)人工智能后发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四条组态路径分别是：“十二五规划”时期的“知识搜索-跨界并购-生态网络”的“技术跃迁”和“知识搜索-跨界并购-结构适应”的“范式转变”;“十三五规划”时期的“知识搜索-结构适应-生态网络”的“组织变革”和“跨界并购-结构适应-生态网络”的“价值创造”。基于研究结论,得到相关研究启示。     

基于模块化与价值网络的颠覆性创新跃迁路径——吉利汽车案例研究

后发企业在全球模块化生产网络中长期被锁定在价值创造低端环节,颠覆性创新成为打破升级困境、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利器。围绕中国情境下吉利汽车20年迅速成长为在位企业的历程,从模块化和价值网络视角,探索吉利成功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在中国情境下在位者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关键在于价值网络升级,汽车产业模块化成熟环境促进了吉利颠覆性创新的实现。依据吉利产品、成本模式、产品属性排序和技术范式升级变迁轨迹,识别出吉利颠覆性创新跃迁路径的4个阶段,明确了每个阶段升级模式以及各阶段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而构建起完整的吉利颠覆性创新跃迁路径。     

高新技术园区的创新网络效应与企业集群化相关性研究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是技术创新过程，而技术创新过程的高效进行有赖于相关要素的积累及其快速流动与组合，有赖于创新网络与环境。企业集群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形成创新网络的内在组织特征，但只有高度集群化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才能形成技术创新网络效应，而入园企业的集群化程度的评价标准包括：自组织能力（专业化分工协作）、自繁育能力（新企业衍生）和地域根植性。     

海外情境下本土后发企业颠覆性创新演化路径研究--价值创新视角

近年来,我国后发企业在海外市场面临着政策限制、市场挤压和技术竞争等挑战。颠覆性创新作为管理实践中重要的创新理论与分析工具,价值创新为进一步探索颠覆性创新技术演化与市场侵入提供了新的着眼点,从而为海外情境下后发企业突围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基于颠覆性创新和价值创新相关理论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并借助NVivo12对一加手机案例进行自下而上编码,归纳其演化路径。结果发现:本土后发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颠覆性创新演化模型主要由4个主范畴构成,其中异质性需求定位是颠覆性创新价值主张的前提,用户中心化技术创新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融入文化的商业化创新是价值传递的手段,市场侵蚀是价值实现的终端。结论可拓展颠覆性创新理论情境,对本土后发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具有实践价值。     

平台组织产品创新网络模式研究

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从企业内产品创新环节间互动视角探索平台组织产品创新模式,归纳平台组织中各产品创新环节的行为内涵,发现各产品创新环节间的互动特征,并以此描述平台组织产品创新模式。结果显示,平台组织通过网络模式获得快速响应用户需求变动并实现产品创新的能力,该模式具有独立发起、任意桥接及共利协调三方面互动特征。具体而言,平台组织通过内部组织单元独立发起各产品创新环节,提高其对环境变动的响应速度;任意桥接扩大了各产品创新环节间的互动范围,减少了互动真空地带;共利协调则通过控制各产品创新环节间的共同利益,提高对产品创新质量的控制力。结论扩展了平台组织产品创新模式理论内涵,同时,丰富了基于平台架构的产品创新理论体系。     

颠覆性双元创新对数字产业技术融合的影响研究 --市场与技术的联动效应

颠覆性创新是数字产业突破在位企业封锁,掌握技术主导权的核心动力。多维度的颠覆性创新政策能否真正促进数字产业技术融合度的提升,行业中其他企业又扮演何种角色？本文围绕技术与市场两个维度,基于数字产业中具有代表性智能制造业的研究数据,运用双元创新理论,探讨探索与利用两种颠覆性技术创新政策影响数字产业技术融合的异同,以及技术距离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并比较颠覆性技术双元和颠覆性市场双元之间不同的联动效应。采用逐步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颠覆性技术探索对技术融合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技术距离正向调节颠覆性技术探索与技术融合度间关系;(2)颠覆性技术利用与技术融合度呈倒U型关系,且技术距离正向调节颠覆性技术利用与技术融合度间关系;(3)不同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和颠覆性市场创新联动关系对企业技术融合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具体来说,在企业选定颠覆性技术探索战略的情境下,颠覆性市场双元对数字产业技术融合度不会产生明显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在企业选定颠覆性技术利用战略的情境下,颠覆性市场探索对数字产业技术融合度表现出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企业创新网络对产业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首先引入双寡头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特定区域中企业创新网络与产业创新效率的联系,再以我国专利数据与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综合运用随机前沿面分析方法与面板门槛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企业创新网络对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产业创新效率较低的区域,区域内、区域间及区域整体企业创新网络的密集程度都对产业创新效率有抑制作用;在产业创新效率较高的区域,区域间企业创新网络的密集程度对产业创新效率有促进作用,而区域内、区域整体企业创新网络的密集程度与产业创新效率呈倒“U”型关系;区域内企业创新网络的密集程度比区域间高的地区拥有更高的产业创新效率。     

跨界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元分析发现与未来展望

跨界作为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备受关注,然而因缺乏统一的整合框架,两者关系研究结果呈现出差异性。为厘清两者关系,应用元分析法对86篇跨界与企业创新关系文献进行整合分析。结果表明,跨界与企业创新有较强的整体正相关性,但研究结果存在异质性。在研究层级方面,不同层级下两者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在团队层级两者的相关度最高;在行业类别方面,不同行业类别下两者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制造业企业跨界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最显著;在文化情景方面,不同文化情景下两者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中国文化情景下,跨界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显著。最后,就跨界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空白点和未来方向进行了研究展望。     

平台内网络效应与跨平台网络效应作用机制研究

网络效应作为商务平台发展过程中重要研究对象,其实现是潮流效应（Bandwagon Effect）、规模效应（Scale Effect）、羊群效应（Herding Effect）、市场中介效应（Market-mediated Effect）和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大众生产（Peer Production）、大规模协作（Mass Collaboration）、共享经济（Shared Economy）等新生产方式的产生,平台为更好地发挥新时期用户的“产销者”作用,提升平台综合竞争力,开始构建平台组合以形成跨平台网络效应。基于对国内外学者的文献梳理,拓展了网络效应研究的一般思路,从新经济环境下的多平台竞争模式出发,探究平台内网络效应和跨平台网络效应的形成途径和作用机制,挖掘跨平台网络效应的主要表现形式,具体包括“新平台+旧平台”模式、“平台+在线论坛”模式和“平台+开源社区”模式。最后指明未来互联网商务平台网络效应的研究方向,以期为国内外从事网络效应研究的学者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