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创新政策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与构建

创新政策内容主体包括供给导向、需求导向和环境支持导向等创新政策,创新政策评价指标包括政策协同度、政策强度和政策完善度3个维度。采用政策赋值量化法与模糊数学方法构建多维评价指标,指出在创新政策设计中,我国应更多采纳需求导向型和环境支持导向型创新政策体系,更加关注创新政策协同度和完善度,以引导创新型企业、创业型大学和创新中介机构在创新资源配置中发挥主体作用。     

创新创业政策对区域新动能支撑效率的多视角分析

创新创业政策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以我国创新创业系统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构建了包含科技投入、教育投入、人才支持、创业孵化、平台建设和税收优惠6个政策工具在内的创新创业政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EA和Malmquist指数法分析了2014-2016年创新创业政策对区域高新技术企业及创业企业的支撑效率。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我国创新创业政策对区域新动能的支撑效率总体较高,但是地区间的政策落实效果略有差距,各省市呈现较大程度的不平衡特征。深入挖掘发现,部分地区暂未形成规模效应,在资金配置结构、人才利用效率、税收优惠额度、政策绩效产出等方面存在较大改进空间。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据此,提出推进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完善创新创业政策体系、消除技术进步制约因素、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等政策建议。     

区域科技创新政策设计理论框架构建

依托政府机关门户网站、中国知网等互联网资源,对2000-2012年山东省省直部门以上发布的关于科技创新的政策文件进行了检索与筛选,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政策文件的发布时间、制定部门及内容进行了统计分析。系统归纳了山东省科技创新政策设计现状,结合科技创新政策设计理论,构建了区域科技创新政策设计的理论框架,并讨论了相应的实施要点。     

区域创新系统的构建应强化创新网络的功能

区域创新系统的构建是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而系统功能发挥的关键在于区域创新网络功能的发育。着重论述了区域创新网络的结构和功能，并就网络结构的建设进行了探讨。     

德国政府的区域创新政策和实施细则

1990年 10月德国重新统一，原东德地区成为德国的新联邦州并展开了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和深层次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变革对创新能力提出了巨大的要求。创新能力意味着竞争能力。创新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主动性、创造性和能力。而创新来源于人，来源于人的创造性、人的能力、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勇气。创新也需要伙伴之间通过合作发挥出各自的优势。掌握这些创新要素就必须将教育、科研、企业、政策、管理和各类协会及联合会的各类人才集中起来展开密切的合作。而地区性的发展为这种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各种信息…     

创新政策还是产业政策:区域创新政策悖论及启示

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是区域创新政策的两个方面,二者既有内在一致性,也有冲突与矛盾。对区域创新政策进行界定,分析区域创新政策两方面内容,即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对二者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它们是互补和相互促进的,指出了两者存在的关系悖论,提出了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融合的观点,以及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实践中的具体对策。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创新网络透视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十一五”规划提出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创新发展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通过一种什么途径才能够使“东部领飞、西部跟进、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四大方略既分别实现，又不失偏颇；既分别发展，又有机协调，进而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呢？笔者认为，区域创新网络正是这样的崭新途径。本文在对区域创新网络的内涵，特点及功能进行简要概述的基础上，对区域创新网络的构建路径做了初步探讨。     

区域创新网络的形成研究

文章讨论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创新网络形成的原因、过程和理论基础.在一定条件下,一定地区内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政府及中介组织之间的以创新为目的的互动就有可能形成区域创新网络,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文章认为区域创新网络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价值链分立与整合的过程,最后得出了区域创新网络是市场自发选择过程的启示.     

区域创新网络建设与发展展望

从区域创新要素构成分析入手,探讨了区域创新网络的特点,结点,资源流动规律及企业在区域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区域创新网络建设的措施与建议。     

区域创新网络的实质及其意义

区域创新网络理论是近10年来国内外经济界、地理界、产业界共同关注的理论前沿。从理论抽象上看。它是一种兼具市场与组织优点的“中间性体制”组织，既可以解决外部“市场失效”，又能够克服内部“系统失效”；从方法论视角看，它是一种相对于市场范式和等级组织范式而言的网络范式，是现代经济中自由放任与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从实践角度看，它是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制度框架，是缩小区域差距、实现统筹发展的一揽子方案。     

创新政策制定的跨部门协调机制

国家创新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创新政策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多部门推出的创新政策“组合拳”关乎国家创新能力的命脉。因此,实现多部门协同创新即跨部门协调合作显得至关重要。中美两国最初以不同方式组建了国家创新体系,美国以市场为导向,中国以政府为导向,其结果是美国形成了“官产学研用”创新模式,中国仍停留在“官产学研”阶段。在创新政策制定过程中,美国形成了“制衡-合作”的跨部门协调主导模式,中国形成了“等级-线性”的跨部门协调主导模式。对比研究发现,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存在创新转化能力弱的问题,而跨部门协调存在协调范围窄、协调方式单一、协调时效性滞后、协调不规范、主体间协调沟通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区域知识创新价值流动GERT网络模型

构建了区域知识创新价值流动的GERT网络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各创新主体间知识创新价值的传递及增值过程,揭示了区域知识创新价值流动的内在规律;通过算例分析,测算了不同政策冲量对区域知识创新价值流动GERT网络各节点概率、知识创新价值增量、方差、创新价值增值系数等指标的作用效果。研究表明,在知识转化阶段提供政策扶持,并选择人力资本投入作为政策扶持的着力点,可以最大程度地推进区域知识创新价值流动。     

企业创新网络:演化、风险及关系治理

随着创新过程的演进,企业创新网络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创新任务由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市场创新依次转换。不同阶段企业创新网络环境在结构、关系和知识方面的特征,给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市场创新带来不确定性,从而产生了市场风险、关系风险和锁定风险。在对企业创新网络不同阶段风险产生机理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从关系治理角度提出关系契约、关系交易和关系调节三大风险治理机制。     

企业创新网络声誉治理研究综述

声誉治理对企业创新网络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声誉治理研究相关文献,全面回顾与系统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理清企业创新网络声誉的内涵及特征;明晰企业创新网络声誉治理动因,归纳企业创新网络的声誉治理机制,总结企业创新网络的声誉治理绩效;最后探析当前企业创新网络声誉治理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创新过程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研究

针对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构建存在的理论基础薄弱、涵盖面不全等问题,从科技创新的主要特点及科技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基于政府作用角度构建了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框架,并对比分析了中美两国近期实施的供给面、需求面和环境面科技创新政策,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创新政策工具组合、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研究

基于2008-2018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创新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均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数量增长，需求型创新政策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②需求型、环境型和供给型创新政策两两交互项能够显著提高基础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并显著增加创新数量，但对创新质量均呈显著负向影响；③需求型与供给型以及需求型与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协同互补性特征，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竞争性特征；④基础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质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技术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数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创新政策工具组合、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研究

基于2008-2018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创新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均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数量增长,需求型创新政策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②需求型、环境型和供给型创新政策两两交互项能够显著提高基础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并显著增加创新数量,但对创新质量均呈显著负向影响;③需求型与供给型以及需求型与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协同互补性特征,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竞争性特征;④基础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质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技术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数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地方政府创新政策工具偏好测量——基于四川省政策文本的分析

创新是提高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方式,我国各级政府均高度重视并出台系列政策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四川省承担着西部地区转型探索的重任,为全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贡献了宝贵经验。从政策文本分析视角,构建政策工具—企业生命周期二维分析框架,借助NVIVO11和UCINET等软件对2012-2020年四川省颁布的82份创新政策文件进行政策内容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四川省对创新给予了全方位激励和规制,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政策发布数量呈现平稳到快速增长再到缓慢回落的趋势,政策效力偏低且可操作性不强;政策颁布主体虽呈现多元化态势但联系不够紧密,形成两个小群体,即以科技厅、财政厅、发改委为代表的执行主体,以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委办公厅为代表的规划主体;政策工具应用存在过溢或缺失,呈现重供给、轻需求的工具偏好,政策工具作用目标取向模糊;工具应用与创新主体生命周期不匹配,工具内部结构分布不均衡。     

A Framework for Policy Oriented Innovation Studies in Industrialising Countr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re is increasing need for the integration of policy considerations in the formulation of research questions a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alytical work in policy oriented innovation studies. Despite the fact that Evolutionary and Innovation Studies theories have offered new ways of incorporating policy, little explicitness in this regard has yet been achieved and there is a risk that academic research following the new perspectives will be of little relevance for policy. Rather than a ‘linear process’ starting with empirical research aimed at linking competitivenes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o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d aimed at identifying ‘best practice’) followed by very abstract and un-grounded ‘policy implications' - a new type of link between positive and normative economics in the field is required. Our approach suggests a new structure for policy-oriented and policy-relevant research, i.e. the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on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with research on poli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 poli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