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动力是研发的直接效应还是溢出效应

通过改进的菲德模型,分离出研发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别讨论了研发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终识别出经济增长的动力。理论模型表明：研发的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而研发的直接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决于在要素边际收益上研发部门与生产部门的相对大小;短期内,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但长期看,研发驱动经济增长,动力来自研发的溢出效应;应用研发始终促进经济增长,而基础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经济政策不会改变研发的溢出效应,但可以改变研发的直接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基础研发的溢出效应和应用研发的直接效应。     

经济增长动力是研发的直接效应还是溢出效应——基于改进菲德模型的研究

通过改进的菲德模型,分离出研发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别讨论了研发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终识别出经济增长的动力。理论模型表明:研发的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而研发的直接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决于在要素边际收益上研发部门与生产部门的相对大小;短期内,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但长期看,研发驱动经济增长,动力来自研发的溢出效应;应用研发始终促进经济增长,而基础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经济政策不会改变研发的溢出效应,但可以改变研发的直接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基础研发的溢出效应和应用研发的直接效应。     

中国区域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资效应的实证研究

采用新增长理论模型的投资效应分解方法,将信息网络基础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分解为直接投资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利用2003—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工具变量法测算了各地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投资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具有显著而积极的直接投资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但间接溢出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总体而言,中国地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TFP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地区差异。     

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都对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创新是促进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创新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无论是产品数目的增加还是质量提升都来自于企业的研发投入.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尤其是进口贸易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一国之外的研发活动通过贸易可以实现对本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即贸易活动存在着“溢出”的效果.     

基于四维分解的FDI溢出与城市经济增长研究——以珠三角为例

本文研究珠三角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根据溢出的途径将溢出效应分为投资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贸易溢出效应。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珠三角各市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以及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差别明显,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存在与否与城市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珠三角沿海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明显强于内陆腹地城市。最后为珠三角进一步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及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动力与溢出效应——基于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产品多样化模型,推演出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动力模型。采用2000—2013年中国242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结合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考察了TFP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城市TFP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城市TFP增长主要受到本市与临近城市的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的双重作用;城市的研发投入对自身TFP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但对周边地区TFP增长的影响不明显;相邻城市的人力资本对TFP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人力资本对TFP增长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一个中介效应检验

利用我国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引入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两个中介变量,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结果显示,总体上我国OFDI未显现出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呈弱负效应,但通过以下两条路径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正向效应,即"OFDI→国内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OFDI→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看,东部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为负值,中部地区的正向直接效应最为显著,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OFDI通过国内研发投入产生的间接效应,仅在西部地区较为显著;OFDI通过促进国内研发投入再带动人力资本产生的间接效应,在东中部为正、西部为负。     

我国房价波动与货币政策关系研究--基于风险溢出效应的分析

本文以房价波动与货币政策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利用VAR-MGARCH-BEKK模型对货币政策是否需要关注房价波动及具体的关注程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均值溢出效应的检验结果看,经济增长与房价波动之间、房价波动与货币政策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均值溢出效应,货币政策应关注房价波动;从波动溢出效应的检验结果看,经济增长与房价波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房价波动与货币政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货币政策不应对房价波动进行直接干预,而应采取间接关注的手段来对房价波动做出反应。     

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

选取2006-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具有动态、积极的正向连续性特征。在直接效应方面,本地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周边地区技术创新呈显著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呈显著负向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呈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融合缓解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程度,提升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的促进效果。在间接效应方面,产业结构转型是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中间传导环节,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均为正向中介效应。本地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周边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小于间接效应。     

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利用我国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引入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两个中介变量,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结果显示,总体上我国OFDI未显现出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呈弱负效应,但通过以下两条路径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正向效应,即“OFDI→国内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OFDI→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看,东部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为负值,中部地区的正向直接效应最为显著,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OFDI通过国内研发投入产生的间接效应,仅在西部地区较为显著;OFDI通过促进国内研发投入再带动人力资本产生的间接效应,在东中部为正、西部为负。     

城市化对非农产业的溢出效应——基于面板VAR模型

本文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利用东中西部1998—2009年的数据和面板VAR方法考察了城市化对非农产业发展的溢出效应。结果发现:城市化的溢出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间是非均衡的,并成为拉大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东部较高的城市化率通过人力资本积聚对非农产业产生显著溢出效应;中部城市化溢出不明显,其非农产业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工业自身的累积循环效应;西部城市化溢出作用非常微弱,其产业发展模式呈显著资金推动特征。本文据此提出,中西部应采取更加主动的城市化政策来吸引人力资本集聚和技术进步,以更好实现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目标。     

基于ISM的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以往文献分析整理出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因子,继而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在此基础上构建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ISM),探讨各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发现技术极差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技术溢出效应最直接的因素,而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市场开放程度等共同构成了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核心因素,而产业集中度,技术人员比例,地理位置等是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基础因素。     

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在中国的检验:1988—2007

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投资既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溢出效应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在许多文献中得以验证,而国内有关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和溢出效应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收集中国各省份1988—2007年的面板数据来验证三大网络性基础设施(即交通、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溢出效应;能源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这主要是由我国的能源使用效率低所决定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将会继续加速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国际化,从而形成未来我国持续、稳定高增长的强大动力。     

基于三维距离的省域创新绩效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2010-2019年28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研究省际创新绩效溢出效应空间格局,分析三维距离对省域创新绩效空间溢出影响,探索通过区域创新能力构建促进创新强省创新绩效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省域创新绩效由低向高增长阶段对邻近省域产生回流效应;在高位增长阶段,对空间邻接和地理距离邻近、经济水平差距大的省域具有回流效应;对空间邻接、地理距离邻近和经济距离邻近省域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原始创新力对区域创新绩效溢出效应的促进越明显,且呈倒U型曲线趋势;经济水平差距是技术创新力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差距的关键因素;空间邻接和地理距离邻近是成果转化力空间正向溢出的关键因素。     

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工农业乘数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构建工农业内生增长模型,考虑了工业与农业生产率差异和工农业溢出效应,分析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工业部门资源配置优势以及全社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工业部门因其生产率优势、溢出效应而具有资源配置优势,但农业发展滞后也会限制工业资源配置优势扩大;同时,全社会经济增长受工业增长、工业对农业溢出效应及农业增长共同影响。因此,工农业既存在资源竞争,又存在协调发展需要。     

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行业和地区分异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6—2015年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显著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但过度集聚会对周边地区经济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有效促进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在东、西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西部的本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在中部地区存在负面空间溢出效应。此外,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改善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也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我国大学知识创新溢出效应与路径机制研究

从大学知识创新溢出路径视角,运用SEM路径分析方法,对2001-2009年我国25个省级行政区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探讨了次区域层面的大学知识创新、大学创业与区域经济绩效间的关系,并揭示了大学知识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和区域经济绩效影响的溢出效应与路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知识溢出通过人力资本载体与知识商业化两大渠道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绩效提升。其中,大学知识溢出对高技术产业的促进,主要通过技术转让和校办产业等大学创业活动实现。但是,对于整个区域经济而言,大学知识溢出主要通过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而不是大学创业活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此外,大学知识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也起到一定的直接促进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考察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存在区域差异.全国、东部以及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全国和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要远远小于其长期效应.     

中国省际创新知识的空间溢出效应测度*——基于地理距离的视角

本文利用2002-2012年中国31个省域统计数据,基于地理距离视角实证研究了中国省际外显、内隐知识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地理边界。本文研究发现,中国省际外显知识和内隐知识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外显知识空间溢出效应大于内隐知识空间溢出效应。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外显、内隐知识空间溢出效应均呈现下降趋势,但外显知识空间溢出效应在1 000千米范围外快速下降,而内隐知识在1 100千米范围外已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空间溢出效应。与简单增加研发人员和资本相比,促进研发人员交流互动及优化资本结构更能促进地区知识增长。\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吸收能力视角的研究

在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03—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全国范围尚未显现,但研发投入强度、人力资本水平、与东道国技术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政府支持研发力度等表征母国吸收能力的影响因素能够显著促进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全国范围内扩散。分地区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并且除金融发展水平外,其他吸收能力因素均显著促进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其中人力资本水平的贡献程度最大。东部地区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先进技术吸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全国范围内的显现。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未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尚未显现,除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外,其他地区吸收能力因素均未对本地区逆向技术溢出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