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空间格局分布与演变特征

从经济发展、社会包容、民生福利和绿色可持续四个维度,对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状况展开深入评价,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空间格局与演变特征。研究发现:从分布特征看,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从变动趋势看,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以2013年为拐点,呈"U"形变化趋势;从空间相关性看,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空间集聚程度总体不断增强,水平较高地区与较低地区在地理空间分布上较为集中,且表现出较为稳定的空间分布格局;从驱动因素看,2013年前民生福利和绿色可持续领域的竞相上升促进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由集聚走向平衡,随后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空间集聚性的大幅提升打破了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趋于平衡的发展趋势;从收敛态势看,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落后城市对领先城市的追赶效应显著。     

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分异及其驱动因素

文章从农村包容性绿色生态、农业包容性绿色生产、农户包容性绿色生活3个维度考察2010—2020年中国省域层面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并分析其时空分异性与驱动因素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呈波动式上升趋势,2017年之前,呈现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分布格局;2017年之后,中部地区逐步实现对东北部地区的赶超。(2)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空间集聚特征,高—高集聚区主要位于东部,低—低集聚区则主要位于西部;全国及四大区域内部存在不同程度收敛趋势,东部地区收敛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区域内差距正在缩小。(3)城乡融合发展、农村创新创业、农业绿色基础设施投入均能够提升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包容性绿色生活方面。同时,农业绿色基础设施投入对包容性绿色生态存在积极影响。应当持续优化乡村绿色发展政策效能,实现农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户参与分享生态价值的协同增效,通过创新创业引领一二三产业高质量融合,以带动乡村绿色消费为着力点,完善和拓展城乡融合发展功能布局与总体规模,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区域协作和绿色融合总体布局。     

基于社会机会函数的中国沿海地区包容性增长研究

包容性增长是确保所有人公平享有社会机会的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基于社会机会函数,采用机会曲线、机会指数和机会公平指数,分别从省级和市级层面测度中国沿海11省市2000—2014年的财政、教育、医疗、就业和生态机会,并给各项机会赋权得出包容性指数,结果显示:从机会的包容性来看,沿海地区财政机会在市域及省域之间均有较大差距;教育机会减少的同时教育机会包容性呈现逐渐低水平化趋势;医疗机会增长较快,具有良好的包容性趋势;就业机会相对稳定;生态机会趋于平等。从机会的地区性来看,沿海地区包容性指数整体水平在提高,江苏省呈全面均衡的包容性状态,但沿海地区整体而言未实现包容性增长。最后文章对政府如何实现沿海地区的包容性增长及反贫困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区域差异与收敛——基于Zenga指数分解

文章基于2010-2018年中国287个城市数据,从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绿色生态三个层面构建了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ESG分析框架,并采用Zenga指数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地区差异与空间收敛.研究结论认为:一是从总体上,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IGG)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其中经济增长与社会包容维度上升较快,绿色生态增长缓慢;二是IGG的Zenga指数呈波动式下降趋势,组间差异远大于组内差异;三是IGG存在空间条件收敛,社会包容的收敛速度最快,经济增长和绿色生态的收敛速度相当;四是IGG还存在俱乐部空间收敛,其中领跑者的收敛速度最快,跟随者的收敛速度最慢.为此,研究认为中国需制定合理的包容性绿色增长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加强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扬长补短,以期加快实现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目标.     

基于两阶段混合网络结构SBM模型的中国省域绿色发展效率研究

一个省域的绿色发展即要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将社会因素考虑在内,文章将省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系统分成两阶段、三系统的复杂网络结构,又将追求效益阶段分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并行子系统,并与环境污染治理阶段串行,构建两阶段混合网络结构SBM模型,评价了中国29个省域2007—2016年的绿色发展效率。研究得出:多数省域的绿色发展效率偏低,但近年来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平均绿色发展效率高于中部、西部以及全国平均水平;上海、山东、广东、天津等为绿色发展效率较高地区,而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急需提高;通过松弛变量确定投入产出冗余度和不足度,找到与理想状态下的差距。最后,为了省域更好地实现绿色发展转型提出相关建议。     

人工智能、承接能力与中国经济增长——新“索洛悖论”和基于AI专利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主要经济体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中存在的新“索洛悖论”现象为起点,对人工智能技术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一代自动化技术和知识生产元技术,可以通过要素替代、效率提升和知识创造等多条传导机制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基于我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人工智能技术仅对我国经济增长规模产生了提升效应,对增长速度和效率的提升并不显著,在宏观层面呈现新“索洛悖论”特征,省域发展阶段和承接能力差异是背后的主要原因。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技术收益难以通过地理位置或经济水平相近而溢出至邻近省域。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省域承接能力的限制和调节,市场规模和研发投入对欠发达地区的约束较强,产业结构则使东部领先省域的部分技术收益受阻,而我国省域间产业布局缺乏协同配合则有可能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长期发展和增长提升潜力形成负面影响。为更好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方向、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提升后发地区增长规模和速度、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区域创新能力和创新环境。     

中国省域经济脆弱性的综合评价及其空间差异分析

经济脆弱性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在脆弱性理论框架下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济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拓展了脆弱性研究的新视角。根据脆弱性理论中VSD评价模型,从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自然—资源—环境子系统中选取经济敏感性指标22个,经济适应性指标25个,运用熵值法、多级可拓评价方法、空间差异分析方法,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省域经济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和空间差异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省域经济脆弱性差异较大,西部地区省域经济脆弱性较高,经济脆弱性波动幅度大;省域经济脆弱性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省域经济脆弱性类型显著增加。(2)经济脆弱性的区域之间差异逐渐增大,区域内部差异是经济脆弱性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呈现区域不平衡突出且有加强的空间格局特征,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呈现区域不平衡性处于减弱的空间格局特征。(3)经济脆弱性空间结构演化趋势呈现波动性的变化特征,2011年后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离趋异加强的态势。     

中国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中国2012—2020年各省份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并利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结果显示,省份间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差异呈现缩小态势,落后省份的追赶成效开始显现,但与领先省份间的差距仍然较大;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和东北地区省份农业绿色生产效率领先于中西部地区,整体呈“中部塌陷”分布格局。进一步研究发现,农业科研财政拨款、城镇化率、农业生态补偿政策等因素均是促进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增长的重要原因,而农作物受灾面积、农业机械投入强度会显著抑制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提升。在控制省份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后,各影响因素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方向及显著性保持不变。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极化的时空分析

借鉴国外相关差异系数和极化指数等系列数理公式,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2000-2010年连续11年为研究时段,定量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极化的演变过程和格局.结果表明:近10年的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和极化演变趋势基本一致,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从演变格局来看,东部地区的经济差异和极化较为显著,西部地区经济差异与极化扩大增强较快,东北地区的经济差异和极化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中部地区经济差异和极化较小,却呈现逐步扩大趋势;就省域而言,大部分省域内部差异和极化的变化正向关联.     

中国交通运输业与旅游业融合态势的区域差异及空间格局演变

利用2006—2015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业与旅游业的相关指标数据,运用耦合协调理论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结合ArcGIS10.2软件和GeoDa0.95软件,分析了中国交通运输业与旅游业的融合态势及其区域差异和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结果表明:中国交通运输业与旅游业的发展并不平衡,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偏低;中国四大经济区域的两业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中国省域两业融合态势呈现出东高西低的"三级阶梯"空间分类特征;中国省域两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向集聚性,且呈逐年提升态势;中国各省域两业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非均衡化发展态势,两级集聚现象较为明显。     

省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估算我国30个省域2001—2018年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上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其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中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受到技术效率的拉动并在样本期内以0.8%的速度增长,技术进步没有改善。西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一直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2012年之前,东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位居前列,2012年之后,东部和中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交替领先其他地区。省域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差距不断缩小,截至2018年已有29个省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处于较高水平。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发现:产业结构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财政分权,以及研发投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面向区域创新发展的地市级包容性创新能力测评研究

对现有研究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包容性创新能力的概念及其构成维度,分别从低收入群体需求、包容性创新主体、支持条件、创新环境和创新产出5个维度构建了区域包容性创新能力的理论测度量表和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对陕西省10个地市的包容性创新能力进行测度。结果显示,陕西省各地区的包容性创新能力水平差异较为显著,总体呈现西安地区>关中地区>陕北地区>陕南地区个梯度等级。进一步选取10地市面板数据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对包容性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收入差距较大地区的包容性创新能力较低,地区开放度高有利于包容性创新的扩散,农业人员占比过高不利于包容性创新的开展。     

金融科技能提升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强调绿色发展、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协调并进,是判断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本文以2011—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指数显著提升,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金融科技能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增加环保投资以及激发创业活力提升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对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城市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加快实现经济绿色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双重红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评价研究

根据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的内涵构建了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省域1986—2006年度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状况呈现"少数领先且独特性强,多数集中而差异性小"的显著特征。     

中国区域技术专业化与经济增长——基于专利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专利数据构建技术专业化衡量指标,测度2001-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技术专业化系数,展现专业化模式的区域差异以及变动规律,并利用门限面板模型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技术专业化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省域技术分工系数总体呈现西高东低的区域特征,并出现先增后降的变化趋势;只有少数地区能在高新技术和高机会技术领域实现专业化,大部分地区仅在自身优势产业所对应的技术领域实现专业化;技术专业化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创新能力较低时,技术分工将促进经济增长,而当创新能力较高时,技术分工的作用不显著,且不同领域专业化会产生不同效果。     

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演变特征分析

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EBM模型对2000—2018年中国省域包容性绿色效率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2000—2018年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V"字型演变趋势,空间上表现为东部西部中部的不均衡特征。(2)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的空间关联呈现中心—外围的圈层式复杂网络结构形态;包容性绿色效率在省际间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多重叠加特征和网络稳定性不断增强,但整体关联网络的等级结构较为森严。(3)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省份溢出效应明显,属于边缘行动者;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具有显著"虹吸效应",既是关联网络中的中心行动者,又兼具"中介"和"桥梁"的功能。(4)块模型分析表明,京津和长三角属于"净受益"板块;西北、西南和东北部分地区属"净溢出"板块;广东、浙江和福建属于"经纪人"板块;东北、华北地区省份属于"双向溢出"板块。     

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2009—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莫兰指数,实证分析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增长态势;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存在地域差异,呈东部、东北、中部与西部地区依次递减态势;中国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有明显的集聚效应。据此,提出完善绿色创新资源配置、优化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等实践建议,以有效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协同推进。     

绿色发展水平对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中介效应

通过使用TOPSIS模型评价绿色发展水平,得出中国省域绿色发展水平综合得分,然后提出假设,建立中介效应模型,使用Bootstrap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对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劳动力就业结构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表明:东部发达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较高,西北地区和东部部分省份绿色发展水平较低;绿色发展水平正向影响劳动力就业结构,绿色...     

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测量与评价

本文首先对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由4个维度、7个领域、13个指标组成的包容性增长指数;然后对评价指标赋权重,形成了一套包容性增长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最后,运用该指标体系对1990-2009年中国的包容性增长进行了测量,并根据测量结果提出了建议。评价结果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包容性趋势,经济增长迅速并且带来了就业增长,提高了人的基本能力和基础社会保障水平,但是中国包容性增长整体水平比较低,并且发展缓慢,收入不平等越来越显著,成为中国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巨大障碍。因此,应该从实现机会平等角度设计政策,追求经济增长的包容性。     

“十二五”规划方向浮出水面 弱化经济增长指标

以改善民生、破解制约发展深层次矛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依托，通过经济、环境、社会再调整，寻找最佳路径去实现经济绿色发展与包容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