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时期对“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对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研究之二

(一) 雍正对于“生息银两”制度的大加整顿和大幅度地调整政策,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3,《内务府、恤赏》条登载:“雍正元年(1723年)奉旨:发内库银九十万两生息,所得利银赏给八旗并内府三旗官员兵丁,以济婚丧之用”;钦此。钦遵。“议定:此项银按一分生息,所得息银,八旗满洲、蒙古,每旗每月预领银一千两,备婚丧恩赏之用。用过数目,于次月咨府,再按用过之数补给。”有些研究雍正问题的师友,对于雍正在元年对上述问题所采取的措施,评价较低,认为“这是临时性的补助,对八旗生活所助有限。”笔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对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研究之三

雍正在位十三年,于1735年去世,继位的是他的第四子弘历,是谓乾隆皇帝。乾隆和他的祖、父康熙、雍正,都是勤政而有作为,在治国施政等方面均有自己定见的皇帝。在他们各自的主政期间,在所执行的政策中都明显地体现着所处不同历史背景而形成的不同对策,体现着个人的政见和风格特点。其实,甚至在康熙和乾隆本人当政的初、中、后期,也同样存在着某些歧异,也处在自己的演变过程之中。     

关于清代生息银两制的兴起问题─—清代生息银两制度考论之一

关于清代生息银两制的兴起问题─—清代生息银两制度考论之一张建辉一生息银两是清王朝的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制度，也是清代官款生息的一个表现方式。①它的运行与官田地租、商品流通、金融周转、工矿交通等社会生产领域关系甚为密切，又为皇室机构、各级政府衙门和八旗绿...     

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对国家兴衰的尝试性探索

<正> 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即个人理性),那么究竟为什么人们要去设计并创造出与自身利益不甚吻合、或干脆是背道而驰的制度(即“制度悖论”)?在假定了“制度→人类选择→经济结果”之间的唇齿关系之后,这个问题的提法就变成了如下形式:为什么部分民族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要去选择、或干脆说是默认了使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或地区长期停滞或趋向衰败的制度?本文试图解答的便是这样一个问题。     

商业模式决定企业兴衰——从“富士”和“苹果”公司谈起

<正>柯达留恋辉煌富士断臂求存2012年1月底,柯达宣布向纽约州的地方法院提交破产保护文件。柯达表示,将会把从花旗集团筹集而来的9.5亿美元用于其重组业务,建立提升生产率的新的业务架构,减少成本和加速转型为数字     

我国“十一五”时期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制度创新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但“统借自还”的还款机制使其只能限制在收益较高的基础设施领域,其资金扶持作用和示范效应都在减弱。随着我国发展战略重点向社会发展领域的转移,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必须开拓社会发展这一领域。为此,需要创新还款机制和推广机制,并进行规避汇率风险和减轻外汇储备压力的制度创新。     

制度缺陷与漕政危机——对清代“废漕督”呼声的深层分析

清代作为中央与有漕各省漕务联系的"桥",漕运总督没能发挥应有的中介人优势,反而陷入了社会关系学上的"齐美尔连带"中,受双方规范和习惯的束缚,失去了制度给予的自主.督漕过程中,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仓场侍郎之间分工合作,责任连带.但这种共同利益也造成他们之间职权的重叠.总漕在与他们的合作与竞争中被不断分权.作为漕务官员体系的代表与发言人,漕督反而被属下官员所控制和利用,以至于常成为一种莫名的角色.此外,清中叶以后历任总漕素质上的缺陷,也使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名不副实,地位与作用日渐下降.由此,朝廷中出现了"总漕无用论"及"废漕督"的声音,不仅表达了一些官员对漕运总督及其代表的漕政的失望,同时也是对朝廷政局、整个官僚体系的批评.清代中期以后漕运的政治生存状态反映出国家状态、政治格局、官僚系统的行政效率以及社会的变动趋势.     

科学技术对价值创造的“后向增倍效应”和“后续创造功能”——科学技术对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之一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新经济形势提出了“科学技术能否创造价值”的问题。本文认为科学技术虽然是物质财富的巨大源泉 ,但不能直接创造价值。它是通过科技劳动的方式实现其“后向增倍效应”和“后续创造功能” ,从而间接地影响价值量的创造。     

清代乾嘉时期新疆“屯垦陷阱”的出现与启示——以乌鲁木齐为中心

清朝统一新疆后,面对新疆地广人稀、极度缺粮的局面,在乾隆、嘉庆年间进行了大规模、多种形式的屯垦,尤其是持续的移民屯垦活动。在屯垦活动中,新疆土地得到大规模开发,农业生产水平空前提高,以乌鲁木齐为代表的北疆新垦地,由于兵屯范围广、移民劳动力充裕,粮食连续多年获得大面积丰收,新疆"粮荒"问题得到解决。但是,新疆随之也出现了"屯垦陷阱"的现象,表现为:首先是兵屯的高耗费与低产出之间的矛盾越陷越深,国家投入越多损耗越大,不得不多次处理兵屯地;其次是粮食大面积丰收与"谷贱伤农"的矛盾不断深化,粮价严重低于关内地区,屯民收入远远低于预期;再次是从关内移民新疆的屯民群体情绪波动严重,许多移民稍有积余就返回原籍,影响了屯垦队伍的稳定。"屯垦陷阱"的出现是新疆屯垦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与清朝乾嘉时期屯垦开发过程中缺少规划、盲目开发有关,更与新疆交通不便、物流困难、贸易受限有关。此后,清朝开始大力发展民屯经济,重视发展城市与商业的集散能力,健全城乡贸易体系。但是,新疆的"屯垦陷阱"现象所引起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有些问题一直遗留到今天。     

“文化生产力”初探——文化生产力研究之一

本文初步探讨了文化生产力概念的内涵,认为“文化生产力”是当代社会以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为依托、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以文化产业的兴起为标志和典型形态,生产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文化产品的水平和力量。     

明清时期的茶马政策述论——明清茶法研究之一

茶法在我国产生于茶叶成为商品之后的中唐时期。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于茶叶功效的逐步认识,其利益著,其法规也随之日变月更,“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可见明清时期茶法相袭,更趋完备。无疑,茶法是封建统治阶级限制和控制茶叶生产、压迫和剥削茶农、掠夺和独揽茶利的一种手段;但在我国茶业发展史上,茶法对制茶技术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福利国家”的兴衰和资产阶级财政理论的变化

二十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活动增多,财政收支的规模急剧地增长。本世纪之初,一般年度中财政支出只占国民生产总值6—7%;目前一般要占到四分之一,有些国家将近一半。财政支出总额中,失业救济、福利、教育、卫生、住房、公共设施、经济服务等项目所占比重,在世界范围内平均高于三分之二;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同家则更高些。“福利国家”的形象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注意,博得了不少人的赞赏。     

期股制度是制约“企业家腐败”的有效途径之一

我国具有创新眼光与胆识的企业家本来就十分缺乏,然而因为没有一套有效的企业家激励与约束机制,导致一些企业家因“管理腐败”行为而纷纷“落马”。实施以股票期权制,可以通过利益机制遏止企业家“管理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和谐制度理论分析模型研究——后改革时期的制度经济学思考

当前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我国改革已进入后改革时期,这是以完善与市场机制相配套的利益制度为主要目标的改革阶段。为此,笔者建构了以权利配置和资源配置互动为研究线索、以制度分析的四维展开为研究向度、以和谐三角的价值构造为评判标准的和谐制度理论分析模型,以明确后改革时期的制度调整方向。     

转型时期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市场化水平视角

制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是制度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已有研究认为制度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且也是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已有研究运用跨国数据考察了政治制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但鲜有文献关注经济制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文用樊纲等人构建的市场化指数来表示我国的经济制度,运用1997—2009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制度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市场化水平越高,经济波动越小;市场化水平提高1%,经济波动减少0.184%。本文认为,加强市场化建设是熨平经济波动、改善社会福利的重要途径。     

“摩罗丹”保卫战——“摩罗丹”的命运(之一)

省中医院的院长公然将自己研制的“保健食品”按“处方药”出售,并公开诋毁中药名牌产品——“摩罗丹”,致使企业遭受巨大损失。面对不正当竞争,企业忍无可忍,被迫拿起法律武器,要打一场——     

清代漕粮的“民折官办”——兼论清代政策变通的特点

"民折官办"是清政府针对漕粮征派的一种政策变通。清代征漕"例不改折",但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具体问题,清政府在一些特殊地方实行"民间折征,官为采办",并渐次推广;康熙时施行于河南,乾隆时推行到南方州县。然而清代政策变通具有守旧中求变、施变中仍旧的特点,因此"民折官办"的实行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在不变旧制、朝廷利益至重的前提下,原额不可变,本色上纳不可废,故此变通所带来的解决问题的成效十分有限。又因变通的目的在于完额,中央和地方均寻求简单可行的办法,故难免出现脱离实际等状况。最终在漕粮征派需要彻底改革时,"民折官办"未能成为改革的有效借鉴。"民折官办"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清代政府政策制定、实施及变通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