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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过程。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只有从这三方面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利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简单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或片面强调由劳动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红利,都是偏颇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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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农业部门就业率、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的协调度等多维度分析中国劳动力短缺问题,可以发现中国劳动力短缺属于相对短缺,而非绝对短缺。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只能有效地解决劳动力绝对短缺问题,而对相对短缺的效果较小,因此,通过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来减缓或消除劳动力相对短缺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作用并非最佳选择。解决的措施应该是通过制度创新,利用已经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充分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与率、降低农业部门就业率、提高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的协调度等途径可以及时有效地捕捉到第二次人口红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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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发生变化,我国劳动力人口结构也发生改变,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的人口红利的下降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并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尝试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就如何发掘农村劳动力潜力,从而二次发挥我国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增长,做出简单探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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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与产业转型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已经陷入劳动力成本增加和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的境地,迫切需要通过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和产业转型升级来获得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对于西部地区,则具有较多的第一次人口红利,这为承接东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条件.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口红利潜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效应,将为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工业区兴起和集聚以及产业带的形成提供条件,而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潜力和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宏观对策研究,有助于发挥西部的要素资源潜力,带来区域经济增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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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霓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9):62-65
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以及中国人口红利拐点何时到来的讨论存在较多的争议.本文从二元经济视角、人口转变视角、收入分配视角分析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库兹涅茨转折点之间的关系,由此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是否存在大幅度下降及农业工资率是否存在大幅度上升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进入刘易斯拐点;虽然中国面临人口红利的结束,人口转变优于经济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短缺;只要我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就会抵消人口红利拐点到来的负面影响.文章最后对中国是否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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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 总被引:6,自引:0,他引:6
通过把增长理论与二元经济理论相结合,并应用于中国人口转变和资本积累的分析,本文回答了中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本文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可以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因此,考察人口红利延续期,必须把人口抚养比与资本积累水平结合起来进行观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抚养比2013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并且于2013年之后迅速消失。这一结论加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紧迫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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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转变理论出发,通过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阶段的分析,得出人口红利变化会呈现倒U型曲线的一般规律,并依次经历三个关键转折点。采用增长贡献分解法对中国人口红利变化的测度结果显示,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人口红利区间,在2010年越过人口红利拐点,此后人口红利贡献率持续降低,并将在2030年转向人口负债。人口红利变化通过资本形成、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配置效率等四个维度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在基本路径、劳动要素、资源要素、政策调控和根本目标等方面进行转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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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问题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型。我国总的人口红利仍处于高峰期,但由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人口红利的实现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表现出时差性,结构性的人口红利正在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逐步转移。东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获取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继续实行劳动力转移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因此,应实行地区差别化的政策,形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级差梯度,即东部地区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中西部地区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农业现代化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而针对不同年龄劳动力进行培训、给农民工提供保障性住房、营造归属感则是缓解民工荒的长久之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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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近年来中国GDP增长开始减速,正如世界银行所说,中国已经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有学者认为其原因就是伴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有效生产劳动力资源不足带来的结果。然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人口红利消失,而是现有的经济生产方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竞争力。如果还是仅仅依靠投入大量劳动力的粗放式生产方式已经不能带动经济的持续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企业必须要转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充分发挥企业优势和技术人才,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第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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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广东加快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符合我国人口发展规律的科学决策,也是“后人口红利”时代广东发展的必然选择。尽管广东当前及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处于“人口红利”期,但传统粗放式发展的人口条件不再具备,“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劳动力结构性矛盾日益凸现。为此,如何全面提升劳动力素质,培育和汇聚与经济转型升级相匹配的高素质劳动者,促进广东由人口大省向人力资源强省转变,是当前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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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和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人口转变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如何抓住这短暂的历史机遇,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从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这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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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衰减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如何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的事实,提出利用人口城镇化破解人口红利衰减的增长难题,并基于人口红利衰减及稳增长的双重约束,探讨了合理的人口城乡迁移速度.实证研究表明:为弥补人口红利衰减带来的经济增长阻力,中国人口城镇化速度需年均提高3.53%,即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两个百分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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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挖掘人口红利空间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2015年中国16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最高峰,此后开始下降,中国的人口红利会逐步结束,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意味着过去的充足的劳动力资源、高储蓄率、人口抚养负担低的情况将改变。因为过去30年经济增长近10%,与充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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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是一个与人口变动相关的经济理论,现阶段由于生育率的下降造成"人口红利"期的缩短,给中国经济带来冲击。就"人口红利"期的缩短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不可逆性,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劳动力素质,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才能有效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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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 总被引:27,自引:0,他引:27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源于多种因素,"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前,我国的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例和劳动力配置效率.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长期看,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参与率将下降;短期看,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依然存在,不利于劳动力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是实现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的重要措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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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花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12):92-96
自2004年中国东南沿海出现劳动力短缺后,“民工荒”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个难题,同时“民工荒”问题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一方面“民工荒”有逐年加大的趋势,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却又能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传统的观点认为,农民工数量的绝对减少是导致“民工荒”产生的原因,即解决“民工荒”难题的方法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的,这就导致了“民工荒”难题是无解的,即人口红利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不相容的。而如果从新兴古典经济学视角出发,将“民工荒”难题看成是古典经济学的“两难冲突”,即劳动力稀缺程度本身不是固定的,则可以通过劳动分工来提高生产力,从而达到减少稀缺资源(劳动力)稀缺的程度,进而破解“民工荒”带来的难题,较好地解释“民工荒”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