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嵌入与精准偏离：基层扶贫治理策略及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以彭阳县小石沟村的精准扶贫实践为分析对象,考察了精准偏离过程中村干部的策略行动,并基于关系嵌入的视角分析扶贫策略行动背后的影响机制。精准扶贫在乡村场域遭遇的实践困境为村干部制造了一定的变通空间,在层级考核和基层维稳压力下,村干部采取了"道义"填补、精英分工治理与关系驱动的扶贫策略。笔者立足村干部所嵌入的关系结构,发现"碎片化"的干群关系形塑着村干部"划水治理"的行动逻辑,"分利合作型"的乡村关系形塑着村干部"唯上"的行动逻辑,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形塑着村干部"交换平衡"的行动逻辑。文章认为,探索并改造"关系"这一传统社会资源,挖掘"关系"的积极效用,可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深入推进可持续精准脱贫。     

基于村级尺度的重庆荣昌区村庄发展潜能评价与类型划分

目的 村庄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细胞单元,厘清村庄发展潜能,科学划分村庄发展类型,是乡村振兴战略差别化精准施策的基础。方法 文章基于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科学选取评价指标,构建村庄发展潜能评价体系,并以课题组于2018年对重庆市荣昌区133个村庄开展的乡村振兴专项调查研究结果为基础,开展了村庄发展潜能评价和类型划分。结果 （1）受地域人口、土地、产业等综因合素影响,荣昌区村庄发展潜能总体呈现“西北弱、东南强”的空间分异性。村庄空间发展集聚潜能已形成以城区为中心向乡村区域由高值向低值呈圈层逐级递减的区间分布态势;（2）基于乡村振兴村庄发展潜能评价,将研究区案例村庄划分为产居引领、资源提整、极化辐射3种不同的发展类型,并辅以相应的差别化发展策略或路径。结论 契合乡村振兴目标,结合村庄资源禀赋和发展潜能,划分村庄发展类型,差别化实施乡村振兴策略,对科学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江经济带多维减贫效率测算与时空演化分析

目的 测度长江经济带多维减贫效率,揭示减贫效率差异和时空演化趋势,以期为新时期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扶贫资源调整与瞄准提供决策依据。方法 文章结合多维贫困理论,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多维减贫效率进行测度,并对多维减贫效率的时空演化过程进行分析。结果 （1）经三阶段DEA调整后,长江经济带平均多维减贫综合效率从0.666转变为0.889,各地减贫效率差距较大,且多维减贫效率与地区经济发展不完全对应;（2）从环境变量影响来看,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有利于多维减贫效率的提升,而财政公共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则抑制了多维减贫效率的提高;（3）从地理区位来看,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多维减贫综合效率基本保持较高水平,且波动幅度较小,上游地区的多维减贫效率波动幅度最大;（4）长江经济带11省市可以划分为4种减贫效率类型,其中“低纯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型”为扶贫工作重心。结论 为提高新时期长江经济带精准扶贫工作效率,一方面要保证地区生产总值持续稳步增长,注重保护第一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提高精准扶贫的瞄准度,根据地区的多维减贫效率类型调整精准扶贫工作。     

政府贫困治理的多元逻辑与精准扶贫的逻辑弥合

政府主导是中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和基本特征,理解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偏离现象需要从政府贫困治理的逻辑入手。本文研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级政府在贫困治理当中遵循的主导行动逻辑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主要表现。研究发现,不同层级间政府拥有差异化的贫困治理逻辑,其中中央与省级政府在贫困治理当中主要遵循政治逻辑,地市级地方政府主要遵循行政逻辑,而县乡(镇)地方政府主要遵循治理逻辑,不同的贫困治理逻辑在实践中形成紧张关系甚至是带来目标冲突,进而导致精准扶贫实践的偏离。因此,解决精准扶贫的实践偏离问题,本文认为需要系统地弥合多层级政府贫困治理的逻辑张力,形成责权利深度融合的贫困治理机制,强化对基层政府贫困治理逻辑的支持,避免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逻辑的不当干预,以此形成政府贫困治理的强大合力,推动脱贫攻坚任务的早日完成。     

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土地要素对贫困影响分异识别研究

研究目的：精准识别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不同时期土地要素对贫困的可能影响,评估土地要素对绝对贫困的帮扶效果,为推进土地要素更为精准地实现相对贫困治理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多层线性模型。研究结果：（1）土地要素对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均具有较为突出的影响;（2）土地要素扶贫政策全面展开后,土地要素的资源和资本禀赋得到了有效改善,土地资本禀赋具有更为突出的未来改善潜力;（3）土地要素的资源和资本禀赋在各个时期都体现出了对贫困的异质性影响,资本禀赋相较于资源禀赋对于贫困均具有更强影响。研究结论：无论是在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治理中,均需高度重视土地要素的突出作用;在过去的扶贫攻坚战役中,一系列土地要素扶贫政策已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未来的相对贫困治理中亟待进一步促进土地要素禀赋改善,特别要着力重点提升土地要素资本化水平,从而有的放矢地推进更为精准的相对贫困治理。     

长江禁捕退捕政策的演进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

目的 对长江禁捕退捕政策的演进逻辑和实践路径进行研究,可为政策优化提供决策参考,对“长江大保护”国家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聚焦长江禁捕退捕政策演进,文章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对2017—2021年中央出台的93份长江禁捕退捕政策文本进行系统分析。结果 （1）长江禁捕退捕政策经历了政策发端期（2017—2018年）、政策爆发期（2019—2020年）与政策转型期（2021年）3个阶段。（2）政策颁布主体和政策文种构成随着政策演进发生变化,政策强度和效力呈现“弱—强—弱”的变动趋势。（3）需求面政策工具较为缺乏,不同阶段的政策实践路径具有明显差异。结论 提出政策优化方向,首先,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完善长江禁捕退捕管理长效机制;其次,充分发挥部门机构和政策文种的功能作用;最后,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增加部分稀缺政策工具的使用。     

农药包装废弃物多元共治的协同机制与实现路径——基于河北省3个村庄的案例观察

目的 凝炼总结河北省农药包装废弃物多元共治的模式,剖析其协同机制与实现路径,为深入推进农药废弃物治理工作提供建议。方法 文章基于协同治理理论,采用多案例研究法,从协同环境、协同结构、协同过程3个维度,探究了海市村、李营村、柳林屯村农药包装废弃物多元共治的实践模式与协同机制。结果 （1）案例村形成了政府合同外包、党建引领、经营主体带动3类多元共治模式。（2）政府政策驱动、多元关系网络构建、资源要素共享融通,协同实现了治理目标,但不同模式下协同治理机制不同。（3）协同环境的政策效力方面,海市村制度的刚性约束增能效果显著,李营村、柳林屯村的非正式制度更好稳定了协同秩序;协同结构的联结机制方面,政府合同外包中委托—代理机制保障了高回收率及低监管成本,党建引领模式中信任关系使主体间协同治理效率较高;经营主体带动模式中关系嵌入与合约治理增强了农户履约能力;协同过程的要素配置方面,海市村专项资金及数字技术支撑作用强,李营村及柳林屯村则侧重于培养协同治理人才。结论 政府应健全协同治理制度、培育协同治理组织载体、畅通协同治理资源渠道、提升协同治理空间聚合效能、增强多元主体文化认同。     

易地扶贫搬迁促进贫困村域发展研究以吉林省通榆县陆家村为例

目的 易地扶贫搬迁是助推村域重构、促进村域发展的重要手段,分析典型案例的经验与不足,对于全面实现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方法 文章基于吉林省通榆县陆家村的实地调查,客观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的过程与成效,总结易地扶贫搬迁的模式、经验、存在问题,剖析易地扶贫搬迁促进贫困村域发展的机制。结果 陆家村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后,村内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更为健全、建设用地更为集约、集体土地实现股份化改革、一二三产业有效融合、乡村治理结构有序、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集体收入和农民人均年收入均大幅提高。结论 易地扶贫搬迁可有效促进贫困村域在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组织上全面重塑提升,但当前模式存在资金筹集难、房屋不动产登记慢、原地不搬迁户的后续处置问题,在推广中应注意农民财产补偿、后续产业发展、政策适用区域、集体资产处置等事项。易地扶贫搬迁促进贫困村域发展机制为：以人为核心的政府、村委会、农户、合作社等多元主体在精准扶贫相关政策与资金的统筹支持下,将农民补偿与安置搬迁相结合、土地整治与产业发展相衔接、新村建设与生态修复相关联,形成多重保障多轮驱动的发展链条,有效消除或改善了村域致贫因素,促进村域人口—土地—产业结构优化、功能提升,从而实现村域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改善与发展。     

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研究——以新疆昌吉市为例

目的 文章分析了新疆昌吉市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提高农户参与的积极性，推动实现乡村生态环境善治格局的形成。方法 基于新疆昌吉市微观调查数据，在扩展计划行为理论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心理认知因素对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并揭示政策环境在农户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结果 （1）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总体呈现出“意强行弱”特征；（2）参与意识、效益感知对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较大，知觉行为控制影响较小，主观规范影响不显著；（3）知觉行为控制、参与意愿对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较大，主观规范影响较小，效益感知和参与意识对农户参与行为不存在直接影响，即通过农户参与意愿对参与行为产生间接影响；（4）政策环境的正向调节效应存在，表明政策环境在农户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具有显著的强化作用。结论 要保护农户环境权利，要加强环保宣传教育，要树立榜样示范作用，要提供参与机会和拓宽参与渠道，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效率的时间演进与空间分异研究

目的 扶贫的效率问题,始终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方法 文章以新疆27个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方法,对贫困县扶贫效率的时间演进和空间分异进行深入分析。结果 研究发现：（1）总体上看,新疆27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效率处于中等水平,介于69%~75%。（2）从时间发展演进来看,2014—2018年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效率呈短期波动、大体增长态势。（3）从空间特征分异来看,疏勒县、察县等9个县属于潜力型;莎车县、英吉沙县等7个县属于朝阳型;洛浦县、巴里坤县等3个县属于黄金型;阿合奇县、阿图什市8个县属于衰退型。（4）从投入产出效率来看,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投入冗余集中在农业人口规模和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在现有投入水平下,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效率在人均GDP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产出效益比较低。结论 为提升扶贫效率,针对4种不同效率形态,对精准的扶贫优化策略提出对策建议。     

产业扶贫场域内精英俘获的两重向度

在"五个一批"精准脱贫实现途径中,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根本举措。村庄调研发现,农村社会分化带来的扶贫主体缺失、运动式治理带来的扶贫开发的悖论和"条块分割"管理带来的权责不匹配给精英俘获提供了社会基础、制度基础和组织基础。在基层产业扶贫实践中这种精英俘获表现为两个向度:基层政权选择性治理带来的"被动俘获"——村庄向度上的俘获精英;项目制实践运作中,精英相互合作主动俘获扶贫项目资源——个人向度上的精英俘获。前者受制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遵循的是地方政府科层制的关系理性;后者则体现为自下而上反控制的经济理性,遵循的是乡土社会的实践逻辑。     

超大城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及障碍度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目的 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是实施乡村振兴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根基,研究超大城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耦合协调发展对促进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方法 文章选取拥有超大城市典型特征的北京市为例,通过构建北京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以熵值法和加权法对2001—2020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展开了评价,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演变规律,运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北京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 （1）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振兴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产值和教育经费是制约该市乡村振兴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子。（2）同时北京市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现为扩散的“W”型结构,2009—2018年乡村治理协调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缓慢发展阶段,直到2019年,开始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是该超大城市乡村治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3）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结论 超大城市乡村区域需要不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继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生态建设,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创新治理方式,提高自治能力;充分发挥治理内生动力,挖掘乡土文化价值;促进产业振兴,实现人才回流,以协调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共同发展。     

贫困治理中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多重摩擦和调适——基于广西G村的案例分析

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G村为例,结合乡村现实场域,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了包括县级政府、乡镇政府、村干部、村民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在贫困治理中的多重摩擦和调适。研究表明,第一,在精准扶贫的基层实践中,县、乡之间存在着财权管理者与事权承担者的摩擦,县、村之间表现出资源分配者与资源竞取者的摩擦,政府与村民之间有着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接受者的摩擦,同时作为政府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村干部则需协调双重行动逻辑。第二,为推进贫困治理工作,这些主要利益相关者运用各自的策略在部分摩擦方面实现了调适:在贫困治理政策宣传中,通过基层政府正式传达与村干部非正式沟通的结合,实现了政策动员;在贫困治理政策落实中,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村干部通过"跑项目"与整合使用项目资金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压力型体制"下通过"灵活变通"来推动产业扶贫实践;在扶贫检查中,自查中的"合谋"与抽查中的数字化评估削减了相关利益主体间的摩擦。因此,在贫困治理实践中,应注重回应各相关利益主体的需要,并构建和完善相关协调机制,从而降低摩擦成本,实现各自调适行动的效率最大化。     

2000—2021年中国农村人力资本培育积累的演进及趋势研究——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目的 以CNKI作为数据来源,通过理顺农村人力资本培育积累研究的发展过程,揭示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为农村人力资本培育积累研究的更新提供借鉴。方法 文章应用CiteSpace软件通过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和关键词突现等方法对2000—2021年国内农村人力资本培育积累有关文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结果 （1）相关研究聚焦国家政策背景、面临主要问题和培育积累建议3个重点。（2）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两大农村政策提出后,研究相继进入两个“活跃期”。（3）形成 “农村人力资本低效配置—农村人力资本流失—农村人力资本引导性回流—乡土人力资本开发”的研究演进脉络。结论 （1）当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培育积累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层面,尚未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探讨。（2）尽管农村在基础设施、居民收入、文化生活等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城乡居民在公共服务、隐性权利等方面的不平衡还未改变,对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的培育积累产生不利影响。（3）基于以上分析,认为应当立足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实际、从城乡整体看待问题、结合国家战略展开研究。     

嵌入与重构:扶贫车间对乡土社会的关系再造——基于江西省的一个案例

产业扶贫因其具备“造血功能”被认为是实现脱贫效果可持续的重要路径,“嵌入性”是理解扶贫产业及其所在的乡土社会间关系互动的分析框架,基于关系重构视角,以扶贫车间为案例,关注外部植入性扶贫工业类产业发展,探究其自身与乡土社会间的关系重塑,通过人情化管理机制、协调担保机制以及企业文化机制,与村庄的社会网络关系、利益联结关系、观念认知关系实现再造,重塑乡村产业结构、治理格局以及农民行为,从而实现扶贫产业的“本土化”运行,为今后乡村振兴战略奠定良好的产业与治理基础,丰富扶贫车间在全面脱贫攻坚胜利后的时代内涵与价值。     

微天下

陕西魏延安【乡村治理秩序的重建——费孝通《乡土中国》札记之三】乡土社会是基于皇朝教化和乡土精英相配合的自治。传统乡村社会在城镇化、工业化加速的过程中解体,但将来肯定要以新的形式重组,包括村庄形态的重组、文化的重组、人的重组,在转型中逐渐形成新的治理秩序。     

劳动力外流阻断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目的 通过分析劳动力在外流过程中能否阻断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以及研究提升人力资本在此过程中的影响,为未来相对贫困的治理提供借鉴。方法 文章基于代际传递视角,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通过构建AlKire-Foster（A-F）模型,测度我国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Logit模型研究劳动力外流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最后采用列联表分析人力资本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结果 我国劳动力外流人口整体上不存在严重的极端多维相对贫困,并且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有所改善;劳动力外流人口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存在严重且长期的相对贫困;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存在代际传递问题,并且父亲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对子代的影响明显高于母亲;西部地区存在极端多维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中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程度更深;在劳动力外流的过程中提升人力资本存量能够有效阻断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结论 父代应以身作则,正向影响子代成长;提高政府专项扶贫中人力资本扶贫资金比重,完善地方政府关于未成年子女教育和健康考核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群众普遍受益。     

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多功能权衡与协同研究——以德清县为例

目的 识别与量化宅基地多功能，分析宅基地功能间权衡与协同关系，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功能优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文章基于要素和结构识别宅基地多功能，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宅基地功能值，综合运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和生产可能性边界度量和分析宅基地功能间权衡与协同关系。结果 （1）德清县的宅基地以社会、生态功能为主，经济、文化功能为辅，不同类型村庄的宅基地多功能表现有差异：相较于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和搬迁撤并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的各项功能具有明显优势。（2）德清县的宅基地生态、社会功能间呈中度协同关系，经济、社会功能间呈中度权衡关系，经济、生态功能间呈弱权衡关系，宅基地功能权衡强度在不同类型村庄显现差异：搬迁撤并类的经济、社会功能间权衡强度最大，特色保护类的经济、生态功能间权衡强度最小。结论 宅基地功能间存在显著的权衡与协同关系，未来应结合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目标制定差异化的功能优化策略。     

中国村庄数量演变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

目的 系统研究中国村庄数量演变过程及其成因,是为科学认知乡村地域发展规律,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地域系统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方法 文章以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数据和电子地图数据为基础,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中国村庄数量演变过程、空间分布和区位特征。结果 （1）1990—2016年中国行政村数量呈大幅度下降趋势,减少幅度为29.2%。其中2000—2006年减少幅度最大,占研究期减少数量的85.54%;（2）中国行政村分布与演变的区域差异显著。华东区行政村数量分布远高于其他区域,其次为华中、华南、华北区。村庄数量高速减少省区主要分布在上海、江苏等东部省区和四川、重庆、陕西等中部省区;村庄数量高速减少县主要位在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社会经济落后、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地区。（3）村庄空间分布类型总体呈现为集聚型分布,在空间上出现2个多核心带状高密度集聚区和1个单核心集聚区,分别位于华北平原、长江中游平原和广东东部沿海地区;村庄数量区位特征显著,整体上绝大部分村庄分布在低海拔与现状水系和交通道路具有较好的邻近性;（4）乡村人口数量、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业机械总动力、大中型农用拖拉机数、农林牧鱼业生产总值等是影响我国村庄数量变化的直接因素。结论 生态环境脆弱区和地质灾害多发区、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区和城镇化水平较高区是中国村庄数量大幅度减少区。自然资源禀赋及其地域差异是村庄分布格局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城镇化发展与乡村人口转移是村庄数量减少的重要驱动力,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缓解了村庄数量减少速度,政策对村庄数量演变进程具有重要调节作用。     

乡村民宿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理与路径规范研究——以浙江省象山县为例

目的 理清乡村民宿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实现机理，弥补现有研究实现机理不清的现状，并提出共同富裕目标下规范乡村民宿发展的可行路径。方法 文章引入经典空间生产理论，结合典型案例分析方法，将构建的乡村民宿发展助力共同富裕分析框架应用于浙江省象山县的实证分析，理清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结果 （1）乡村民宿发展通过带动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实现乡村物质空间改造；（2）通过助力显化传统优秀文化资源价值、优化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实现乡村社会空间优化；（3）通过拓宽农村居民就业与收入渠道，延伸乡村产业链条，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多元化发展，实现乡村经济空间提升。（4）整体来看，浙江省象山县在通过乡村民宿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过程中，体现出目标明确、路径清晰、保障到位三大基本特征。结论 （1）高质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改善发展的物质环境；（2）借助城乡融合发展，协同推进宅基地盘活利用、乡村金融制度改革、数字化改革等相关工作，挖掘改革协同价值，提升发展的社会环境；（3）探索多元化的“民宿+”模式，延长民宿产业链条，拓宽发展的经济空间。最终，进一步夯实共同富裕物质、精神、经济基础，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