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乡村人—地—业时空耦合的状态与动态特征

目的 构建乡村人—地—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分析2009—2017年湖北省乡村人—地—业发展时空耦合特征,探讨其发展状态耦合的分异特征和时空动态耦合的类型规律。方法 文章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2009年和2017年湖北省县域乡村人—地—业状态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运用动态耦合度模型识别湖北省县域乡村人—地—业动态耦合类型。结果 2009年和2017年湖北省乡村地区人—地—业发展状态耦合度较高,呈现出“一圈一轴两片”的空间格局;湖北省乡村人—地—业整体处于初级协调状态,2009—2017年呈现出由勉强和初级协调向初级和中级协调转变发展的趋势;湖北省乡村人—地—业时空动态耦合水平整体明显低于状态耦合水平,其耦合关系可划分为人地业正向发展型、单系统发展滞后型、单系统发展引领型和人地业负向发展型4种类型,整体以单系统发展引领型和滞后型为主。结论 研究有助于把握乡村人—地—业发展的时空逻辑关系,能够为区域乡村振兴分类施策提供重要的决策支持。     

城乡融合中的耦合协调：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目的 测算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分析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性,为促进城乡融合、识别城乡发展战略的薄弱点提供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方法 文章基于城乡融合视角,构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结果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其中,菏泽、聊城等地为城乡发展的“低洼地带”;在样本期间内,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度轻微下降,城乡政策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乡之间具有较好的融合发展态势;菏泽、聊城等边缘地市存在明显的“低耦合度—低协调度”特征,城乡发展关系需进一步优化。结论 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应摒弃粗放型发展模式,结合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制定具有地域特色的发展规划。     

超大城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及障碍度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目的 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是实施乡村振兴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根基,研究超大城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耦合协调发展对促进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方法 文章选取拥有超大城市典型特征的北京市为例,通过构建北京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以熵值法和加权法对2001—2020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展开了评价,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演变规律,运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北京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 （1）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振兴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产值和教育经费是制约该市乡村振兴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子。（2）同时北京市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现为扩散的“W”型结构,2009—2018年乡村治理协调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缓慢发展阶段,直到2019年,开始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是该超大城市乡村治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3）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结论 超大城市乡村区域需要不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继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生态建设,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创新治理方式,提高自治能力;充分发挥治理内生动力,挖掘乡土文化价值;促进产业振兴,实现人才回流,以协调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共同发展。     

贵州省县域乡村空间发展评价与格局分析

目的 县域在空间地理形态上是城镇与乡村连接点,通过分析贵州省乡村发展的空间格局特征,对统筹贵州省乡村空间发展,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方法 文章通过构建贵州省乡村空间分类量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其乡村空间发展水平,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分析其空间自相关性。结果 从贵州省乡村空间发展水平的Moran象限分布来看,村落保护对乡村空间发展的影响作用在逐渐加强,乡村空间发展的高水平县域聚集在以贵阳为中心的白水河谷地区,该地区资源丰厚,利于集中发展。低值水平区聚集在黔东北的铜仁市和黔东南的黔南州,该地区多为山地和丘陵,城镇化发展水平低,部分县域交通条件较差,乡村贫困化呈现出东部、南部、西部高,中部和北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结论 贵州省县域乡村生产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其空间布局呈现较强集聚特征。     

基于“三生”功能的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与优化

目的 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关于“生态宜居”的总要求,基于“三生”功能界定农村人居环境内涵,构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探索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的内在协调机制及其时空演变规律,对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程度进行定量分析,为政府部门高水平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构建城乡协调发展格局提供决策依据。方法 文章运用熵权TOPSIS模型测算2011—2019年我国30省（市、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区域经济发展指数,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二者协调发展程度。结果 2011—2019年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呈现逐步改善趋势,但总体水平仍然不高、优化空间很大;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地区间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程度普遍较低。结论 根据量化分析结果将30省（区、市）划分为经济超前型、趋于同步型、经济制约型和低质协调型4大类型,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策略。     

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成效耦合协调研究基于黔南州喀斯特地区的实证

目的 通过对黔南州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成效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对该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在构建发展水平指标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评价2005—2019年三者系统的发展状况,通过耦合模型计算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结果 （1）黔南州石漠化治理、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成效的综合发展水平均呈显著上升趋势,三者系统发展均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强。（2）黔南州乡村旅游发展和石漠化治理的耦合大致由低水平高速率发展阶段向高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演化。两者系统耦合协调等级由严重失调逐步发展为中间协调。（3）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成效的耦合度大致分为低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低水平高速率发展阶段和高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两者系统协调等级由中度失调逐步发展为中间协调,尚存在一定提升空间。结论 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是助推黔南州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选之路。     

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评价及空间格局分析

目的 基于“三生”空间视角评价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水平并分析其空间格局特征,对制定差异化的乡村发展定位及实现乡村人居环境优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方法 文章构建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三大维度系统评价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并基于全局Moran''s I 指数分析其乡村人居环境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 （1）建模评价发现,2018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整体水平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皖中、皖南地区,低值区主要集中在皖北地区。其中,乡村生产发展水平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合肥、马鞍山、滁州,低值区主要集中在淮北、阜阳、亳州、六安、安庆;乡村生活保障水平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合芜马”皖江经济带,低值区主要集中在阜阳、六安;乡村生态环境水平的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黄山、宣城及“合芜马”,低值区主要集中在六安、阜阳、宿州。（2）空间格局分析发现,乡村人均环境水平的全局Moran''s I为0.462 5。其中,合肥、马鞍山、芜湖为高水平聚类区（HH）,阜阳、亳州、淮北、宿州为低水平聚类区（LL）。结论 （1）2018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水平存在较大空间分异,呈现“中部与南部偏高、北部偏低”的特征;（2）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水平呈正的空间自相关,其中生态环境水平与生活保障水平互为关联,两者空间分布特征也较为吻合。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潜力评价及障碍因素诊断

目的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文化、民生维度目标与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是相呼应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文章构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潜力的测度体系。方法 运用熵权法、TOPSIS、障碍度模型分析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潜力水平的时空特征及障碍因素。结果 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潜力水平总体不高,且区域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与省域相比,上海、北京和天津等大都市的潜力水平处于较高等级,高水平地区从点状分散向集聚分布格局转变,部分省域的等级呈现动态变化。结论 经济、文化、社会维度是准则层的主要障碍因素,其中文化维度的障碍度呈降低趋势,环境、社会维度的障碍度呈增大趋势;环境治理、绿化覆盖、客源市场消费能力、产业规模、居民消费水平是指标层的主要障碍因素。     

农村一二三产业与劳动力融合的耦合关系——以江苏省为例

目的 农村“三产”融合是实现“产业兴旺”的重要抓手。解析产业与劳动力的耦合互动关系,能够清晰地认知区域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为农村产业布局提供规划依据。方法 文章构建了“三产”产业融合与乡村劳动力融合的定量测度模型,并展开了江苏省地级市耦合评价分析。结果 （1）苏北乡村地区农业生产仍是重点,涉农二产主要围绕农副食品加工产业链的延伸。苏南乡村地区二三产业涉农程度低,主要涉农二产为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2）一二产业融合与乡村劳动力融合的发展水平和空间格局决定了“三产”融合的总体水平和格局,一三产业融合指数总体较低且差异较小。（3）产业融合的高值区是以“宿迁”为核心的苏北地区,乡村劳动力融合的高值区则是以苏锡为核心的苏南地区。（4）江苏省“三产”产业融合与乡村劳动力融合错位分布,空间耦合性低。随着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两系统逐步走向解耦。结论 苏北地区应加强农业产业链和增收价值链的延伸,从而增强就业粘性;苏南地区可考虑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促进“三产”融合;地方政府应在区域产—劳耦合自组织基础上,通过政策、机制创新的他组织干预促进“三产”融合和产—劳协调。     

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 定量评估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期为该省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选择2012—2021年陕西省的相关指标数据,采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模型进行分析,并结合ArcGIS软件和GeoDa软件对两者空间差异和耦合发展时序变化进行分析。结果 （1）2012—2021年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逐步缩小,趋向均衡发展,新型城镇化空间差异变化不大;（2）各区域内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乡发展不均衡性得到改善,在空间上表现为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3）随着各地区水平提升的不同,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距加大,个别城市存在明显的单系统发展滞后问题,陕南地区受区域高水平城市带动效应不强。结论 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正处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阶段,两者发展趋势呈正相关,未来需加强区域间合作,突破区位限制,推动陕西省向多元化驱动的城乡协调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结合与高质量发展。     

黄土丘陵沟壑区城乡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 受区域条件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制约,黄土丘陵沟壑区城乡发展滞后。新时期,亟待厘清区域城乡关系现状,为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依据。方法 文章以黄土丘陵沟壑区57个区县为研究对象,分别构建县域城镇化和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探讨2000—2015年区域城乡发展的协调状况,结合相关分析探析“城”和“乡”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结果 （1）区域城乡发展失衡,“城进村衰”问题加重。乡村人口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资源系统虽略有发展,但环境系统有一定程度衰退,而城镇化水平在各方面均取得较大发展。（2）区域城乡互动关系已趋稳定,城乡耦合模式以“中—中—高”、“中—低—高”为主。城乡发展协调水平总体较低,以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为主。2000—2015年,区域城乡发展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缩小。（3）城镇化对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起主导作用,而乡村的作用较弱。结论 乡村发展滞后是制约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发挥乡村资源优势、加强乡村环境治理、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将有助于提高乡村发展水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该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城乡关系现状,为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基于熵权-TOPSIS法的乡村发展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目的 基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主要考核指标,系统剖析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水平空间差异及其障碍因子,对掌握乡村发展实绩、发现乡村发展短板,纠正乡村发展偏差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采用熵权TOPSIS评估当前背景下乡村发展现状;运用“障碍度”模型,探讨影响乡村发展水平提升的障碍因素。结果 （1）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州等地区的乡村综合发展水平与城市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高的农业省,产业兴旺水平较高,经济发达地区、生态农业省生态宜居。尽管全国乡风文明水平并不高,仅上海、北京为理想状态,但全国乡村治理水平较高,生活富裕水平与城市经济和乡村农业发展水平关联紧密。（2）主要障碍因子分为4类。产业类：农业技术贡献率、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农药化肥施用强度、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生活类：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农村信息化程度、农村恩格尔系数;生态类：农村公共厕所卫生情况、村生活污水处理程度;治理类：农村家庭美德覆盖率、乡村治理参与程度。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经济发达的地区障碍因子主要为产业类与生活类。结论 基于上述结果,各地区各部门在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应定期监测、评估乡村振兴的实施绩效,及时发现乡村振兴的短板,确保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每一步高质有效。     

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机理及协调性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目的 为探究重庆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减贫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方法 文章在分析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机理的基础上,使用洛伦兹曲线和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算33个涉及扶贫开发任务区县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度。结果 （1）经济发展对于农村减贫具有正向带动作用,但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经济发展带动农村减贫的作用逐渐减弱;（2）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一圈两翼”的特征,中心城区及周围区县为经济发展高值区,渝东南武陵山区和渝东北秦巴山区为经济发展低值区,贫困空间分布格局与之相反;（3）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格局,在主城都市区形成了明显的高值区,渝东北和渝东南连片特困地区形成明显的低值区;从时间序列来看,耦合协调状态整体呈现逐级正向跃迁的趋势。结论 基于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协调状态的空间差异性,未来应因地制宜、分区分类精准施策,稳步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国家森林乡村的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实施路径选择及目标落实具有重大意义。方法 文章采用核密度分析、地理集中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Pearson相关系数等方法,对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的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1）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密度差异明显,大致呈现“东西多、南北少”的格局;（2）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呈现以湘东北为集聚核心,向西北、西和南3个方向逐层递减的阶梯状格局。高值集聚（H-H）主要集中在长株潭地区,低值集聚（L-L）主要集中在怀化、湘西、张家界。（3）地形地貌、经济基础、人口密度和交通区位是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国家森林乡村主要分布在平原丘陵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人口稠密地区以及铁路和主要公路的节点处。结论 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空间集聚现象较为显著,其分布主要受到地形地貌、经济基础、人口密度和交通区位的影响。建议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注重提质升级,注重扬长避短,缩小地区差异,加强产业融合,促进国家森林乡村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粮食安全视域下黄河流域农业生态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及驱动机制研究

目的 黄河流域构成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农业经济开发的重点地区,研究其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性,对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促进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方法 文章以黄河流域6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定量分析了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协调度及其驱动机制。结果 2008—2020年黄河流域农业生态系统、农业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均值呈上升变化态势,两者的对比关系由“经济滞后型”演变为“生态滞后型”。耦合协调水平总体随时间增长,由轻度失调转为濒临失调,空间上表现为下游>中游>上游的分布格局。驱动因素的作用强度按农业现代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本底条件、人类活动强度、政策管理决策的次序递减,并共同推动生成了驱动机制。结论 黄河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的耦合协调程度仍有待提升,今后将针对典型地区的具体情况对农业生态经济耦合协调的内在机制、实现路径开展研究。     

云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成因

目的 系统研究云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成因,对丰富和深化乡村地理学及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和量化统计等方法,构建“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相统一的“美丽森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对云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成因进行分析。结果 （1）整体上,云南省国家森林乡村呈现“中部局部集聚,四周小分散”的棋盘式空间分布格局,表现为凝聚态势,显著性较强。（2）区域上,国家森林乡村在六大流域和八大区域上呈现典型的不均衡性状态,西侧澜沧江流域与北侧长江流域分布最较多但密度小,滇西、滇西南数量多于滇西北、滇东北和滇东南。（3）空间密度上,大致形成东西、东北—西南走向的两个高密度带绵延区和四个高密度集聚中心。（4）空间相关上,空间正相关显著,由西侧热点区向东侧冷点区过渡,呈现东西相反的对称格局。（5）影响因素上,“山—水—坝”相间的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格局是社会、经济、文化和自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生态价值地位的提升,地形地貌、河湖水系和气候等自然因素基础性地位更加牢固。结论 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反映了当地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特征,是区域文化在地表的凝结与表达。     

基于村级尺度的重庆荣昌区村庄发展潜能评价与类型划分

目的 村庄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细胞单元,厘清村庄发展潜能,科学划分村庄发展类型,是乡村振兴战略差别化精准施策的基础。方法 文章基于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科学选取评价指标,构建村庄发展潜能评价体系,并以课题组于2018年对重庆市荣昌区133个村庄开展的乡村振兴专项调查研究结果为基础,开展了村庄发展潜能评价和类型划分。结果 （1）受地域人口、土地、产业等综因合素影响,荣昌区村庄发展潜能总体呈现“西北弱、东南强”的空间分异性。村庄空间发展集聚潜能已形成以城区为中心向乡村区域由高值向低值呈圈层逐级递减的区间分布态势;（2）基于乡村振兴村庄发展潜能评价,将研究区案例村庄划分为产居引领、资源提整、极化辐射3种不同的发展类型,并辅以相应的差别化发展策略或路径。结论 契合乡村振兴目标,结合村庄资源禀赋和发展潜能,划分村庄发展类型,差别化实施乡村振兴策略,对科学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可视化的乡村水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目的 水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地区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引导水生态文明建设方向的基础。探索构建适用于乡村的水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为乡村水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基础。方法 文章利用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工具CiteSpace绘制水生态文明研究关键词知识图谱,研究当前水生态文明研究发展进展,建立第一层指标评价框架,同时以评价乡村水生态文明现状和未来水生态文明发展为出发点,通过关键文献指标高频统计和主观补充筛选出适合于乡村实际的具体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线性加权法建立了乡村水生态文明评价模型。结果 建立了以“水生态、水管理、水环境、水文化、水景观、水安全、特色指标”7个维度的第一层指标评价框架,确定了包含22项评价指标的乡村水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9年数据对典型乡村进行了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评价。结论 构建的乡村水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可行有效。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北京市乡村人居环境研究

目的 基于“三生”空间理论建立北京市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对其演变发展趋势进行系统分析,并分别从不同功能区和各区层面,对其人居环境空间格局进行评价,探析北京市乡村人居环境优化策略。方法 文章通过分析“三生”空间系统与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关联性,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以北京市各区为研究单元,并基于GIS10.2平台分析其空间格局。结果 （1）各区域三生空间变化趋势：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等城市功能区的耕地面积所占比重较小,且呈快速下降趋势,生产发展空间在不断缩小;顺义区、大兴区、通州区、房山区等城市拓展区的耕地面积所占比重较大,其中大兴区和顺义区耕地面积有所增加。（2）北京市乡村人居环境评价结果：城市功能区>生态涵养区>功能拓展区。其中生产发展空间的高值区集中在生态涵养区;社会保障空间则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城市功能区对其具有明显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生态环境空间的高值区则集中在自然景观资源丰富的生态涵养区。结论 2011—2021年北京乡村人居环境容量先表现为逐步变大的趋势,后表现为乡村人居环境容量下降趋势。生产和生态空间以生态涵养区为主,生活空间中距离城市功能区较近的区域,依靠其优越的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使得其社会保障空间明显高于远离功能区的区域。     

河北省乡村振兴水平评价及空间差异研究

目的 对2010—2020年河北省及其各区域乡村振兴水平进行测度,并针对区域差异展开解析,以期为该区域农业绿色发展提供科学参考。方法 文章构建河北省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基于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权法、均权法、加权综合评价指数法对河北省及其区域乡村振兴水平进行测度,同时选取变异系数和锡尔指数对区域差异进行测度和分解。结果 （1）河北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子系统均呈现稳步逐年上升趋势,其中,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两子系统水平偏低,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水平相对较高,变化趋势以生态宜居增长最快,生活富裕增长缓慢,产业兴旺波动性较大。（2）河北省各区域乡村振兴水平和变化趋势差异较大。邯郸和唐山发展水平最高,沧州和承德相对较低,邯郸、保定、石家庄、张家口和承德5市水平提升较快,衡水变化最小,其他地区提升速度相对缓慢。（3）冀东、冀南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区域差异性较小,冀中、冀北区域差异相对较大,冀北和四大区域间差异是造成全省差异性的主要原因。结论 河北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整体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但增幅有限;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水平差距大,中心城市规模小,乡村之间、地区之间要素流动的成本高,难以对乡村造成有效辐射,农业产业基础薄弱,公共服务设施不足等诸多乡村振兴的短板依然存在。未来应继续加强推进缩小区域间差异,尤其是冀北和冀中地区内部乡村振兴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