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进入如何影响非正规与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收入差距

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两期的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非正规与正规就业者小时工资与年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小时工资；相比正规就业者，外资进入对非正规就业者小时工资的提升作用整体较小；在融资约束强、创业活力低的地区，二者的小时工资差距受外资进入的影响程度更大。机制分析发现，外资进入降低了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和概率，但对非正规就业者的年劳动时间提升作用更大。在外资进入对小时工资和年劳动时间的综合影响下，外资进入对二者年收入的促进作用较为一致。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的非农就业机制研究

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工作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非农就业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是助力农民参与非农就业的关键。基于此,利用第四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Tobit模型和多元回归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非农就业的比例,从而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     

普惠金融与就业增加: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

在就业总量性矛盾得到缓解、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基于2005-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普通面板及空间面板模型实证考察普惠金融对就业的影响效应，研究显示：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第一及第三产业就业水平的增加，承接第二产业的结构性、摩擦性失业人员，进而促进总体就业水平的提升。地区之间普惠金融发展的协调性不足，周边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对就业具有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沿海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对总体就业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但地区之间更加协调；内陆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对三次产业就业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地区之间协调性不足。普惠金融发展对生产性及生活性服务业就业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呈现出负向溢出效应。     

初始就业状态、工作转换与农民工就业质量变动

有研究认为,工作转换是农民工群体为了提高其就业质量（工资水平）进行的主动选择,而现实中工作转换是否能够有效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有待深入考察。利用RUMIC2008—2010面板数据,在区分受雇就业和自营就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工作转换前的就业状态,考察工作转换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变动的影响,分析表明：工作转换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变动的影响与其转换前的就业状态有关,转换前就业质量越高,转换后就业质量提升空间越有限,工作转换对原本处于低质量就业状态的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有更大的提升作用;参加养老了保险以及有固定或长期劳动合同的受雇就业者在工作转换中处于不利地位,相对于未转换者,工作转换反而使其就业质量变差。     

桥梁还是陷阱：非标准就业的转换结果研究

伴随劳动力市场特别是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非标准就业的规模愈发壮大，影响愈发显著。与此同时，非标准就业的本质特征也决定了其诸多劣势仍然存在。非标准就业对于劳动者就业发展产生的影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通过劳动调查数据并结合报告数据，以转换作为主要指标，对于我国非标准就业在劳动者职业生涯中扮演"桥梁"或者"陷阱"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就影响因素以及结果改变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劳动者通过非标准就业实现了向标准就业转换的比例仅有5%左右，应该说，我国非标准就业在劳动者职业生涯中扮演的作用更符合"陷阱说"。但同时，传统非标准就业向新就业形态的转换会有效增加劳动者工资，故新就业形态提供了非标准就业内部转换的"第三条发展道路"。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实现益贫式增长?——基于中国流动劳动力的微观视角

解决相对贫困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相对贫困的关系有助于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红利。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相对贫困流动劳动力群体,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劳动力相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实现流动劳动力的相对益贫式增长,其核心机制是带动非农劳动密集型就业,也呈现出制造业收入提高及服务业就业扩大的行业差异。在“宽带中国”与城乡融合试点城市中,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分配改善效应更强,其对受教育程度高的农业与服务业中的年轻流动劳动力增收效应更明显。建议强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与非农产业深度融合,建立非农劳动力就业促进机制,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效能。     

数字经济、个体能力与农民工工资差异——基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多层模型分析

数字经济的技术偏向使其红利产生群体偏向,从而通过个体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差异化影响形成并作用于群体的工资差异。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视角,采用2018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农民工为样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正规就业农民工比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及个体能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加上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及就业歧视,导致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较高;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增强不仅能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而且能强化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工资增长效应,进而会扩大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异,其中存在“数字经济发展—非认知能力差异扩大—工资差异扩大”的传导路径,但认知能力差异的中介效应不显著。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也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和个体能力差异都是两类农民工工资差异的来源。因此,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要更加关注数字红利边缘群体的发展,积极帮助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并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弱化和消除就业歧视。     

城镇低保中错保群体的劳动供给行为

从参与就业、工作时长、小时工资和月工资分析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对劳动力就业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错保家庭劳动力与非低保家庭劳动力之间在就业参与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错保家庭劳动力的月工资、月工作时长和小时工资都显著低于非低保家庭劳动力的水平,这体现出低保对错保家庭的劳动力具有显著的劳动力供给负向激励。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错保家庭劳动力和非低保家庭劳动力在月工资、小时工资上的差异主要由结构特征决定,个体特征效应的作用低于50%。基于此,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体系在救助目的、配套福利政策以及审核违约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应对相应的就业激励政策进行研究,以促进低保家庭的劳动供给。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高各类群体的金融可得性,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呈现出西中东部作用效果逐渐升高的地区差异,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技术创新、消费增长、减贫增收等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失业大学生就业及再就业状况与对策

在北京市某城区失业大学生群体调查数据基础上,分析了北京市某城区失业大学生实现就业者与未实现就业者的情况,发现大学生失业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来自于自身,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政府的政策支持未到位,就业扶持效果不明显。由此提出了有效解决失业大学生群体实现就业的对策,包括大力支持发展民营企业;对基层的促进就业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审视;加强岗位信息发布工作,此外还应有一套完善的补漏措施对失业大学生群体进行社会关怀等。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我国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流通业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金融支持角度出发,系统梳理传统金融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及计算机信息技术加持下而形成的数字普惠金融对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国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来实证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流通业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影响程度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影响程度最大、中部地区位居其后、西部地区影响最小;从影响路径上看,数字普惠金融不仅直接促进流通业发展,而且能够提高流通业领域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增加其收入水平,进而通过收入水平刺激消费,间接促进流通业发展。研究发现为中国更好地通过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流通业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数字素养能缓解女性过度教育吗——基于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三期数据(CFPS2016、CFPS2018、CFPS2020),采用计量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素养对女性过度教育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素养与女性过度教育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即数字素养水平的提高能有效缓解女性过度教育问题,从而促进女性就业质量提升;数字素养提高可通过纠正就业地空间错位、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弱化女性生物钟干扰三条路径优化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工作职位不匹配的问题;数字素养对女性过度教育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乡异质性、年龄异质性和性别观念异质性。     

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性别差异

非正规就业逐渐成为重要的新型就业方式,其就业满意度是评价劳动力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基于CFPS 2016年数据,结合理论分析,利用probit回归等计量方法,从性别差异角度探讨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异质性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非正规就业显著影响劳动者就业满意度,非正规就业的满意度“挤出效应”明显;第二,非正规就业降低了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且存在性别差异,非正规就业更加降低了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满意度,这种效应比男性劳动力高出385%;第三,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满意度“惩罚效应”最明显,其就业质量值得持续关注;第四,工作指标、人力资本禀赋对就业满意度亦产生了一定影响。劳动力市场发育和转型促成的非正规就业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值得进一步关注。     

论就业质量与就业的职业化

对于当前中国的就业市场来说，不应该是单纯地追求扩大就业规模，而是到了努力强化和提高就业质量的时候了。中国经济发展正在从外延的、粗放的发展模式向内涵的、集约的发展模式转变，那么中国的就业必然要从以往的单纯数量扩张型转向数量与质量并重的发展模式。何谓就业质量？一般被认为，稳定的职业、体面的收入、安全的工作、充分的社会保障、和谐的劳动关系等就是高质量的就业，也即是劳动者所期待的就业。美好的东西当然是令人期待的，追求这种高质量的就业应该是整个社会的目标。然而，上述标准只是就业质量的一个方面，它还有另一方面的要求和标准，这就是：从业者的专业化知识与技能、职业道德与职业精神、职业责任与职业要求、职业规范与职业行为方式等等，以及与职业化水平相适应的职业效率和职业产出。这才是真正全面的高质量就业，这种高质量就业也就是职业化的就业。让每一个就业者有个稳定的职业，成为职业化的劳动者，提高整个就业市场的职业化水平，才是我国提高就业质量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根本之路。     

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减贫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作用机理,基于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两阶段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与作用机理.结果 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减缓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2)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区域...     

大兴安岭南麓连片特困区农民金融能力分析报告

2016年1月,由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发起、VISA公司独家赞助、以推动项目区普惠金融发展为宗旨的"中国普惠金融教育'金惠工程'国际示范区"项目,在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以下简称片区)开始建设.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受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委托,于2016年6月和2017年6月分别赴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18个国家级贫困县和1个省级贫困县开展基线调研.项目组基于普惠金融需求端视角,调研片区农民在融资管理、数字账户与支付、家庭日常金融管理与决策、金融教育方面金融能力的现状,并针对调研发现的具体问题,提出片区农民提升金融能力,发展普惠金融的具体对策.     

金融科技对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基于世界银行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世界银行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的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线性概率模型考察了金融科技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概率.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减缓了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促使制造业企业嵌入...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研究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户籍区别强化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则有利于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进而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然而,农业转移人口户籍变更的就业提升效应还有待深入研究。本文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实现了“农村人—城里人”的身份转变,有利于提高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进而促进就业质量提升,但短期内还不能完全消除原有户籍对其就业的不利影响。因此,经历了户籍变更（在城市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未进行户籍变更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民工”群体）,但与城市本地居民（“本地市民”群体）仍有一定差距。同时,“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差异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户籍变更,还是劳动能力禀赋存在显著差异的结果;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因而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比“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有更高的就业质量。采用2013、2015、2017年的 CGSS数据,比较不同群体的就业分布,并采用多元Logit模型分析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结果显示：“农转非”群体从事白领工作、进入公有制单位、获得无期限劳动合同的概率以及各类工作的时薪均明显高于“农民工”群体,这种就业质量的改善是“农转非”群体具有较高的劳动能力禀赋和户籍变更共同作用的结果;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积累均具有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因此,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将“农转非”“农民工”“本地市民”3类群体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并将“农转非”群体划分为“选择性农转非”群体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比较分析各类群体的就业质量;同时,通过“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的显著差异考察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并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会提高其就业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落户城市的户籍变更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提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进一步改善就业还必须持续提高劳动能力禀赋。因此,应积极推动和激励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并不断提高“农民工”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数字经济对中国"稳就业"目标的冲击及纾困举措

数字经济的到来引发了社会新一轮就业结构的改变.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就业产生的影响取决于数字产业化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与产业数字化造成的就业破坏效应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为实现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国的"稳就业、保民生"目标,本文对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的就业结构特征进行了梳理,围绕数字经济"四化"战略分析中国面临的就业挑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驱动数字产业升级,加速生态产业链形成;建立全民数字经济就业培训体系,推动数字领域人才后备力量储备;推进智慧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就业机会均等化;加强数字经济行业准入监管,保障就业群体权益;充分发挥制度引领作用,激活数字经济创新创业动能;以数字化助力"双循环",加快数字"一带一路"建设等,以期实现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高质量就业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距:推波助澜还是雪中送炭?——基于CFPS与行业匹配数据的分析

将服务业细分行业的数字化水平数据匹配至中国家庭跟踪调查项目的 个人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与异质性冲击.研究发现:数字化技术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并且现阶段我国数字化技术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还未完全度过拐点.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距的非线性关系在男性劳动力中更加凸显,在女性劳动力中并不明显;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倒U型"影响更加偏好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中暂未显现;相对于国有企业以及外商、港澳台商,数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倒U型"关系在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中更加凸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主要通过就业效应对服务业工资差距产生"倒U型"影响.研究结论有利于预判数字经济时代下收入分配的变化,实现"十四五"时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推动共同富裕.